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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更新时间:2017-08-01 09:04:11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原系中华书局店员,因思想进步,经湘南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同乡戴述人介绍,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衡阳商民协会的一切对外活动,均由颜瑞出面主持。1927年5月湖南全省商民代表大会召开并成立省商民协会,衡阳商民协会推举的五名代表中也有陈锡圭、肖远纶两名中共党员,而且还被选举为省商民协会委员。长沙“马日事变”发生后,衡阳商民协会自行解散,颜瑞不久即被杀害,陈锡圭逃离衡阳,隐居老家衡山县。

  

   与其他各县的情况相比较,湘潭县商民协会的成立经历了一番周折。该县客帮商人的力量也比较雄厚,与本帮商人形成对峙,相互之间难免在某些问题上形成利益冲突。在商民协会成立之前,湘潭商会进行了改选,双方为争夺商会领导权各不相让,导致改选陷入僵局,两派矛盾也愈益加剧。1926年9月19日,湘潭县商会改选会董时,因两派纷争而“大起冲突”,连投票箱也被捣毁,根本无法正常进行选举。一方宣称此次选举“违法弄弊,黑幕重重”,要求“呈报官厅查办”。另一方则指责对方“故意捣乱,侮辱会众破坏选举,声请官厅宄办。双方均走极端,两不相让”[20]。当时的报纸透露:‘商会改选风潮,愈演愈烈。两派暗斗,各显神通,官厅处此,亦不能左右袒。现闻县署拟从调解入手,并于今曰分缄慈善公所、劝学所、财产保管处、团防总局各机关董事,竭力向双方疏通意见,开诚布公,继续办理选举,俾会务不致久停,纠纷早曰解决。”[21]

  

   本帮和客帮商人之间利益纷争造成的这场商会改选风潮,也直接延续到湘潭商民协会成立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湘潭各帮商人,近年因该会改选问题,闹成意见两不相融,如同仇敌。自此次改选决裂后,意见越深,团体涣散”,所以,在随后筹建商民协会时,双方都希望抓住此一机遇,力图利用这个新的商人团体得以占居主导地位。先是阎振启等商董积极活动,联络本帮各行业商人,发起“组织大规模之商民协会,藉作商会之替代机关”。接着,客帮商人刘沅臣等商董“亦仿照举行,以资对抗”。不仅如此,双方还“均请县党部核准备案,并恳派员前来指导,以利进行”。面对这一情况,县党部也颇感为难,派商运专员周汉考察详情,“查悉该两会组织之宗旨尚无不合之处”。但按照规定,一县不能成立两个“如此对峙的机关”,只能合并。然而双方意见冲突,县党部“亦无妥善办法,可以将两个商民协会使之归并一处”,只得报请省党部商民部派专人前来调解。省商民部十分重视此事,派秘书廖友仁于1926年9月到湘潭,会同县党部“与该两会中坚分子多方疏通,力劝双方化除意见,通力合作,后又决定邀请各行业会员,在县教育会召开会员大会,“正式推举筹备员,成立'湘潭县商民协会筹备处’,筹备一切。至阎、刘两方面自行组织之商民协会机关,则归纳此处,合并办理。,’[22]这次会员大会有30多个行业团体的300余人参加,廖友仁作为大会主席,首先阐明消除隔阂的重要性,随后就合并办法进行讨论,“各代表互相辩论,达成如下办法:统一的商民协会筹备处由各业推举筹备员2人,县党部指派3人。推定后,再由筹备员内互推3人,县党部指派2人,共计5人作为筹备处常务委员,执行一切筹备事宜。[23]这样,在省商民部和县党部的调解之下,湘潭县商民协会的筹建才步入了正轨。

  

   截止1927年2月,据长沙《大公报》记载:‘吾湘商民运动近来日益发展,故省商民协会现正积极筹备成立,兹将省党部商民部最近各县市商协己成立备案者,分志如下,’其中早己成立备案者,有祁阳、岳阳、衡山、郴县、汉寿、耒阳、长沙、平江、永兴、南县、宝庆、衡阳、益阳、湘潭、资兴、新田、醴陵、湘阴等县商民协会,另有水口山市、长沙市、锡矿山市、安源的市等商民协会,计22处。己成立未备案者,有沅江、临湘、东安、湘乡等4县商民协会.己成立商民协会筹备处者,有浏阳、新化、叙浦、安乡、常德、汝城等14县和津市、常德市两市。[24]可以说,当时的湖南商民协会数量之多,仅次于广东,在全国位居第二。

  

   随着湖南各地商民协会的成立,长沙市商民协会又开始筹备全省商民协会。1927年1月初市商协召开执委会议,王隐农提议:由常委即拟电致湘潭、常德、益阳、醴陵等各农(商)协会,各派代表一人,旅费自备,来省筹备省商民协会。全体通过。[25]两日后,市商协执委会又专门开会商议此事,“议决致电各县召集代表来省,筹备省商协事宜”。省党部对筹备省商协之事也十分重视,商民部长廖维藩决定“拟具办法,召集长沙市商协全体执委,讨论筹备事宜,’[26]。稍后,市商协常委及各部委员联席会议决定,“组织省商民协会案由省党部负责”,市商协推选代表5人,长沙市总商会也推举代表2人,参与各筹备事项.但由于不久即发生了苏广业店员捣毁市商协会所的事件,无论是市商协还是省党部,都忙于应对和处理该突发事件,致使省商民协会的筹备事宜一度延搁下来。(9)

  

   长沙市商协会所被毁案平息之后,省商协的筹备又加紧提上了议事日程。1927年2月省市党部商民部部长出席市商协特别会议,决定成立湖南全省商民协会筹备处,办公地点暂借市商协会址;召开全省商协代表大会的日期暂定于4月10号,在长沙举行。[27]省商协筹备处由时任市党部商民部部长的周海龙任常务委员,省党部商民部秘书廖友仁任组织委员,财务委员、宣传委员、文书委员则由市商协的左益斋、苏可范等领导人出任。该处成立后紧锣密鼓地开展相关工作,首先是讨论通过了湖南全省商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县市商民协会、分会会员选出初选代表,再由该县市初选代表大会互选产生;会员未满百人者,初选代表1人,每多百人增加1名初选代表名额;正式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名额,会员人数2千以下者为1名,满1万5千者为2名,每多5千者增加1名。仍未组织商民协会的地区也由省党部商民部斟酌情形,选派代表1人出席.各县市代表的选举,在2月25日至3月25日完成。代表选定后,各该县市商民协会“应即通知当选人,并呈报省党部商民部及湖南全省商民协会筹备处,”[28]。随后,省商民协会筹备处向各县市商民协会发出了通告,要求按照代表选举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各自选举参加第一次全省商民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报送到省。此外,中央商民部对此次大会也比较重视,并决定“派钟澄光同志前往长沙,指导湖南全省商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监督该省商民协会成立。”[29]

  

   在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完成后,湖南全省商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省党部宣传部长、商民部长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选举了全省商民协会执监委员,并由第一次执监委联席会议选举了主任委员和常务委员。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扩大商民协会的影响和促进湖南商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会后,全省商民协会虽名义上仍然存在,但并未发挥明显的实际作用。据当时曾参与其事的衡阳商民协会宣传干事肖远纶回忆:省商民协会并无公费开支,省政府也没有津贴,因此不能多设办事人员,只有一名干事,在会内看守文柜杂物,实际是一个空架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执委会决定,凡有愿意来省商协办公,为商民运动效力的,可由各县市按下列标准自筹经费,大市县二百元,中等县一百五十元,小县一百元。衡阳商民协会筹款四百元(超过规定标准)由曾省吾以省商协常务委员名义和肖远纶以代理组织部长名义驻会,名为处理日常会务,实际己无公可办。”(10)湖南省商民协会曾向省商民部请求经费支持,“并商得湖南省党部商民部之同意,连同预算书恳请鉴核准予提交财务委员会核准,转函湖南省政府按月如数拨给”同时,湖南省商民部还向中央商民部请求援助,说明省商协“对于征收各县市会费一现颇有困难,且因湘政变更,影响商运之处,亦属不少,故在会费未能整理,尚无正确收入以前,应由政府按月拨给,以资维持。’中央商民部表示:‘该省协会经费支绌,尚属实在情形,故特准予提出中央执委裁夺矣[30],由此可以看出,湖南省商民协会日常维持经费确实比较紧张。虽然全省商民协会较为松散,加上经费十分困难,未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但在此前后各地商民协会的纷纷建立,却是湖南商民运动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

  

   三、湖南商民运动的迅速发展

  

   在此之后,广大商人以商民协会为依托,踊跃开展了各项活动,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许多商民协会也积极承担组织商人支持革命,以及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和促进工商业发展的任务,使湖南商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在北伐军自广东向湖南进军时,英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帮助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进行抵抗,后又与美曰等国各派军舰来华,停泊于长沙城外的湘江,日夜梭巡以示威慑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又在四川万县制造屠杀中国民众的惨案,引起中国人民强烈愤慨,反英运动日益高涨。为组织商人联合各界开展反英运动,筹备举行大规模反英游行示威,长沙县商民协会专门召集各业代表联席会议,议决各项具体办法:各业于8时前整队到达商民协会办公会所即湖北会馆;每业至少须派百人到会,而且越多越好,另派纠察员10人,负维持秩序之责;符号和口号由商民协会先行制就,集会时核发,旗帜标语传单也由商民协会预备,届时分发;游行当日上午,一律休业半天,各店休业标语均书写“反对英帝国主义帮助吴佩孚、孙传芳进攻革命军”、“反对英国兵舰自由行使内河”、“取消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英帝国主义”等。[36]如此周密地布置反帝运动,这在过去尚不多见,从中可以看出商民协会在组织商人开展政治运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至1927年1月,全国反英示威运动仍不断持续高涨,湖南省也不例外。湖南省各界成立了反英示威及追悼汉口“一?三”惨案殉难烈士大会筹备处,并公开发出各界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委员会公函,号召广大民众更加踊跃地参加反英运动。长沙市商民协会在运动中也十分活跃,与总工会、农民协会等民众团体积极配合,遥相呼应,紧急通告广大商民与各界采取一致行动,在反英运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商民协会的呼吁与组织之下,广大商民也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反帝爱国热情。此外,长沙市商民协会还曾在省党部和市党部的统一部署之下,与总工会等各团体协调行动,开展各界纪念“二?七”惨案活动,反对军阀的暴政。2月,益阳县商民协会为反对英国出兵案,议定由经济绝交部定期办理相关事项,一面快邮代电声援上海各团体,请求中央党部、中央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公法团,一致反对,一面报告县党部,通知各分会举行游街,并休业一天,显示了县商协在反帝运动中的积极表现。

  

   在积极参与反帝爱国运动的同时,当北伐军进入湖南尤其是进驻长沙后,长沙市总商会、商民协会都曾向各业募集捐款,慰劳北伐军,表示对国民革命的声援与支持。“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长沙各界举行游行庆祝。市商协发动各行业募集大批慰劳物品,有南桔、毛巾、肥皂、香烟、牙刷等,堆存于鱼塘街商协戏台下面,由李光烈、陈惠均等轮流看守,随后用两个车皮运往武汉劳军。’[13]除此之外,处于澧水下游,北毗鄂西的津市商民协会,为动员广大商民支持革命,“按照市党部的统一布置,召开了多次群众大会,组织过游行示威,开展了宣传鼓动工作,还接待了进城的农协会员,配合工会、农会进行各项革命工作。所需经费,则由中小商户以捐赠方式自行筹集。”[32]在湖南其他地区大多数县市商民协会也都曾组织商民,积极开展过慰劳北伐军或者是类似的一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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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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