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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

更新时间:2017-08-05 21:53:10
作者: 秦亚青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秩序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关于世界秩序的新作《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不仅美国霸权业已终结,而且美国世界秩序或曰“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也走向终结。阿查亚的观点发人深省,涉及世界秩序的一些关键要素。最近,世界有的国家出现的民粹主义思潮和“黑天鹅”事件再次把世界会走向何方、世界秩序会出现什么变化等重大问题推向国际关系话语的风口浪尖。本文希望就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现象以及未来世界秩序走向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同时指出,多边制度秩序依然是迄今为止最合理的秩序形态,一种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多边制度秩序也更有可能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秩序。

  

一、冷战后的世界秩序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开始呈现一种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更多地显现出一种可以称为霸权制度的秩序。所谓霸权制度秩序,就是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多边制度秩序,或者说一种以美国为主导、以主权为基准、以国际规则为机制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

   这一秩序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国际体系形成以美国为超级大国的一超多强结构。当时,苏联及苏联集团解体,欧洲刚刚走出冷战阴霾,新兴大国在实力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地位与其他体系主要国家均有明显差距,一超多强构成了正金字塔型的体系特征。第二,经济全球化与开放经济体系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态势。冷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东西方两大经济集团对峙的结束,世界经济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的重要标志,主要经济体之间高度相互依存,并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经济生境之中,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有利条件,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基本战略,这些经济体的实践活动支持了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经济体系的深入发展。第三,以多边主义为理想秩序原则的国际理念结构逐步形成。冷战结束之后,强调硬实力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式微,新自由制度主义迅速崛起,成为国际秩序的一种主流甚至是主导观点。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在理论上论证了制度秩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包括规则、机制和决策程序在内的国际制度可以高度独立地运行;一些主要智库和知识精英的战略报告也都将多边制度视为冷战后世界秩序的主导要素,制度性权力被视为重要的权力资源。第四,建立以应对全球性问题为支点的国际合作平台。随着全球化大潮的到来,全球性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这些跨越国家边界的问题,比如世界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流行病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解决的。所以,有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跨国威胁时代,强调跨国威胁自然淡化了国家之间的传统安全威胁。正因为如此,应对全球性问题成为国家和国际行为体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

   这些特点表明,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有着明显的美国主导成分,将其称为霸权制度秩序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将冷战后秩序等同于“美国世界秩序”或者“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则失之偏颇。经济全球化和应对全球性问题导致的威胁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领导的,自由主义也并非得到普遍的接受。冷战后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一个重要条件是国际社会的秩序共识。首先是多边主义共识。多边主义反映了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重要精神,是联合国理念和实践的根本,这是二战后国际社会开始形成的一种共识,在冷战后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其次是国际合作共识。主要国际力量表现出总体相向而行的合作态势。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大国和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成世界的两大力量。一方面,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虽然意识到可能来自新兴大国的挑战,尤其是中国的挑战,并对此戒心很重,但同时又对美国主导国际制度充满信心,认为这种制度可以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纳入其中,因此国际体系不会出现颠覆性革命;另一方面,新兴大国承认美国一超地位,认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认为全球化可以普惠各国,支持解决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最后是制度治理共识。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威胁。如何处理这些全球性问题,战争不是选项,利益冲突需要在国际制度条件下加以协调和化解,全球治理需要基于公正有效的多边制度。国际制度不仅被认为是某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所供给的公共产品,更是各国发展与合作的共同需求,这是冷战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高度共识。

   在涉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上,国际社会以及主要国家形成了以上的重要共识。正是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世界见证了基本的体系性稳定、包括欧盟和东盟在内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社会对美国的霸权不满,但对多边制度治理的原则却形成了高度的认同。没有这些共识,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就无法形成,更不会得以维持。当然,还应该看到,如果说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制度秩序,这一说法天然地包含了一种内在张力,因为霸权的单极内涵与多边主义原则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多边制度秩序本身就包含了对霸权秩序或是单极世界的否定,多边制度的发展势必弱化霸权的主导和统治。

  

二、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不断深入和扩展,整体上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福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也是在全球化这一重大进程中得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全球化,也就没有今天的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但不可忽视的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权力分布失调、经济发展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灵。

   (一)权力分布失调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权力分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主要一点是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同时,美国的相对权力地位下降。美国经历了两次中东战争,遭受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政策上出现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竞争的态势,有的时候甚至表现得十分明显。小布什时期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就是一次在没有联合国授权、没有国际社会主要成员支持下的典型单边主义行动。虽然这些发展没有根本改变一超多强的基本态势,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多强权力消长明显,中国在新兴大国中发展最为迅速,以至于有观点认为现在的世界应该是“中美两国集团(G2)”时代。权力消长的动态趋势是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事实,但20多年多边制度主义秩序主导时期,并没有解决好动态权力分布过程中的变化问题,没有使权力、义务、利益三个方面实现均衡发展。结果是制度权力分布与国家综合实力分布出现明显落差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性权力明显不足,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二)经济发展失衡

   全球化给世界整体带来福祉提升,但也导致经济发展和福利分配失衡。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国际贸易、收入分配等各方面都出现明显的不平衡现象。当年依附理论所提出的世界经济结构性不公平现象重新成为重要话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更为彰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没有根本性改善,世界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甚远,国际劳动分工也没有摆脱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宿命。另外,在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也十分明显,并且很容易把这种现象转嫁到开放国际经济体系上面。比如,发达国家民众抱怨发展中国家夺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难民问题甚至成为英国退欧和一些欧洲主要国家反全球化的导火索。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对贫富不均的强烈不满。社会精英对经济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应然思考和草根阶层的实际感觉相去甚远,分配不平衡导致的心理不平衡随之而生,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明显。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都有这类情景,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中一个重要的动荡根源,也是现行的国际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全球治理失灵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问题和跨国威胁凸显多发,全球治理因此也被视为应对全球化问题的必然途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战争明显减少,发展明显加快,但在跨国性威胁方面,全球治理低效乏力,并没有出现新自由制度主义所预言的那种互惠性制度合作。2007—2008年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伤及全球主要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体系。人们意识到西方主要经济体组成的国际制度七国集团(G7)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性金融问题,于是二十国集团(GG20)在危机中应运而生,对于缓解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G20有比较充分的代表性,新兴发展中大国和重要地区性组织通过G20平台开始进入世界金融和经济治理的中心。但在危机高峰过去之后,G20没有发挥出预期的作用,在重大问题上难以做出有效决策,直到G20杭州峰会才对包括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应对方案。全球重大问题,从恐怖主义到气候变化,从国际贸易壁垒到金融危机风险,没有一个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有效解决,有些方面甚至越发严重,出现惊人的治理赤字。这使不少人对多边制度丧失信心,也成为回归单边主义和权力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可能条件。

  

三、逆全球化的反动

  

   虽然反全球化的声音一直存在,但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日趋严重,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日益成为一种运动式的浪潮,并且明显表现在重要理念、战略和政策层面。英国退欧和特朗普当选可以说是标志性事件,欧洲主要国家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左右翼极端思潮也反映出这一浪潮的重要影响。原来的全球化引领国家开始出现重大的逆全球化风潮,而且其中一些内容已经成为政策现实。总体而言,世界看到了民粹现实主义兴起。

   民粹主义强调本族最重要,现实主义认为实力最重要。民粹现实主义集中了两种思想的极端成分,强调民族国家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实力至上,并且成为一些大国的重要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一再宣称“美国第一”的信念,并得到许多选民的支持。民粹现实主义在国际政治领域表现为三个方面的回潮:权力政治回潮、国家中心主义回潮和极端民族主义回潮。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跨国威胁和全球性问题受到高度关注,现实主义(尤其是强现实主义)处于低潮,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强势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权力政治回潮表现为对物质性实力高度崇拜。权力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的核心概念之一,也从来没有从国际关系研究中消退。传统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权力概念更多的是硬权力,是物质性权力,其核心是军事实力。权力的根本定义是“迫使别人做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人们更多的是依照国际政治的演进,思考权力性质的变化和权力概念的拓展,并开始考虑权力的不同性质。比如,软权力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概念,巧权力成为国际战略领域的重要思想。对权力研究的拓展和对权力概念的再诠释,无论是软权力还是巧权力,都是针对强权力和裸权力,针对物质性、强制性、暴力性权力而言的。人们甚至开始讨论国际政治领域的“善”权力和“恶”权力:前者是把他者作为手段的权力,后者是把他者作为目的的权力;前者是强制剥夺他者正当权益的权力,后者是赋予他者积极权益的权力。这些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有对时代特征和权力本身的思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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