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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攀 郭喨:“沧浪之水”今何在?

——文化生态系统视域下的文化生成、传播与实证研究

更新时间:2017-07-28 17:12:25
作者: 左攀   郭喨  
沧浪形式文化区指的是“沧浪”这一文化现象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中的核心区与模糊的边界的文化区分。典型的沧浪文化景观比较集中,从特定中心向四周扩散,距离越远,典型性就越弱;边界到一定程度后,就会与其他文化相互混合。因此,对沧浪文化而言,就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文化现象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具有集中的核心区与模糊的边界的形式文化区。其前提是:当时的沧浪文化现象在自然状态下,不受外部的作用而逐渐生成的。西汉以后,沧浪文化的生成主要在“功能文化区”的框架下进行。与形式文化区不同之处在于,功能文化区明显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沧浪功能文化区的中心对此阶段生成的沧浪文化,起着协调和指导作用。这对应于从《沧浪歌》出现到进入《孟子》,是以文化源头“沧浪之水”为中心向外的传染扩散。沧浪文化生成的过程当中,随着其文化的地理投影,逐渐导致了沧浪文化群落所在地的“乡土文化区”(vernacular cultural region)的生成。沧浪乡土文化区指居住于沧浪文化景观集中呈现区域的居民,在思想情感上所体现的一种与沧浪文化有关的、共同的区域自我意识;这不仅体现在感情上也体现在文化符号上,例如“文沧浪”(苏州沧浪)。这一乡土文化区并无明确的功能中心与边界。

  

   考察沧浪文化的文化系统生成和文化群落演替的过程,我们容易将“沧浪文化生态系统”划分为四个群落,这四个群落分别是:源沧浪文化群落(汉水中游“沧浪之水”群落)、流沧浪文化群落(湖南龙阳群落)、文沧浪文化群落(苏州)、武沧浪文化群落(贵州)。

  

   2、从“扩展扩散”到“迁移扩散”——以《沧浪歌》的传播为例

  

   “沧”本指水之“绿”和“大”,故“沧浪”的本意应为“碧绿的大浪”。值得注意的是,“沧浪”是叠韵联绵词,不可拆做两个字来理解。这实际上对将“沧浪”解作“沧水、浪水”或者“沧山、浪山”之说提出了批评(比如“龙阳沧浪”采用的就是这种论证方式)。当然,文化生成的过程中,这类的误会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即使合成的“沧浪”,也已经为沧浪文化生态系统所接纳,成了今天“沧浪文化”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

  

   由于《沧浪歌》的语言风格与楚辞十分相似,很多人误以为它是屈原的作品。连注解《楚辞》的王逸也称“《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6]226屈原与渔父的对话,最早见于《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被放逐其间,遇一避世隐居的渔父,渔父认出了屈原,两人进行了一番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交谈,但对话的结尾并没有渔父唱《孺子歌》的内容。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7]2486

  

   这段文字在《楚辞·渔父》中也有记载: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

  

   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6]227-229

  

   两段记载主体雷同,不同的个别字句多是“欤、与”之类的叹词,二者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刘向编《楚辞》时几乎全文抄录了史记的记载,只在末尾添加了《孺子歌》而已。

  

   王逸说“《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这种说法我们不以为然。如果说这篇《渔父》是屈原托人言志的寓意之文,那为何又不见于《史记》的记载?《史记》是司马迁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的实录,如果司马迁在调查走访中听到有关渔父鼓枻唱歌的传说,正好可以代屈原“明志”,怎么会不记载下来?《史记》之中此类点睛之笔甚为不少:有伯夷、叔齐的《采薇歌》,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高祖刘邦的《大风歌》等名曲;司马迁对诗歌情有独钟,也极擅长用诗歌丰富人物形象。因此我怀疑《沧浪歌》非但不是屈原原创,屈原是否听过此歌都难说。编辑《楚辞》的刘向生活在西汉末年,此时中国已独尊儒术百年之久,《沧浪歌》以《孟子》为载体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传播属于“扩展传播”;“楚辞”的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沧浪歌》的语言特点又与屈原的作品极其相似,为了使屈原的形象更加丰富,同时也为了更加具体得呈现儒家“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刘向在“辑录”楚辞的时候,把《孟子》中的《沧浪歌》与《史记》中的渔父故事拼凑嫁接,形成了我们所见的《楚辞·渔父》而未留下过多合成的痕迹,后人多被误导,甚至认为此歌是屈原的作品。这说明,此时《沧浪歌》(“孺子歌”)的传播模式,已经由“扩展扩散”走向了“迁移扩散”。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扩散?这与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有关。从孔子到孟子,前后数百年;从屈原到司马迁再到编订《楚辞》的刘向,也是数百年。《沧浪歌》即非孔子所作也非屈原原创,而是产生于沧浪之滨,是“乡间小调”先期以口口相传的模式,沿汉水、长江不断传播扩散,最终被收入经典,进入以《孟子》、《楚辞》。进入主流文化范畴并以之为载体在知识阶层传播扩散,独尊儒术之后的百年中迅速广泛扩散,渐渐成为经典;而这两部书的经典地位使得沧浪文化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新阶段——等级扩散。此阶段突破了地理的限制,而通过主流文化(文化经典)直接传播,成了“流行歌曲”。“缨”本指帽子上的装饰物,在先秦时期,它是权力和身份象征,濯净帽缨,就意味着入朝为官,治国安邦,相反,洗脚就意味着要远离政治,隐迹山林。《沧浪歌》集中体现了“沧浪情怀”:穷则“濯足”——修身齐家,独善其身;达则“濯缨”——治国理政,兼济天下。濯缨与濯足,入仕与归隐;遇治则仕,遇乱则隐,《沧浪歌》所倡导的,是面临不同社会状况时正确的人生抉择。在这里,“儒”与“道”到达了很好的交融而平衡,这种“沧浪情怀”对于古代士子具有深刻的人生指导意义。“沧浪”已经不再是一条河流的名字,而是一种情怀和文化。“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沧浪歌》既具有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指导,又提供了具体而微的实践这一原则的行动方针。历代取士,失意者总多于得意者,而入仕之后仕途不顺者也甚多,《沧浪歌》所描述的情境因而也就有了巨大的普适性,容易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共鸣,这则是《沧浪歌》得以传播并不断在各个具体历史—地理情境中生成的受众基础,对于沧浪歌所传达的情感,读书人十分亲切。由于其语言浅显精炼,表意直白丰富,是“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生活方式的最佳文学表达,千百年来让对现实不满的失意文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多以“沧浪”来表现寄托自己随遇而安、放任自然的坦然心情和豁达风度,这种“沧浪情怀”对读书人特别是失意文人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随着《沧浪歌》的传播离沧浪流域越来越远,唱歌的人已经不再关心沧浪究竟在哪里,只会体会它所表达的语言美和深刻含义,传承其情怀。后来的苏舜钦建“沧浪亭”,严羽做《沧浪诗话》,在他们心目中,沧浪早已不是一个地名,而是“君子处世,遇治则仕,遇乱则隐”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的代名词了,是沧浪情怀的落地。而这一生活理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历史穿透力。

  

   至于刘向,为了使屈原的形象更加丰富,同时也为了更加具体得呈现“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刘向在“辑录”《楚辞》的时候,很可能参照了《史记》的相关记载,导致了我们眼前这高度相似的两段文章。这也就解释了刘向著作与司马迁“高度相似”的疑窦。

  

   3、次生文化群落的形成与演替

  

   随着沧浪文化的生成与传播,特别是等级扩散现象的出现,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大势发展,沧浪文化很自然地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化群落。为了从时间上进行区分,可以将后来生成的沧浪文化群落统称为“次生文化群落”(这里的“次生”仅具有时间区分意义,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沧浪文化发展至今,形成了多个沧浪文化群落,出现了许多以“沧浪”命名的事物(本文中以“景观”称之),首先是地名,湖北郧阳有沧浪洲、山东峄州沧浪渊、贵州有沧浪寨,江苏苏州有沧浪亭,苏州甚至还有“沧浪区”。最有趣的是龙阳,当地有两条溪流一名沧水一名浪水,两水汇合之地的地名是另一条“沧浪”。其次是书名,《沧浪集》《沧浪稿》《沧浪诗话》《沧浪乡志》以及今天的小说《沧浪之水》等等。这些包含“沧浪”的文化要素是沧浪文化形成的基础;要形成“文化”,这些要素还必须被组织到特定的文化结构中,承担特定的文化功能才被认可。

  

   元代就开始了对于“郧阳沧浪”位置的“质疑”,元知州梁宜在《沧浪渊感应龙祠记》称,“惟孺子歌见于《孟子》及屈平《渔父》辞,或曰此歌楚词殆是《禹贡》:汉水东,沧浪之水。余谓不然,孟子蓋与屈平同时,峄本鄫国,去邹孟子乡仅二百里,此时已为楚并。宿迁亦相离二百里余,项羽其邑人,《垓下》歌列《楚词后语》,《沧浪歌》为此水无疑。”[8]125——实际上是沧浪文化新一轮的生成,士子们开始寻求特定区位与经典文化中“沧浪”的契合,寻找各地“沧浪”的地理投影。

  

   唐宋即出现了大量基于经典沧浪文化要素的文化创造。北宋范仲淹的《出守桐庐道中》:“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表达自己类似屈原的高洁志趣。杨万里《除夕送次公子入京受县》称“弟兄努力思报国,放我沧浪作钓翁”,借此表达政治理想;明亡后,陈子龙作《秋日杂感》十首之四:“行吟坐啸独悲秋,海雾江云引暮愁。不信有天常似醉,最怜无地可埋忧。荒荒葵井多新鬼,寂寂瓜田识故侯。见说五湖供饮马,沧浪何处著渔舟。”借此表达亡国之痛。卓肇昌在《东港竹枝词》中则表现沧浪渔歌的闲适:“万顷波光漾碧空,满湖月色莹青铜。渔歌忽起沧浪外,人在画桥一叶中。”《芦洲泛月》“一棹空明趁晚潮,木兰舟在镜中摇。数声渔笛沧浪晚,十里芦花渚国遥。”,都表现的是闲适的沧浪渔钓之情。至于方志中的“沧浪文化”要素,更是数不胜数,难以尽言。

  

明朝以后,“沧浪”文化要素从文化“落实”到地理的倾向越来越显著。此间出现了大量饱含沧浪文化要素的文化群落。先是苏州沧浪,苏州沧浪典型地体现了沧浪文化“生成”的特点。不难理解,苏州沧浪也是在“中国文化大势”转向后出现的。以沧浪亭为关键,苏州生成了新的文化结点,构成了新的文化景观;形成了新的沧浪文化传播中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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