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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雷响是1977年恢复高考

更新时间:2017-08-01 16:22:48
作者: 袁刚 (进入专栏)  
而邓小平等中央高层能看“内参”,特别是加入联合国后,领导人出国外访更能作出直观比较,知道中国落后已不可同日而语,再“假”下去国将不国,所谓“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只能是是“死路一条”!必须改弦易辙另寻出路,搞改革开放,1977年恢复高考,即为其精彩的大手笔。

  

   77年高考打破文革“政治挂帅”所设置的一切清规戒律,不问出身、不问婚否,“老三届”35岁以下及16-17岁的应届高中生均可报名,没有后门可开,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据说参加考试的人有5-6百万,但录取者不到28万。半年后78级高考也一样打破常规,招收因十年浩劫痛失升学机会的大龄“老三届”。从科教兴国的角度看,恢复高考既是对丢失的10年光阴作补救,也是对未来改革发展作人才规划与战略布局。改革和国家建设需要大批量的各类人才,时间不等人啊,经十年荒废如今是一刻也担搁不起,所以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才会心急火燎,一复职就将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尽快造就紧迫的建设人才,在恢复高考的同时,还让因文革而耽误学业的原65、66级大学生“回炉”补课深造;又听从李政道的建议,大张旗鼓地直接从初中生中选拔“神童”,招收“少年班”,以快出人才。江西赣州13岁的宁铂,77年破格为中国科技大学录取,当时传为美谈。这说明邓小平抓科教有其一整套方案,并非仓促上阵,是深思熟虑的改革措置。改革恢复了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扭转了文革反智弃学的恶劣风气,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邓小平说:“老九不能走!”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除了,读书人吃香了。记得当时叶剑英元帅还写了一首诗,来勉励莘莘学子:“读书不怕苦,攻关不怕难,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当初改革的中国,一打开国门就惊异地发现,不光是中国由于文革干扰经济上落后了,与中国争雄的“老大哥”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都呈现出衰败景象。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因集成电路微电子等高新科技的蓬勃发展,却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而并非如“革命导师”列宁所论断的“最后垂死阶段”。不仅“二战”战败国西德、日本很快经济上翻了身,连长期遭我文宣部门妖魔化的台湾、南朝鲜及香港、新加坡,也出现了经济起飞,被称为东亚“四小龙”,令人刮目相看!这深深地震撼了邓小平等干了一辈子革命的共产党人。怎么办?继续死抱教条自我封闭是死路,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务实的邓小平于是重新提出“向西方学习!”打开国门,并及时大规模地向欧、美、日西方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有公费和自费多种途径,此亦可谓是与恢复高考通盘考虑的科教兴国一览子改革方案中的又一举措。恢复高考也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不久上海的报刊发起了关于“球籍”的讨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再闭关锁国吹牛“突出政治”,而不好好学习,迎头起上,就有被开除地球的“球籍”的危险,将没有资格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胡耀邦更热情地倡导阅读美国人奈斯比写的《第三次浪潮》,希望中国人能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世界微电子信息产业革命的浪潮。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是巴基斯坦的萨拉姆,邓小平甚至立即请这位“巴铁”来北京讲学,要他“帮一帮中国”,因为中国与世界科技隔绝得实在太久了。

  

   这,即为1977年恢复高考时的国际国内大背景。这是一个除旧布新、催人奋进的时代,十年浩劫后,迎来的是十年奋进,对莘莘学子来说,则是十年寒窗苦。恢复高考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迈出的第一步。

  

   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西方高新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世界格局,旧的主义说辞已经解释不了历史与现实,他敢于突破僵化教条,不但认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此说在当时乃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因为长年灌输的教条都说阶级斗争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现在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那阶级斗争往何处摆呢?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明确答案,“阶级斗争为纲”被否定,全党全国工作重心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战略目标,取代了高调意识形态目标。这年初胡耀邦主持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万里等则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否定了“两个凡是”,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而77年恢复高考,则是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第一招,亦可看作为最初的试探。

  

   历史上继戊戌变法后的清末新政改革,也是将教育改革放在最前面,1901年张之洞等上呈《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就对此作过细心筹划,起先是废八股考策论,后逐渐减少贡举名额,至1905年断然废除了科举,创办新式学堂。此举当时因体制性阻碍较少,故推到了改制前头,改定官制及预备立宪因触及既得利益,体制性阻力太大,则放在最后。然废科举之于除旧布新的实际意义,是怎么高估也不为过的。恢复高考之于我国当今改革开放的意义也一样,是改革打响的第一炮,当时阻力也较少,得以雷厉风行贯彻执行,雷声最响,影响巨大,为持续至今的40年改革开了个好头。恢复高考重新凝聚了人心,消弥了反侧,让年青人看到了希望。那些在“广阔天地”夜夜“偷听敌台”的孺子,其实正是忧国忧民的有为之士,他们成了参加高考的先锋和尖子,通过考上大学改变人生,后更成为改革的各路英才。所以说恢复高考整合了精英,储备了人才和能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深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 拨乱反正是破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

  

   恢复高考后紧接着的高教体制改革,亦可谓我国改革开放的标本,从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40年改革的轨迹与方向。所谓拨乱反正:何为“乱”?何为“正”?改革开放:改什么?革什么?向谁开放?改革的对象是什么,目标何在?这些问题貌似明白,其实一开始就说不清楚,一点也不明白,其间亦曾有过激烈争论。我们77级首届大学生,作为过来人,对此更有亲身的体验。

  

   1978年早春,我负笈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学时已25岁,班上最大有比我大10岁的,最小的比我小8岁。全班70多个同学先进行了一个月的军训,系里给我们配了一位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做班主任。这位大哥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人很热情与同学们打成一遍。但一口文革腔,说已故陈寅恪等老教授没什么学问,不能“只专不红”,“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还完全是文革左的一套,右派尚未摘帽,第一次全班训话,系领导就提到“那些右派分己(记得因广东腔把‘子’念成了‘己’)呀!”要同学们警惕。我们上课,用的都是文革自编用之于教工农兵学员的油印教材,特点是“突出政治”,中国通史课更是大讲阶级斗争,所谓农民起义等“五朵金花”。整个学校的教学体系仍是老一套。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思想政治灌输的所谓“大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讲马列原教旨,每学期一门,要学两年,占去了我们约1/3的时间。且文科文、史、哲、经几百学生合在阶梯教室一锅煮,教学质量极差。由于所讲“大道理”我们早已耳熟能详,谈不上是学问,故我等一有机会就逃课,去图书馆看自己喜欢的书。老师的办法则是点名,钓鱼抽查,上哲学课的是位留校高个子工农兵学员,凡点名缺勤者即将其名字写上黑板,挂在最高处,直到来报到才擦去,否则扣30%的平时成绩。有一次他点名“林辛智”,没有人回答,乃在黑板上写上“林梓智”,结果哄堂大笑。原来他把“梓”念成了“辛”,大学老师念个别白字在所难免,但这个“梓”乃文革大名人聂元梓之“梓”,工农兵学员居然也会念错,可见其见识太浅水平太差,居然还能留校当老师。自后他点名专挑无偏僻字的单名,如袁刚、林明、乐正等,这就把我坑得好苦!一些年令稍大的同学,普遍感到课堂无味吃不饱,因而加紧了自学。

  

   上政治经济学的一位老教员则照本宣科大讲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而此时省委书记习仲勋治粤正花大力气抓“逃港”问题,我同寝室的一位广州同学告诉我,时逃港风潮汹涌,动物园老虎屎也被人买来涂抹在身上,以防冲过边界时遭警犬扑咬,于是警方已对动物园狮虎粪便加强了管制。而同时代的东德人也正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柏林墙”逃往西德;南北朝鲜也是南边好过北边,广州对面繁荣的香港,对贫穷的中国人具有无限的吸引力,逃港潮堵也堵不住。习仲勋于是想到在香港、澳门对面干脆画出一块地搞“特区”,引进外资办“三资企业”,有钱挣有饭吃人们也就不必往香港跑了。这时改革潮已在珠三角涌动,现实与书本教条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一次上课学生一句提问:“资本主义绝对贫困化,那为什么还要逃港呢?”让那位教员无法讲下去。时“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于是换了一位名张期的中年讲师来上课,他批计划经济落后,说改变生产关系解决不了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因而大受学生们欢迎,课外他还举办了几次讲座。但听说他为此得罪了老顽固,职称也评不上去了。

  

   1979年初胡耀邦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理论务虚会”,思想解放得以向纵深扩展。不久人民大学高放教授来中大作了一次讲座,介绍了“理论务虚会”的情况,并大批“苏联模式”。这时大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因实在无法宣讲,也适时取消了。习仲勋在广东启动了深圳、珠海特区建设,全国农村去人民公社化的改革,更是如火如茶地开展。改革对象是什么?已清晰地摆在了人们面前:不仅要革除文革极左乱象,文革前左的那一套也在改革之列。一句话,就是要突破并革除封闭落后的苏联模式!经济体制改革是破除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是去除苏联模式,“与国际接轨”。现在学界对此几无疑义,但当时原教旨左派却把深圳特区说成是“租界”、“殖民地”,也有极左分子唉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而高教体制改革的去苏联模式更加明显,且走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头。

  

   在我上大二、大三之时,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已有相当多的海外及香港学者来中大交流讲座,他们话语翻新,更具思想魅力,与枯燥无味的“大课灌输”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场场爆满。其中美籍华裔女教授成露西来帮助创办社会学系,住在中大时间较长,讲座较多,影响很大。她是后来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妹妹,湖南人,1949年去台湾,后留学并入籍美国。她不仅讲当时全国尚没有的社会学,还讲未来学,描述了高新科技推动下的西方社会新形态,让人大开眼界。她说:“穷就是好?贫雇农坐天下,是自甘落后!”这对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震撼很大。而到81年底我大学毕业离开中山大学时,社会学系、法律系、人类学系相继成立,不久又建立了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而这些科系,解放前的中山大学就都存在,是1952年“一边倒”学苏联,按苏联模式对高校进行所谓“院系调整”,才被当作“资产阶级伪科学”而取缔,现在又统统恢复。研究生制度也恢复了,我也得以考上研究生而离开中大继续深造。

  

博士毕业后30年来我一直在高校教书,且上大学前也在矿子弟学校代课,除当过一年学徒钳工外,几乎一生都未脱离教育领域,所以对共和国一路走来的办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相当熟悉,对于高校的意识形态纠缠也不陌生。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中国高校一直受到高调意识形态支配,是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争斗最激烈之所。虽然文革“反修防修”对此前所谓“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黑线”,有过凌厉批判,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脚上有牛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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