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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英: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商民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更新时间:2017-08-01 09:04:11
作者: 朱英 (进入专栏)  
及各种小册子,供给各地商人运动负责党员,作为讨论和宣传资料。当时的省商民部还意识到:商人素酷爱和平,宣传加入革命,不免与其心理相违,故其组织比较农工各阶级为难。然当此湖南商民运动发韧之时,自当排除困难,努力进行,使商民运动不远落于农民工人运动之后。”[2]稍后,湖南省党部宣传部还曾专门向长沙市党部发布训令,规定“嗣后如遇各项群众运动,务必全体动员参加,如有故意规避者,以违背党纪论.”[9]

  

   二、湖南各地商民协会的建立

  

   从相关史实看,在此后不久,湖南的商民运动确实开始得到比较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商民协会的成立,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同年9月间,湖南许多地区的商民协会都纷纷筹备建立,并且在成立之后积极开展相关活动。

  

   9月17日,长沙县商民协会在湖北会馆召开筹备成立大会,“各行业到会人数约二千余人”,可见会议规模之大。大会公推的三位临时主席之一、长沙市总商会会长左益斋(名学谦)率先发表演讲,说明农工学各界均己组织协会,“我商人不落人后,有组织商民协会之必要”。协会之宗旨,“是取广义的,对于店主店员学徒职工,均得为本会会员,将来执行委员,以行业为单位,无论店主店员学徒职工,均得为执行委员。对于劳工资本,不得区分阶级,……不主张由少数人包办。,’随后,来宾及各会员也纷纷登台发表演说,“无非主张合商人群力,实行军民合作革命等语”。最后由筹备员提议大会讨论推举各业筹备员办法,“一致主张各业各举店东一人,店员一人,限三日内函报到会。”(5)两日后,长沙县商民协会又召开筹备员及各职员联席会议,议决各行业组织分会之名称,定名为长沙县商民协会某业分会;凡大小行业,尚未送达会员名册者,一律补发,并派员与该业接近之人接洽指导,俾了解三民主义之意义;各分会之成立日期,以旧历八月二十曰以前,一律告成,会员名册,应如期造送来会。最后还议定致函省市县党部及省政府县长公署,报告本会筹备成立大会情形。[6]

  

   与此同时,长沙县各业组织商民协会分会也异常踊跃。钱业率先行动,在长沙县商民协会筹备大会召开的前一曰钱业同人即为组织商民协会举行全体大会,“到会者一百二十余人”。公推王镇南为主席,“报告开会宗旨毕,议决成立'长沙钱业商民协会筹备处’”,并推定了南路、西路、北路、东路各两名组织员,于会后各自“分途进行,’[7]。紧随其后,其他各业也群起仿效.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省城各行业因长沙县商民协会己经筹备成立,照国民革命总司令政治部商民协会章程第九条之规定,即须同时组织各行商分会。省城各行商,除钱业首先组织分会外,近日苏广业、绸布业、南货业、药村业、红纸业,相继组织分会者,日有所闻云”[8]。9月19曰,纸业同人也为组织商民协会分会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百余人,议决“即日成立商民协会分会”[9]。

  

   长沙市商民协会筹备处在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即己成立,省商民部曾“通令长沙市商界一律加入,并努力吸收会员'由于长沙市县之中枢机构同处一城,长沙县商民协会大张旗鼓地筹备成立以后,在许多方面与市商民协会出现了矛盾,甚至“彼此不无争执”。于是,如何协调市与县商民协会之间的关系,避免相互之间出现更大的矛盾冲突,也随之提上了议事日程。长沙县党部与省党部派员从中协调数次,希望两会合并。起初尚不顺利,后又提出变通办法,经多次磋商才获双方同意。9月下旬,长沙市县两商民协会各派代表在湖北会馆举行联席会议,形成如下决议:市商民协会与县商民协会,名义一体倶存,会牌挂在一起;会址地点设在湖北会馆内;筹备员市会推举15人,县会推定21人,合并筹备一切进行事宜。规定“双方筹备员以后不分彼此,合并在湖北会馆会址开会”。经过第一次联合筹备会,推选出了各部职员,左益斋任总务部主任,粟象尊任交际部主任,谢嘉陵任组织部主任,朱乐三任宣传部主任,文希牧任调查部主任.[10]随后,长沙市商民协会筹备处从原太平街贾公嗣迀往湖北会馆,与长沙县商民协会筹备处合并办公。两会之合并,对于长沙商民协会之正式成立以及商民运动的开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1926年12月10日,长沙市商民协会宣告正式成立,上午10时在省教育会举行成立大会,庆贺之盛况空前。据当时报纸报道:‘全城商店除张灯结彩外,门首一律张贴长条,上书'长沙市商民协会成立大会纪念每一街口,张挂红布,大书'长沙市商民协会成立大会纪念’,并扎松枝牌坊,缀以五色电灯。……各商店休息一日,庆祝三天。”次日午后一时,各分会会员又齐集省教育会,于三时开始“举行提灯游街庆祝,并发出通电”。这份通电首先说明:本市依照国民政府颁布商民协会章程及组织程序,设立长沙市商民协会筹备处,分部进行,己逾两月。各行业组织成立分会者,己九十余处,兹订于十二月十号开成立大会。”接着,通电号召广大商人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获胜,特别是湖南己处于国民政府领导的大好形势下,踊跃参加革命。“窃维我湘军事告终,训政开始,农工教育,均己组织会团,凡我商民,亟应团结精神,参加革命,非徒保护己身利益,亦以巩固北伐后防。惟是开办伊始,会务纷繁,尚乞时赐教言,以匡不逮。”[11]

  

   长沙市商民协会成立之后,力量和影响都迅速壮大。有学者引用时人的回忆录称:原属总商会各行业,乃一律加入商民协会,组织甫及一月,各行业分会成立近三百余处,会员达十五万人,盖长沙商人己全部加入,实为一最大商人团体。总商会虽未取消,然己等于虚设,无人过问矣。”(6)虽然这里所说各业分会及会员数据并不是十分精确,而且认为原总商会己形同虚设无人过问的结论也值得斟酌,但仍然可以反映当时长沙市商民协会在成立之后的短时期内迅速发展壮大的趋势。

  

   在长沙市商民协会建立的过程中,中共党员发挥的作用值得注意。当时,中共在湖南的影响十分突出。据《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1926年10月)透露:“湘区CP与国民党关系的政策的经过:分三个时期:民国十二年冬到今年三月赵(恒惕)政府倒台时止为第一时期;自倒赵后到国民党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为第二时期;第二次大会以后为第三时期。第一时期我们对于国民党是采完全包办政策的,……第二时期……在省党部内,在湖南特别委员会,我们都找了一些纯国民党员参加工作,唐生智克复长沙后,我们更渐次退到在野党的地位,把国民党重要的工作交给左派,而注意社会力量的培植,以树立自己党的独立的基础。”在初期的湖南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有三:“1,湖南先有CP后有国民党,国民党是由CP做起来的;2,在严重的压迫的环境之下,CP不包办便无人来办;3,湖南社会阶级没有显然的分化,反映到国民党内也是一样,所以CP包办得下,”[12]8889即使是在稍后,共产党人以及受其影响的国民党左派在湖南省党部中仍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7)

  

   正因如此中共党人得以在商民协会成立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值得重视的作用。据当时作为花生圃业之代表,曾与全市83个行业推选之160余名代表共同参与长沙市商民协会筹备工作的陈伯勋回忆:长沙市商民协会的筹备成立,曾得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和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常委(后为市政处处长)朱剑凡的关怀和指导。”商民协会成立后,先选举了执监委员,复由执监委互推左益斋、粟象尊、苏可范三人为常务委员,周海龙为秘书长,陈达虞为秘书,王隐农为组织部长,徐亮彩为宣传部长,唐农阶为合作部长,葛味秋为仲裁部长,文斐为教育部长,唐乾五为财委会主任,魏伯熙、易静谦、柳迪猷、陈惠均、陈幼梧等人为干事。当时的行业代表中有共产党员周海龙、苏可范、王隐农(旅馆业)、徐亮彩(茶居业)、唐农阶(玻璃业)、缪青恒(油盐业)等6人,共青团员有陈惠均、朱省三、朱益三(刻字印刷业)3人。“市党部常委朱剑凡派组织部长陈龙骧、秘书查夷平来会指示,成立共产党员核心小组(对外不公开)以周海龙为组长,苏可范为副组长,在商协中起骨干核心作用。[13]由此看来,共产党员在长沙市商民协会的筹备过程中,甚至到该会正式成立之初,确实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长沙市县两商民协会在筹建过程中虽然将各自的筹备处合并在一起,并使市会顺利成立,但从后来长沙《大公报》报道的一些情况看,两会仍经常单独组织活动,不过很少再见到相互之间发生冲突。1927年1月13日,长沙县商民协会也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者十五乡镇,二十四个分会,计四十余人”[14],其规模和声势显然要比长沙市商民协会小得多。大会第二日,50余名与会者逐条讨论修改和通过了县商民协会章程之后,投票选举伍锡朋、朱绶若、李革新、张海涛、董海珊、文耀南、王仲谦、彭习之为执行委员,贺炎、李炳奎、周道为纪律裁判委员。最后,还就参与反英示威运动作出了部署,要求届时“到会集合,全体参加”。至此,“该会现因所有议案,均己议完,为促进实现起见,特定本日(十六)向省政府省党部县公署请愿,要求执行。”[15]在此之后,经过协商确定,长沙市区范围内属市商民协会统辖,市区以外的长沙区域由县商民协会统辖,两会办公地点仍然均设在湖北会馆。

  

   除了长沙,湖南各地商民协会也争先恐后地建立起来,反映了商人支持和参与国民革命的政治热情。例如,醴陵县商民协会于1926年9月18日召开成立大会,各行业及各团体到会代表百余人,“由筹备主任萧乃愚报告筹备经过情形,次县党部代表及各界人士演说,再次议决要案,最后群呼'醴陵商民协会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并表演各种游艺,始行散会。”[16]沅江县党部依据省商民部通告,组织商界人士,成立了商民运动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名,于10月间召开成立大会,并且决定“即日成立商民协会筹备处,以谋商民切身之利益”。[11]益阳县商董在县党部敦促之下,当即召集会议,公推主任筹备员分别负责,于11月先行成立商民协会分会22个,至12月正式了成立益阳县商民协会,推选执行委员13人,纪律裁判委员5人[17]。宁乡县党部于10月间召集商民开会,推选出8人作为筹备员,同时成立各分会,至1927年1月正式成立了县商民协会,会员约三千余人。湘乡县商民自动组织起来,加上县党部派员指导,于1926年11月成立商民协会,分会有30余个,会员总计6412名。衡阳商人与县党部共同筹备,于1926年7月发起设立商民协会筹备处,至10月上旬正式成立分会者有79个,成立筹备处者12个,“会员总计在三万人以上”[18]

  

衡阳商民协会的筹建以及成立初期,当地的中共党员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共合作的初期,中共党员在国民党衡阳县党部中担任职务者即为数不少。1924年该党部成立时,7名执行委员中就有4名中共党员,担任秘书长的唐朝英也是中共党员。同年底,衡阳工农商学联合会成立时,唐朝英又出任该会委员长。[19]375这一情况也便于中共党员在筹建衡阳商民协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据时任衡阳商民协会宣传干事的肖远纶留下的遗稿透露:衡阳商民协会的组成和活动,完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8)当时,中共湘南特委指派四名共产党员参加衡阳商民协会的工作并出任要职。其中较重要的两人,一是担任组织部长的颜瑞,字永瑞,湘乡人,是衡阳最早加入中共的青年店之一,原开设仁寿生药店兼诊所,先后担任衡阳雪耻会委员、衡阳公医院筹备主任、公产清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二是担任宣传部长的陈锡圭,衡山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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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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