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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变动的一般理论

更新时间:2017-08-05 22:03:45
作者: 曹树基  
土地或其他财产将返还到其原始所有者手中。[16]本文对于黄宗智与孔迈隆给出的定义存有疑义,即一旦出典,转让的其实不仅仅是“使用权”。关于出典究竟转让掉何种权利,下文将作细致的讨论。

   与杨国祯的研究相比,黄宗智对于土地出典中的找贴,亦即由典卖权改为绝卖权时所支付的款项;合法回赎的时间限制;买卖典权;以及典与抵押(即借贷中以土地为担保抵押)惯习之间的混淆,都有相当细致的叙述与讨论。孔迈隆的研究重点则在晚清高度商品化的台湾的土地典当价格及土地回赎时间。下文中我们将择其重要者进行讨论。

   在关于“田面权”的讨论中,黄宗智的解释与前人完全不同,在区分了“田底”与“田面”这两层权力的分化后,他说:

   田面所有者像任何土地所有者一样拥有对土地的同样权利;他耕种其地的权利不允挑战;如果他欠田底主地租,他可能被迫通过出售他的田面或其他财产来偿付,但不可能像佃农一样被从土地上撵走,他可以把地租给别人而毋须与田底主商量。[17]

   既便欠租,也不可以撤佃。田面主不是佃农,不可能被田底主从土地上赶走,这是因为,田面主拥有一个从完整的土地所有权所分化出来的部分土地所有权——“田面权”。关于这一点,虽然上引杨国祯先生已有论述,但他对田面主权利的表达不如黄宗智这么清晰。在理论的意义上,仁井田陞所说“片面的支配权”与藤井宏称“分割所有权”均包含同样的意思。

   进一步,黄宗智表达“田面权”与“永佃权”的区别是“无契约的事实上的永佃权与有契约的完全的田面所有权”。永佃权人也不可能被地主随意赶走,在这点上,他们类似于田面主,但是他们没有拥有田面权的契约,因此他们无法出售或转租其田面。所以,黄宗智认为,在永佃权与田面所有权两极之间“是一个没有明确边界的连续统一体”。

   由上文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传统地权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其一,保留赎回权的土地转让—典—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土地制度。其二,所有权可以分割,“田面权”是土地所有权的一部分,与“田底权”构成完整的土地所有权。

   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欧中坦除了区别早期近代中国和欧洲产权与政治的关系之外,还区分了经济意义上的产权和法律意义上的产权。他认为,作为经济权利的产权,涉及的是日常经济行为中权利人对特定权利关系的享有;作为法律权利的产权,涉及的是国家(state)对特定权利关系的承认。[18]欧中坦侧重从契约来看中国的产权是否“完整”,而本文是从契约来看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因此,对于欧中坦文,本文不予更多的讨论。

  

三、永佃与田面、押租与典卖之关系

  

   解决了“典”和“田面权”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传统时代中国土地产权转让中所有概念问题。有两组相关概念需要认真探讨,那就是永佃权与田面权的关系,以及押租与典卖的关系问题。

   1、“永佃权”与“田面权”

   “永佃权”是一个现代法律概念与术语,传统时代的中国并不存在这一概念,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不存在永佃的权利与永佃的事实。

   顾名思义,所谓“永佃权”即是永久的租佃权。关于“永佃权”与“田面权”的关系,杨国祯认为,既便出现永佃权,地主一般也不允许佃农将佃耕的土地自由转让,但是由于 “私相授受”日益成为事实,迫使地主从默认到公开接受。杨说:

   一旦永佃权的自由转让成为一种“乡规”、“俗例”,它就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这时,佃农就从拥有对土地的永久使用权,上升为拥有对土地的部分所有权。这样,原来田主的土地所有权便分割为田底权和田面权,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一田两主”乃至一田数主的形态。[19]

   这一论述固然不假,但是,如何确定“永佃权”的转让就成为一个问题。在同一著作的同一节中,杨国祯以明代万历二十年闽北的“赔契”与万历十四年徽州的“典契”为例,说明“永佃”至“田面”的转化。在闽北之例中,李芳春有晚田一段,供纳吴衙员米若干,今因急用,将此田转让给本里陈应龙,得钱若干,议定三年后备办原价取赎。很显然,吴衙员拥有此段田之田底,李芳春拥有田面,李芳春将自己拥有之面田,转移给了陈应龙,且保留回赎田面权之权利。由于此“田系芳椿承父分定之业”——按照黄宗智的说法,已是“有契约的完全的田面所有权”,因此,本案说明的是“田面权”的存在,而不说明“永佃”至“田面”的转化。徽州之例与此同,不重复。

   杨国祯著作中引嘉靖《龙岩县志》卷上第二《民物民·土田》的记载,说明“粪土田”的性质。

   粪土,即粪其田之人也。佃丁出银币于田主,质其田以耕。田有高下,则质有厚薄,负租则没其质。沿习既久,私相授受,有代耕其田者,输租之外,又出税于质田者,谓之小租。

   为了阅读以及后文讨论的方便,试将此段文字翻译如下:

   粪土,其实就是耕种粪土田的佃农。佃农交押金给田主后耕其田。田有高下之分,交的钱也就有多少之别。如果欠租,就从其押金中扣除。这个习俗相沿已久,佃农之间彼此将田私相转让,出现代佃农耕田者。代耕者不仅向田主交租,还向佃农交租,向佃农交的租名为小租。

   这个例子确实说明,佃农通过交纳押金获得永佃权;又因改良土壤获得田面权;又因通过转让佃权而实现田面权。

   在这一个案中,田主是否可以因佃农欠租而改佃?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佃农通过改良土壤而获得了拥有田地增值部分的权利,这就是本案中田面权的由来。如果不将佃耕权转让给“代耕其田者”,田主与佃农之间并不需要订立契约来保证佃农的新增权利。改良土壤让佃农获得了额外的收入,对于佃农来讲,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在本案中,“田面权”并不是完全是契约规定的,它是一个实现的过程。据此,黄宗智所称“无契约的事实上的永佃权与有契约的完全的田面所有权”断不可以作绝对化的理解。

   由于交纳押金,所以,田主不得随意抽佃。这一租佃制度,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将其称为“相对的永佃权” [20]由于用词的差异,这里的“永佃权”实际上是“田面权”的误写。早在民国时期,冯和法就反对将交纳“顶首”暨“押金”的土地称为“永佃田”亦暨“田面田”。他以海盐县为例,说明“顶首”是承种租田时,佃农预押给地主的一种押款,其数额远较一般押金为大。缴纳“顶首”之后,如果佃户不拖欠田租,地主不得无故随意退佃,而佃户方面如将承种田地转佃他人,则新佃户须向原佃户付偿“顶首”价。由于“顶首”数额大,“往往容易被人误会当作田面价”。[21]也就是说,交纳了大额押金暨“顶首”的永佃权利是可以转让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与黄宗智所称“有契约的完全的田面所有权”有什么区别呢?

   本书第四章证明,那些在久远的年代里通过垦荒取得的田面权,在长期使用中习惯形成的田面权,以及农民出卖田底而保留的田面权,与先辈的血汗和家族的血缘联系在一起,具有某种“公认”的“天然”的性质。浙东地区的“绍田”即是此种,其特征之一是“其缴租额,恒较(普)一般佃田之租额为低,佃农即不依额缴租,业主亦无法撤佃”[22]。为此,冯和法将此种田制称为“公认的永佃权”亦即“田面权”。这样一来,在黄宗智认为的“在永佃权与田面所有权两极之间”就出现了一个中间节点——“相对的田面权”:

   永佃权——相对的田面权——田面权

   “永佃权”指的是佃农获得的土地的永久耕种权;“永佃权”不可转让;在理论上,如果欠租,可以撤佃。“相对的田面权”是从华东军政委员会“相对的永佃权”转化而来的。“田面”可以转让,其转让形式除了“转顶”外,还应包括“绝卖”与“活卖”、抵押与继承等。只是因地租较高,转佃收取小租相当困难。虽然理论上可能因欠租而夺佃,不过,撤租之困难使得其与一般的“永佃”有所区别。“田面权”也可以表达为“公认的田面权”,“田面权”人拥有田面的继承、出租、转让、抵押、出典等一系列权利。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时代,实际生活中并无“永佃田”的称呼,一般意义上的“永佃田”其实包含在“相对的田面田”之中。[23]

   可以转佃的“公认的田面田”之租额——大租——必须大大低于普通租额,才可能转佃而获取“小租”。因此,租额之多少也就成为我们判断“田面田”性质的标志之一。本书第六章藉此判断苏南地区“田面”的性质,并据此对苏南地区的土地改革作出全新的判断。[24]这也就是说,不用“永佃权-田面权”而用“两种田面权”的理论框架,可以更好地认识江南的地权结构,并对土地改革的过程与性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2、“押租”与“典卖”

   回到上一案例中来,我们继续追问,如果转让的不是粪土田,也不是一般的“质”田,而是交了大额押金亦暨冯和法所称“顶首”的永佃田,那该如何认识这种地权的性质呢?在上引资料中,冯和法称,由于“顶首”数额大,“往往容易被人误会当作田面价”。如果“顶首”的数额真的大到与田面价相等,那这“顶首”还仅仅是“顶首”吗?

   以成都平原为例,当地既不存在江南的“田底”与“田面”,也不存在浙南以及福建的“活卖”与“绝卖”。然而,不存在这些名词,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同样的制度。如果佃农所交押金增加并接近“地价”,在成都平原就成为“大押佃”或“大佃”;在川东地区则称为“干押租”,即“佃户一次出金若干给地主,地主仰此资本生息不另取地租,资本到佃户不种时仍退还”[25]。很显然,“大押佃”的性质不再是“土地租赁的信用保证金”,而是“典价”,亦即一种绝对的“田面”价了。民国学者陈太先说:“大佃直是一种变相的典当,所谓押租便是按市场利率计算的典当本金。” [26]简单一句,就将其性质说得清清楚楚。1950年8月,中共川东区委对于“典租制”的解释为:“俗称‘当’,如明佃暗当,半佃半当等”。[27]虽然不准确,但可以理解为可以原价赎回的卖地行为。

   有意思的是,陈太先没有计算所谓“市场利率”究竟为多少,我们计算的结果是30%左右。[28]乡村借贷中20%-30%的年利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超经济的残酷剥削”。如此,佃农与高利贷者身份合而为一。地主与佃农,债务人与债权人,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就成为一个问题。这样一来,关于“押租”的性质,我们就有了全新的认识。

   四川的个案并不是区域性,民国年间的经济学家陈正漠说:

   因为各生产部门中的资金都要算利息,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金当然也要算利息。我的家乡——湖北枣阳县的习惯,是押租金多,租额、租率都少;押租金少,租额、租率都大;押租金的大小与地租的多少成反比例。据我的调查,其他各地也多如此,例如四川双流县十亩水田,佃户每年应纳十八石谷为租,如果押租金一百四十元,则缴给地主的租谷要减至十四石谷;因为一百四十元的息金,每年合四石谷。[29]

   按照同时代成都平原每石米价10.5元计,140元的息金为42元,利率30%。在押金的利率不变的情况下,押金多则租额低,押金少则租额高。我们相信,这在全国都是一种普遍状况,以租额来调节押金,市场化的押金利率遂被掩盖了起来。

从理论上讲,就某块田地而言,当押金一直上涨,地租额也就一直减少,当押金涨至田面价的全部——可以将此称为“绝对的押租”——地租为零。至此,押租制与土地典卖完全接轨。换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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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国史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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