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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儒林外史》试论

——纪念吴敬梓逝世二〇〇周年

更新时间:2017-08-03 21:29:36
作者: 程千帆  

(一)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在1701年(清圣祖玄晔康熙四十年)生于安徽省全椒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从清朝建立,这个家庭的科名就很盛。他的曾祖吴国对是1658年(清世祖福临顺治十五年)的探花,他的伯祖(或叔祖)吴舄是1691年(康熙三十年)的榜眼,其余中进士、举人的还有很多。所以吴敬梓很爱夸耀自己的从清初以来蒸蒸日上的家世。在《移家赋》中,他写道:“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

   但是,从他的伯父吴霖起死了以后,由于他的父亲吴旦立志要做清官,还加上一些旁的原因,这个家庭就逐渐贫穷下来。《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这个人物,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形象塑造的,因而书中高老先生斥责杜少卿的父亲的一番话,也正可以说明吴旦的为人和丢官的原因:

   到他父亲,还有本事中个进士,做一任太守,巳经是个呆子了!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他竟拿着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棹了!

   (第三十四回)

   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基本上是以官为业的。不做官,固然就会减少甚至于没有了收入,做官而要做清官,就更非“赔本”不可。再加上“兄弟参商,宗族垢谇”(《移家赋》),家庭大闹纠纷,所以在吴敬梓出生的时候,他那个自以为曾经有过“光荣”历史的家庭,已经走着下坡路了。

   清兵从1644年入关,占领北京,引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的、普遍的反抗。军事斗争历时二卜年之久。由于想瓦解汉族人民的斗争意志,统治者除了进行军事镇ffi和政治控制之外,还笼络了仇视当时以李自成和张献忠为首的农民革命军的汉族大地主阶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于其余的汉族士大夫,则施展了极端卑劣残酷的、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毒计。它一面发展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并旦为了收买人心,屡次严惩科场舞弊人员和诏举博学鸿儒,而同时又大兴文字之狱,来摧残汉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尊心。这样,就使得轰轰烈烈的民族斗争,不得不逐渐地由地面转入地下,由汹涌的巨浪变成奔腾的暗流。

   吴敬梓的出生,正是在清兵入关半个世纪以后,也就是汉族人民的反清运动转入低潮,满族统治者的统治由动摇变成稳固的时期。他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又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又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发达起来的,因而他也就不可能不是一个科举中的人物。在二十岁(1720)的时候,他考取了秀才。但此后在考场中,却并不得意,没有能够一帆风顺地继续考取更高的举人、进士。直到三十六岁(1736),安徽巡抚赵国麟才正式荐举他进京去应博学鸿辞的考试。可是不幸,(从另外一方面说是非常幸运)临时又病了,没有去成。在这一年除夕,他还作诗《述怀》说:“相如封禅书,仲舒天人策。夫何采薪忧,遽为连茹阨!人生不得意,万事皆怨怨,有如在网罗,无由振羽翮。”在今天看来,我们的作家正是因为没有更深地陷入满族统治者的网罗,才能永远在祖国的文坛上“振羽翮”,然而,这却不是吴敬梓当时所能知道和理解的。

   作为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吴敬梓和当时本阶级的其他人物一样,希望猎取功名,希望做官。这是他的思想行为的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吴敬梓却又是一个为他自己的阶级所憎恶的“不肖子弟”,他和他所出身的阶级,无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都显示着一定程度的距离,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做法上,甚至于还是敌对的。这仍然可以用《儒林外史》中高老先生骂杜少卿的话来说明: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曰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象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遒:“不可学天长杜仪!”

   (第三十四回)

   高老先生这些意见,代表着当时一般“正人君子”对吴敬梓的看法,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吴敬梓将这段话写入自己的创作里,却并不是引以自咎,而是引以自豪。这种自豪,显示着作家对于本阶级在思想感情上的某种程度上的分裂,也正是生活教育了作家的具体结果。

   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吴敬梓青年时代很热中于功名富贵,出身于一个官僚门第,吴敬梓青年时代也很沉溺于放诞风流,他理想的人生在最初也应当不外乎是功名富贵和放诞风流的统一。但是,他在三十岁以前,由于放诞的生活,挥霍了祖先留下的遗产,三十六岁以后,又由于功名的蹭蹬,断绝了自己进取的念头。这样,就使得他自己不再有可能成为本阶级中合于标准的成员,而只能成为为本阶级中人所冷嘲热讽的、所不齿的浪子。他在长期贫困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使他更清醒地透视了现实的人生,也就使得他更愤慨地攻击着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黑暗面。

   这就是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同吋,必须指出,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所具有的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某些优良品质对他的影响,他的在长时期中积累起来的文学修养,古典文学中长篇小说大师们提供的卓越范例,特别是明末清初-些具有先进思想的学者的学说等等,都是他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他创作这部小说都有着巨大的帮助,也是很明显的。

   《儒林外史》的创作年代,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来确定它。不过据程晋芳《春帆集》中的《怀人诗》,其中怀吴敬梓的一首,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竞以稗说传!”等句,而《春帆集》载有这一组诗的一卷,是1748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十三年)至1750年(乾隆十五年)2月之间写的,可见在1750年以前,即吴敬梓五十岁以前,《儒林外史》已经写成,或至少大体写成,在社会上流传了。这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尽管也体现了显著的、为作家本身所无力克服的矛盾,但就其所可能达到的程度来说•应当认为是成熟了的,因而假定它是草创于1740年以后,即作家四十岁以后•是比较妥当的。

   1754年(乾隆十九年)10月,吴敬梓死在扬州。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至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之间,在扬州出现了《儒林外史》的第一个刻本。

   吴敬梓,以自己杰出的劳作,光荣地参加了祖国古典文学的行列。

  

(二)

  

   《儒林外史》,如书名所示,是以描写“儒林”即封建社会读书人的生活为其主要内容的。在占典长篇小说中.这一题材和主题的提出,还是第--次,因而也可以说,它是富于创造性的。读书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舞台上的活动,已经有两千多年。他们曾经扮演过无数的角色,在历史h起过好的和坏的作用。然而这牲人的灵魂,这些人的行为和内心世界,在吴敬梓以前*却很少有人拿着臣大的火把在古代生活的森林中的这一角落进行过比较详细周密的査勘。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点,而比较成功地消灭r这样-个空亡点,则正是作家的应当记录在文学史上的功劳。在吴敬梓的伟大的同辈曹雪芹FH在自己的画布上用工笔在荣国府、宁闻府的墙壁上先细致地染上金碧辉煌的颜色,然后又给抹上一片斜阳,显示着无限凄凉的时候,吴敬梓却以其素朴的笔触,疏疏落落地勾勒出一些小人物的平凡生活,将他们推到了舞台的前沿,使得那个时代的许多读书人从《儒林外史》这面镜子里照见了自己的过去、现作和未来•啼笑皆非地引起了内心的骚动。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代却彼此并不相识的文坛巨人,在他们的共同事业正是互相辉映,各有千秋的。吴敬梓所提出的新的题材和主题,从这部著作所加于晚清时代风起云涌的谴责小说的极其广泛的影响来看,也显出了它的特殊意义。

   读书人在封建社会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虽然由来已久,但其数量的增加,影响的扩大,则是在贵族政治嬗变为宫僚政治以后的事情。而这一情况的改变,又是和科举制度相关联的。七世纪初叶创始的科举制度.客观上原是统治阶级中下层的政治要求的一种反映,由于后来在新兴的李唐皇室和“山东旧族”的斗争中,前者利用了这一手段来提拔干部以代替和排斥后者的政治势力,就使得它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下层的读书人的最普遍的进身之阶。随着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宋以来的高度发展,统治者在客观上既要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也要提拔更多的干部来为自己服务,就使得科举制度更加凝固起来,几乎成为读书人唯一的正途出身。统治者通过这一手段来控制读书人,读书人也通过这一手段来靠拢统治者,于是,科举制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政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和读书人的生活发生了密切关系。

   科举制度的考试方法,历代都有一些变革,到了明朝,才发展成为更定型化的程式,即主要的是以“八股”的外形来写“代圣立言”的内容,称为“时文”或“制艺”。这是以农民革命起家,后来却背叛了农民阶级而自己当上了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的新创造。这种方法,使得科举制度和腐朽的礼教、反动的理学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禁锢了读书人的自由思想,使之完全脱离现实,成为政治上的庸人,是非常恶毒的,而和明代极端专制的政治也是一致的。读书人受着控制,诚然对于皇朝有利,但他们陷于愚昧,却对于皇朝并非完全有利。这一制度,对于统治阶级来说,乃是一方面巩固了,而另一方面又削弱了自己的政权。所以明末大思想家和爱国诗人顾炎武在其所著《生员论》中慨叹地说:“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

   顾炎武沉痛地加以控诉的“时文”,却被新兴的清王朝仍然维持着,当成了在精神上征服汉族人民的法宝。它的统治方法的主要特征就是尽量利用汉族人民生活中的一切落后的东西,来维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所以在它入关以后,不但没有像元朝那样在长时期里停止科举,反而立即照旧举行。这就使得许多曾经因为民族的深重灾难而一度清醒过来的汉族读书人依旧沉溺下去,麻痹下去,过着麻木不仁的场屋生活,就使得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仍然抱着《儒林外史》中所写的马二先生那样的人生观。当马二先生听到蘧公孙说是因为忙着料理一些家务,“所以不曾致力于举业”时,就大发议论道:

   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唐朝用诗賦取士,他们若讲孔孟的话,就没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会做几句诗,这便是唐人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曰曰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马二先生这一番以极诚恳的口吻说出的极荒谬的言论,居然“说得蘧公孙如梦方醒”,和他“结为性命之交”。自己深深地陷在泥沼里,不仅在那里自得其乐,却还手舞足蹈地对旁人招手说:“来吧!这里可真不错呀!”于是原来站在干岸上的也就立刻心甘情愿地跳进去了。这一幅漫画正说明了明清时代多数读书人在生活、思想上的悲剧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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