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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豪厄尔:国家计划人员卷土重来了吗?

更新时间:2017-07-28 17:27:15
作者: 戴维·豪厄尔  

      

   戴维·豪厄尔,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上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

   原载:《日本时报》(英文刊物)7月11日

   翻译:尹宏毅,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兼职研究员

  

   一些人说,历史是按照几十年的摇摆期波浪式展现的,每个阶段都都倾向于对抗或者扭转上一阶段的哲理、信仰和时尚。如果是这样,那么乍一看来,最近六十年左右的政治和经济历史就完全符合这一理论。

  

   毫无疑问,在1970年左右,世界开始对占主导地位的强大国家机器感到厌倦,国家看来已经达到了极限,因而世界开始指望市场和资本主义,作为今后的道路。

  

   而那是当时。但约四十年以后,市场资本主义也达到了极限,因而酿成了2010年左右的世界金融混乱。

  

   自2010年以来,许多国家出现了明显回归国家解决办法和国家干预的趋势,人们纷纷谈论市场失灵,要求限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受到数字革命推动的市场经济。人们断言,不加限制的市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可接受的,市场和金融的全球化被认为越来越不公平。人们寻求保护,以防范他们所不了解或者不欢迎的危险的全球力量。

  

   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上的左派所欢迎的。他们要求对价格规定上限,对工商企业加以遏制。甚至早就被认为已经丧失信誉的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现在也得到了新的宣扬,尽管奇怪的是,正是这种情况改变了人们的情绪,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也使不满的右翼民粹主义情绪得到加强。

  

   但是,无论来自左右,在全球市场经济的过去时代中看来很风光的统治阶层和精英们现在却受到攻击。人们到处都可以听到要求领导层更新换代和恢复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与保护的呼声。

  

   例如在英国,这种反应可以在民众拒绝接受“财政紧缩”概念的做法中见到,因为这种政策被认为给公共服务造成了不公平的压力——这种观点与四十年前的理论截然相反。当时在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不断膨胀和效率低下的公共服务以及随之而来的高税赋被认为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增长和繁荣的敌人。现在,人们却纷纷呼吁增加而不是降低税收,以便资助公共项目,为公职人员提供薪酬,并为公共基础设施融资。

  

   但是,在人们假定这种局势和舆论的变化趋势与理论严格吻合之前,有一两个方面使情况复杂化,因而根本不相符。

  

   第一个方面就是,这基本上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看问题方式,源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政府与个人之间几个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辩论。而亚洲国家的经济进展则看来基本上没有受到引起西方如此激烈的政治辩论的这种意识形态分裂的影响。

  

   特别是,中国看来挑战了左派与右派鲜明对立的这种分析,把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与市场驱动的强劲经济增长和扶植企业的政策相结合,其人均年收入已经从1997年的780美元增加到今天的8000美元以上。局势很可能会发生崩溃,但迄今为止看来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大的转变,而仅仅是一种高度混合的经济体制下的直线经济增长,而唯一的意识形态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回避政治上的民主,无论资本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占居统治地位。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很像大黄蜂之谜:它们的翅膀太小,因而飞不起来,但它却的确飞了,而且飞的很好。事实和理论不相吻合。

  

   另外一个工业发达的太平洋地区大国日本看来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获得成功,却没有出现西方忙于应对的意识形态扭曲。国家权力和私营企业的微妙混合巧妙地使日本绕开了这场辩论。因此在日本,人们也找不到很多证据,表明出现了反对市场经济的反应和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场反革命。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因素也否定了把历史简单视为从左到右然后又左转的钟摆摆动的看法——这个因素就是人类的进化本身。就大脑而言,人类(或者大多数人类)数百万年来一直越来越聪明,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一进程已经停止。因此,即使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人们已经普遍感到幻想破灭,即使人们纷纷要求加强国家的计划工作和更多地采用国家解决方案,目前人类与过去相比也完全有希望变得更聪明。

  

   20世纪扼杀了人们对国家行为的信念的是国家十分严重的效率低下,因为实行过度集权的苏联在自身的重压之下崩溃,世界各国僵化的官僚体制也扼杀了创新和经济进步。我们要想获得一个加强国家干预和更多地限制市场力量的新时代,那么合理的希望就是国家能够比以前聪明得多,较少地集中,并且与数字时代所带来与促进的权力下放和富于灵活性的趋势实现更为密切的和谐。

  

   还有一个进一步的重要原因,说明为什么对任何回归大政府或者回归对经济的不应有的中央控制的做法,无论是在金融政策、工业战略还是国家的官僚机构的管理方面,都应该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在日益频繁的网络攻击和黑客入侵的时代中,最易受到侵害的就是中央集权的统治。无论是国家的卫生服务,国家的福利计划还是水务或者电力等大型垄断国家公用事业公司,甚至仅仅是整个城市范围的交通管制,核心系统越大,对网络攻击者来说,作为打击目标就越有利可图,因而与任何其他类型的攻击(也许除了核导弹攻击外)相比,都能更快的造成混乱和社会瘫痪。

  

   对于希望实行计划经济和思维严谨的官僚们来说,这种情况应该成为精神食粮,如果他们蠢蠢欲动,企图恢复大政府和对混乱而具有波动性的市场力量加以管制的话。虽然时尚和理论的钟摆可能正在摆动,但让我们希望这一次,这种摆动的幅度很小,并且会带来一些比较明智的处理方式,并且较好地汲取以往严重失败的教训。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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