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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破除比较优势神话 创建学习型社会

更新时间:2017-08-03 09:39:20
作者: 斯蒂格利茨  
如果不能,最优的政府干预应该是什么样的?


市场是无效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和直接的: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市场有效的推测不成立。恰恰相反,市场是无效的。

   现代市场效率的定义要回溯到亚当?斯密(1776 )的著作和他“看不见的手”理论:经济体中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最终通过“看不见的手”,创造了社会总福利。

   亚当?斯密的发现要比阿罗(1951b )和德布鲁(1959 )的发现早175 年,后两者进一步论证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哪种情况和假设条件下是正确的(当市场是“帕累托有效”时,也就是说,一个人无法在其他人情况不恶化的情况下使自己更好)。

   阿罗在他的研究中为市场的帕累托有效设定了充分条件(阿罗:1951b ;德布鲁:1959)。之后的研究也证明,这些条件是必要的。例如,他在证明市场有效时要求信息是外生的,也就是说,信息不需要是完美的,但是观念不能随着个人观察到的或做的事情随时变化。

   随后他还证明,只要市场是不完全的,或者信息是内生和非对称的,市场就不会达到帕累托有效。[14]

   在本书里,为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我们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技术状态是固定的、外生的。阿罗和德布罗论证市场经济有效性时并没有考虑创新,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回答在创新中,市场经济是否有效的问题。

   许多市场的拥护者认为,富于创新精神是他们的核心优点,显然,这里存在一个理论空白。早期熊彼特(1943 )甚至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经济扭曲因素之一——垄断——在创新经济中实际上可能是一种优点:它为支持研究和开发提供了资金,并且如果存在市场竞争,也不用担忧市场竞争。但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认为市场的优势在于其创新性的学者,都不能证明市场在创新中是有效的。

   他们之所以没有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做不到:本书后面的章节基于阿罗和其他经济学家工作的论述表明,市场本身不论在创新的水平,还是创新的模式方面有可能都不是有效的。

   阿罗承认,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因为研究和开发的资源配置问题或因为学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问题,都广泛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按照阿罗的思路来理解关于学习过程的经济学问题,以及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对于构建有效的经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为了分析这些市场无效的本质,以及它们对制定公共政策的启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研究和开发、学习以及市场结构这些要素都应该是内生的。

   市场无效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后面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一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适于学习,为什么一些领域会比其他领域产生更多的外部性(即对其他领域产生更多学习溢出效应)。

   我们会看到,在那些学习非常重要的领域,竞争经常是不完全的,因此由于企业无法准确预计学习对于其他领域的溢出效应,生产和学习很可能会被限制在最优水平之下,并且市场力量也有可能限制生产水平。

   我们还将解释为什么熊彼特认为垄断具有正面的市场价值(垄断为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否则研究资金不足),以及为什么“熊彼特竞争”(通过创新竞争成为优势企业)会使得垄断力量不被滥用。总体而言,他关于垄断的观点太乐观了。

   还有一些创新过程的无效来自资本市场和风险市场的不完善。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了建立市场的有效性,设定了关于竞争和创新的不合理假定,还假设存在一整套完整的风险市场和完美的资本市场。

   这些市场中的不完善,特别是与创新相关的不完善,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事件,它还是创新的内在属性,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进一步解释。


政府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的作用

  

   如果学习、研究和开发是经济成功的核心,并且如果我们不假定在做出影响到学习速率(或研究和开发速率)的决定时市场必须有效,那么长期以来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预防危机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也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防治污染和减轻潜在气候灾难影响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控制负外部性的扩散。

   生产知识能够产生正外部性,而私有企业生产太多的商品,会带来负外部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在企业排污时罚款,或者制定环保政策,规范企业排污行为;相反,私有企业通常不会生产很多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这时又需要一些政府干预来矫正市场扭曲。

   这些干预要比仅仅矫正负外部性的行动更为复杂。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是有限且定义清晰的,我们已经有一套发展成熟的工具来处理这部分市场失灵。

   金融危机也是一样,我们对监管不足的金融市场产生的外部性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重建阶段,我们认识到了好的监管能为市场带来什么。

   学习这一行为触及了现代动态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那些想要努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尤为如此。

   如果学习也存在市场失灵,那么市场失灵就会迅速渗透到经济中。它们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为了修正这些问题,就需要更普遍而广泛的政府干预。

   在我们动态经济里,许多进步都来自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创新的速度,即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也会大为降低。而且,许多私有企业的进步也受到法律框架的引导,包括政府对知识产权的管理。

   左右两派都批评法律框架还远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一些人认为对产权的保护不足阻碍了创新的发展;另一些人则认为创新过程受阻是因为知识专利制度不完善;更多人则认为知识产权只是增加了医药行业的利润,而没有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不管针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如何,大家都一致认为,公共政策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责任创建学习型社会。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这些责任的内容,以及这些责任该如何更好地实现,我们就必须去研究为何市场本身没有“起作用”,以及在我们社会中创新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因此,这里我们改变了对政府干预市场意愿的推测:我们推测,市场存在失灵,并推测政府会倾向于采取行动以修正市场失灵。

   本书尝试研究“学习型社会”的经济学相关问题,尤其关注政府如何通过创建或强化一个学习型社会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本书提出了一些简单的模型,很好地区分出了学习的溢出效应,还产生了一些完全不同于传统上关注加强资源配置有效性问题的标准政策建议。

   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凸显静态经典经济政策——该理论认为静态配置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资源积累(生产资料、人力和科技资本)——和创建动态学习环境经济政策的差别,我们的担忧是,部分经典政策建议虽然出于好意,但实际上会导致社会进步速度的放缓,并损害长期社会福利水平。

   为了提高经济的静态效率,学习过程有可能受到阻碍。我们的研究支持很多被固守新古典模型的经济学家所反对的政策,还提出了能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为动态的学习型经济的新措施。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工作与熊彼特(1943 )认为的类似,当时他批评传统经济学家过度强调了竞争的作用,不过,虽然熊彼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是正确的,他却从来没有提出一个连贯一致的分析标准或实证理论,结果他的某些观点出现了错误。

   例如,我们将看到他过度乐观地估计“熊彼特竞争”对保持动态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对(暂时)垄断的优点过于乐观了。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再评估是尤为重要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于资源差异,也在于知识水平的差异。发展政策的核心关注点应该是缩小差距,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强化学习。

   例如,现代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去发展具有更大学习能力和对其他产业有更多溢出效应的特定产业和技术。(产业政策最初的目标是支持工业部门,今天这一名词的使用更为广泛,包含了一整套政策用以鼓励特定产业或技术,因此促进农业部门、研究部门和服务部门发展的政策也被纳入了产业政策中。)[15]

   任何阻碍学习的政策,包括想要限制产业政策的政策,长期来看都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16]

   许多传统发展政策的观点和立场都是错误的,“华盛顿共识”就是一个例子,精心设计的贸易限制、补贴和汇率干预虽然被“华盛顿共识”政策所摈弃,却能在促进学习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我们还认为,通过贸易和投资协议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本地限制的政策,可能会阻碍学习。

   与更为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相比,我们和它们显著的差异之一在于对制度的观点有所区别。许多标准文献都强调了制度在保护产权中的作用,随着知识变得越来越重要,知识产权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也日益受到重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更为宏观的视角,我们认为,知识产权是激励创新的制度之一,但还有其他制度与知识产权相比对激励创新有着同等或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问:什么样的制度能够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我们还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应该是明显不同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规定的制度。实际上,设计得不好的“强大的”知识产权制度反而会阻碍学习和创新。

   通过我们的研究方法给出的许多政策建议都与“华盛顿共识”相反:我们反对双边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协定中签署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决议。我们会解释为何贸易和资本市场自由化经常无法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会建议该如何从学习的角度出发调整这些政策。

   本书大部分内容都在讨论如何更好地促进学习,包括如何最优平衡快速学习带来的动态收益和政府干预带来的短期(静态)成本,以及如何最好地设计政府干预措施。大部分关于政府干预的讨论都集中在政治经济学关注的范围内。这些内容不应该,也不能被忽略。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讨论政府干预的形式,而非是否应该进行政府干预。

  

重新定义比较优势理论

  

   或许本书与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最重要区别就是,我们认为,对新兴的弱小经济体应予以保护。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颠覆一个国家的表面比较优势和施加提高工业化水平的贸易保护措施来实现。不过本书也对于如何定义比较优势这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17 )基于知识是可完全公开获得的理念,关注相对要素禀赋。葡萄牙出口葡萄酒,是因为那里的气候条件适合发展葡萄酒业。具有大量无经验劳动力的国家则出口无须经验的劳动密集型商品。

克鲁格曼(1979 )基于迪克西特– 斯蒂格利茨产品差异化模型的研究清楚地提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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