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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泽:世界三大潮流与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

——基于全球视角的相关性研究

更新时间:2017-08-02 09:32:58
作者: 常修泽 (进入专栏)  
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

   第一部分,相当于大厦的“顶层”,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挑战(即全球新技术革命潮流、经济全球化潮流和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潮流的挑战)的高度,提出中国创新立国战略;第二个层次,从化解“加工大国”内在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体制性矛盾以及政策性扭曲的矛盾)的视角提出必须向“创新大国”战略转型。

   第二部分,相当于大厦的“横梁”,包括三个“横梁”,重点分析三个层面的创新体系,即国家层面的创新体系、产业层面的创新体系和企业层面的创新体系。

   第三部分,相当于大厦的 “立柱”,探讨创新立国战略的体制支撑(共四个“立柱”)。第一支柱,创新型人才体制支撑;第二支柱,创新型教育体制支撑;第三支柱,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支撑;第四支柱,迈向“创新大国”的相关配套体制支撑(这就涉及体制问题)。

  

   (三)创新立国战略需要相应的微观经济制度支撑

   从创新立国战略的上述逻辑框架可见,一个完整的创新立国战略体系,需要相应的体制支撑,这对于“创新立国”极端重要。这些体制分别是:(1)知识产权体制;(2)财税体制;(3)金融体制;(4)市场体制;(5)产权体制;(6)政府管理体制等。作为上述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基础的是产权体制,这就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制度安排问题。

   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技术产权已成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机制。随着“技术资本化”的趋势,技术产权可以评估、作价、折股,使之参与到企业的创新当中来,从而形成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清华大学一博士后,运用技术专利折成的产权,合办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而推进“连续状泡沫镍”技术的产业化,就是一例⑨。

   2001年,一位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青年研究人员发明了“连续状泡沫镍技术”,湖南省政府闻讯后把他聘请为湖南省科技方面的专家,并对其技术由国家有关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评估值数千万元),以此折成股份与湖南当地的国有资本结合,创办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家新材料公司(公司资产结构中,有地方国有资产,也有这位博士后的技术股权)。当年建厂,当年投产,并在国际市场打开销路,创造了新的品牌。

   这一案例给人的启示是:在新技术革命的新形势下,必须实施以技术产权为重点的知识产权战略,引导和支持技术产权向企业集聚,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组织形式,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由技术产权与其他产权组合而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机制。

   由此,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层面,重新评估和重新思考技术产权资本化(技术入股制)带来的混合所有制发展问题。⑩

   在知识经济时代,以技术出资已成为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按照一般规律,技术出资的程序主要有评估、作价、交付和登记四个环节:(1)评估。技术评估是根据技术的价值观,对技术可能给自然和社会各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2)作价。技术出资作价可以参照技术转让来进行。在技术转让中,技术作价,国际上一般采用利润分析法。(3)交付。技术出资人应当依有关“约定”交付出资技术,企业应当及时组织验收。(4)登记。技术出资应当记载于企业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

   技术产权资本化(“知识”产权)的界定方式主要分为三种形式:(1)干股。一般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大多不需用资金承担企业的亏损。技术干股用所拥有的技术承担风险,非技术干股由实际出资的股东承担风险。(2)分红回填股。这种股份的拥有者个人在企业登记注册时不出资,由其他法人股东或自然人股东用现金、实物或者技术作价出资,借款给分红回填股拥有者入股,用红利冲抵借款,未冲抵借款部分只有分红权,已冲抵借款部分拥有完全所有权。(3)分红股。由企业股东馈赠的只有分红权的股份。

   新技术革命对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整个体制的倒逼,是全面的、深刻的。由技术产权资本化(技术入股制)带来的混合所有制发展,只是创新立国战略最需要的微观经济基础。再加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市场体制、政府管理体制等等配套体制,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从“加工大国”跃升为“创新大国”需要营造的经济制度环境。

  

二、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混合所有制经济

  

   (一)经济全球化潮流与“反全球化”逆流的博弈

   从全球视角研究问题,除了世界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挑战外,还有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但在这方面,近年却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博弈。这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非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始。实际上,随着2009年以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际经济衰退,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就已经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上台后只是加剧“逆全球化”、为其推波助澜而已。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和国际经济衰退后,中国与别国的贸易摩擦数量就已经上升,成为全球贸易摩擦目标国之首。不单“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等贸易摩擦案件一如既往地猛增,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壁垒等新型保护主义手段也日益增多。2009年中国年度遭受贸易调查已经突破100起大关。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中国遭遇最早、对中国影响相当大的灾难之一。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上述种种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变化,都凸显了外部依赖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传统的以“加工出口”为特征的发展模式遇到挑战。

   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后,明确声言他上任后将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表现之一就是将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在此前后,欧洲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频繁采取反倾销等贸易限制措施,从而在欧美兴起一股贸易“逆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潮流(常修泽,2017)。不仅如此,2017年5月底,美国新总统特朗普还宣布退出气候领域《巴黎协定》,也是一桩严重的“逆全球化”之举。

   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势来看,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阻遏的。以2016年9月中国主办的G20杭州峰会为例,会议通过了未来“结构性改革的优先领域”相关文件,确定了G20国家九大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其中,第一条“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第六条“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都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G20国家将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开展贸易活动,都明确传递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而且,就在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气候《巴黎协定》后,世界多数国家表达继续执行《巴黎协定》的决心。

   2017年5月,中国在北京召开了共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峰会。这是一个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潮流的峰会,也是一个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大战略。近年欧美兴起的 “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释放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信息:原来曾经狂热鼓吹全球化的某些欧美国家,现在居然成了反全球化的力量,而像中国这样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且又对外封闭的国家,则成了全球化的积极推进者和倡导者。

  

   (二)经济全球化潮流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挑战

   随着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球治理规则包括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正在发生或者酝酿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既面临新的挑战,也具有难得的历史机遇。这种挑战和历史机遇将对中国的结构转型带来新的课题。

   未来几年,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主要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问题日益突出,发达经济体家庭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和消费者“去杠杆化”趋势日益明显(这或许是未来几年对中国外部需求最直接的负向冲击因素),国际经济衰退引发较为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面临挑战。

   2015年2月,应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邀请,笔者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了该中心举办的“2015欧洲思想实验室年会”。其中,平行会议之一,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扮演何种角色”问题。这涉及国际经济秩序(包括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和货币体系的规则等问题)。对此,笔者主张“革故鼎新”。

   所谓“革故”,即改变原有的结构。如,在世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展中国家应获得更多的投票权;集团各机构应有独立的份额分配公式,并选择合理的参数和权重,改进GDP的计算方法;充分运用双重多数通过制,把协商一致确认为正式决策程序;遏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作政治化倾向,等等。

   所谓“鼎新”,即另建新平台,建立新规则。例如,2013年中国倡议组建亚投行(AIIB),2014年开始着手筹备,到本文截稿时(2017年6月)已有80个国家加入。《环球时报》头版头条曾发表重点文章《盟国拥抱亚投行令美思变》。这里的“思变”,是指货币体系治理的变化。笔者认为,中国倡议组建亚投行(AIIB)并受到欢迎,客观上促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整套货币体系也将有所改变,这本身就是中国对全球治理规则的贡献。而全球治理规则的改变,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和体制转型将产生深刻影响。

   2017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但是需要指出,即使美国退出“TPP”,围绕“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依然会遭到难以摆脱的纠缠。这里有诸多问题,包括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劳工权益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政府采购问题、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等等。这都是经济全球化潮流给中国经济体制带来的课题。

  

   (三)提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中国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取向的国家。改革开放近40年来,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化程度明显地甚至是质的提升。当然,作为一个曾经的计划经济根深蒂固的国家,“市场经济地位”有个提高的过程(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7)。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中国正在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市场经济制度发展过程中。

   笔者在《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开放倒逼“五环式”改革》指出,中国的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生性的,像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老百姓基于自身改革的内在冲动发起的;另一种是外生性的,是以外力倒逼改革。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就属于后者。

   那么,要倒逼什么改革呢?

   第一,政府自身体制改革。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过多采取行政许可、审批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政府权力的任性以及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如何使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要推进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性改革。官和商要分开,不能搞官商勾结,不能搞腐败。通过自贸区的创建,就可尝试按照新的规则遵循“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同时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推动政府由管制型向中立型和服务型转变。

第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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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改革与战略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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