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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更新时间:2017-08-02 13:35:28
作者: 程千帆  

   自公元220年后汉的覆亡至公元589年隋朝的统一,中国的政局 经常地处于分裂状态,特别是东晋以降,南北政权的持续对峙,使得 人们习惯于称这一历史时期为分裂的时代。如果说中国幅员辽阔的 自然地理较易于引发文化的地域性的特征,那么,政治的不安定或政 权的分立局面,往往进一步地导致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况且 南北朝政治地理的诸项条件中还杂有民族因素的介入,这种不平衡 的现象就显得更为突出。一般说来,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体制的建 构方面,北方胜过南方;而在文学艺术的成就方面,南方超越北方。 南北的差异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文化的排斥与对立呢?回答应该是否 定的。从文化发展的大势来看,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相互间的 融合远远多于相互间的排斥。正是基于这种融合的内在轨迹,才潜在 地开启了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契机。

   谈到南北朝文学,有一点世人往往习而不察,即少数民族在传统 的汉族聚居区内建立非汉族政权时,同时也在大范围内接受了沿袭 了汉族文化,首先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直接现实,即外壳。 非汉族所创作的其本族口头文学,几乎没有传下来。极其个别的如 《敕勒歌》,也已译成了汉语,《李波小妹歌》可能也是如此。佛典梵 文是经过翻译及诵经对汉语文学产生过某些影响,而非直接以梵文 从文学创作上与汉语文学接触,而且也不发生南北问题。所以我们讨论南北朝文学的异同,只是在汉族政权下生活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 学,与在非汉族政权下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学的异同。那么这种异同 是有其个性和局限性的,作者个性每每通过南北文化的地域性而显 示,同时又局限于以汉语为手段来显示。这与后来的宋金文学异同一 样。至于文学创作所赖以发生的文化渊源,所寄托的文化背景,则大 多相同。

   正由于此,一方面,因汉化的异族政权不妨碍汉文化传统的传 承,异族政权往往是其与汉族大地主豪门的联合政权,中原士族往往 还表现出对它的相当的信赖感,如杨街之《洛阳伽蓝记》流露出对北 魏的缅怀,就是很典型的。自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迁都洛阳至北 魏覆亡(534),洛阳作为一代政治与文化的中心,不仅象征着高度汉 化的拓跋氏政权的国运,而且也象征着中原士族文化的命脉。因此, 当杨銜之于北魏消亡后“重览洛阳”之际,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 寺观灰尽,庙塔丘墟”,内心涌起强烈的“麦秀之感”与“黍离之 悲”(自序)。这种感情的获得,应该说是基于对汉文化生生不息的理 念。另一方面,汉文化的凝聚力还深刻地表现为具有少数民族血统的 政权决策人物,能表现出以汉文化正统自居的姿态,如奠定北周统治 地位的宇文泰“提剑而起,百度草创,施约法之礼于竞逐之辰,修治 定之礼于鼎峙之日”(《周书•苏绰传》),他所持为榜样而加以发扬光大 的,是儒家理想的三代之治之一的周朝,也就是借周朝礼治的灵魂来 激发强国富民的时政方略。宇文泰的得力佐臣苏绰仿效《尚书》体撰 成《大诰》,“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同上)。这种仿古的文风之 所以有如此的影响力,是因为它符合宇文氏上承周朝政统的现政构 思。

   同是汉语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政局 上南北对峙的形势进一步形成,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因而 学术文化上形成一定的差异,“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 其枝叶”(《北史•儒林传》)。文学的南北差异性也更其突出,正如《北

   史•文苑传》所概括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这是南北文坛好尚异同的基本情况。不过,南北之间正 常状态下的使臣往来,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羁留双方使臣,也是客观 上造成南北文风的交融。如果只着眼于差别的形成,而不注意交融的 过程,就难免失之片面。《北史•李谐传》中记载东魏、北齐与萧梁 之间“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 者不得与焉”。这种交往的盛况以及所导致的爱赏才俊的风气,甚有 春秋时代列国大夫聘问酬酢、赋诗言志的占意。交流导致互相/解, 从而达到互相学习与竞争。北朝后期热衷于摹拟齐梁之诗的事例很 多,表现了北方文人对南方文人的一定的倾慕。梁武帝萧衍认为温子 升的文学成就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魏书•温子升传》)。曹植 与陆机在南朝的诗学著作《诗品》中列入上品,反映着当时人的共识。 可见萧衍对温子升的评价甚高。与此相对,奠定北齐政权的高欢曾对 “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 正朔所在”感到忧虑(《北齐书•杜弼传》)。忧虑也是一种重视。可见 南北文化彼此都构成一定的刺激与影响。反映在文学艺术方面,南北的审美意识也不是绝对悬殊的。

   因这一阶段文学发展上总的情况是南胜于北,所以南方文学对 北方文学的影响力较大,南方文人更容易成为北方文人效仿的对象, 如“邢(邵)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收)爱慕任昉而毁沈约”,邢魏 两人间发生的任沈优劣之争还使得“邺下纷纭,各有朋党”(《颜氏家 训•文章篇》)。但这一现象不应使我们忽视相关的另一种现象,即北方 文学朴拙浑厚的气质在南北交融的过程中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庾信 是由南入北的最著名的诗人,《四库提要》指出:“信北迁以后,阅历 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符,情文兼至,抽白对黄之中,灏气 舒卷,变化自如。”(卷一百四十八)所谓“抽黄对白”,是指偶俪精切的 技巧,他在流亡北方以前已颇擅长。而北朝文学虽然不废偶倆,但表 现的风格却不同于南朝的精巧。颜之推所记载的“邺下才俊”不能完全欣赏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对句(《颜氏家训.文章 篇》),就透露了北方文人的审美旨趣。文学技巧上相对稚拙或保守的 一方,有时也能对进步或翻新的一方起反省的作用。杜甫对庾信的评 价,一则曰:“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二则曰:“庾信文章老更 成”(《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 迹》)或与其在南在北之作风不同有关。庾信入北以后能够运浑灏之气 于“抽黄对白”之中,除了他个人才情阅历的原因之外,显然与北方 人文环境的感染有关。

   隋唐文学乃至文化进入了融合与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从历史 连续性的观点看,作为隋唐文化大发展的奠基,三个多世纪的南北分 裂并不能认为是文化的失落或萎缩。相反,这一时期南北文化、胡汉 文化、中印文化的广泛而深刻的接触与交融,对于中华民族文化性格 的形成,其意义不可低估。即以文学而言,初唐诗风中“汉魏风骨” 的再现,预示着唐代文运的开新,而汉魏风骨所蕴含的文学精神在其 出现之后,也不是完全隐匿失传的。《魏书•文苑传序》称北魏孝文 帝“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虽不无溢美,却在一定 意义上反映了北朝人追攀汉魏的文学心态。所谓“汉魏风骨”,固然 重在有感而发,兴寄为主,具有至真至善的思想容量;但它同时本应 是发摅性灵的文学,因而也不违于至美的趣味。谢灵运的创作,沈约 认为是以“兴会标举”见长(《宋书•谢灵运传论》>,白居易《读谢灵运 诗》特别指出谢诗“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喻”(《白氏长庆集》卷七)的 特色。作为南方诗坛代表的谢灵运,他所树立的“兴会标举”的风范, 与陈子昂主张的“兴寄”论,其实也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因为经过了 长期实践,《诗序》之所谓比兴,到唐人已与寄托联系起来,它包含 了诗的艺术技巧与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在复古中孕育创新。诗人们将 复古与创新结合起来,使诗歌传统中各种对立统一的因素达到新的 融合,才带来诗史上辉煌灿烂的大唐风采。

   从古以来,中国人对历史全局就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看法。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是合于事实的。后人对于这种历史现象应当体察 的是:在合中蕴藏着分的因素和契机,分中也蕴藏着合的因素和契 机。所以无论是政治经济或社会文化,总是在对立中显示出统一,从 隔离中倾向融合。魏晋南北朝,由于分裂的时期很长,参与斗争的民 族也很复杂,所以更呈现出特殊的光彩;这-次长期的分裂,也正是 一个长期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其结果是大唐帝国的出现。分裂看来 是坏事,可是分裂后的统一,却往往更加繁荣壮大,这是值得我们回 顾史迹认真玩味的。

   近代以来,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已有多方面的实绩。黄节、 黄侃、刘师培、李详等前辈学者的研究形式,多是通过某部书的钻研 而获得对某个专题的独到的发言权。这其实是淸朝以来以朴学风格 治《文选》等学的传统,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像高步 瀛那样以汉学家整理经籍的功夫,做出《文选李注义疏》,我们期待类 似的力作。关于这一时期诗文的资料辑录,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 三国六朝文》、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都以一人之力而提供 了该种文体的基本完备的资料。与此相关的基础性的工程,包括这一 阶段学术或文学年表的陆续问世,以及各种典籍索引的纷纷出现,都 是可喜的现象。对于研究的深化来说,除了有必要继续加强对基本文 献的考订阐释之外,着眼于文学内外诸种关系的综合性的探讨,也是 值得拓展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宗教与文学的相互影响,还是姊妹艺术 间的感应关系,或是非文学的形式参与文学性的创造(如《世说新语》、 《洛阳伽蓝记》、《水经注》),诸如此类的纵横交错的文学现象,本来就深刻 地反映着这一时期的文化趋于沟通与融会的特点,因而如果我们能 够立足于文献,并采用科学的方法,作视野开阔的钻研,相信一定会 取得研究的新进展。

  

  

《程千帆全集·第七卷·闲堂文薮·第一辑》河北教育出版社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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