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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新民:1978:高考前夕鲜红的记忆

更新时间:2017-07-28 16:27:18
作者: 夏新民  

  

   提起四十年前那场改变中国许多人命运的高考,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初中同学郭万寿和沈协和,想到的是1978年高考前夕那鲜红的记忆。

  

   郭万寿和沈协和都是1962-1965年期间,我在武汉市38中学就读时,初中三(2)班的同学。武汉市38中虽然是默默无闻的一所初中学校,但我们2班是当时的一个重点班,很多同学都是附近几所有名小学的大队干部和中队班干部。其中,在小学担任过大队干部的,就有6、7人之多。加上中队班干部,总数大约在15-20人之间。来自武昌名校昙花林小学的大队干部郭万寿、刘丽珍、刘思松等三位同学,就在我班。郭万寿读小学时,曾是昙花林小学的大队长。到初中我们班后,担任班长。沈同学和我一起来自也是武昌名校的大堤口小学,他是初中班上的中队长。

  

   记得文革期间,我们班的一位同学曾对我私下讲过一句话。他说班上学习成绩好的有三霸,分别是郭同学,沈同学和我。他自称老四。这话我听起来,又惊喜又惶恐。郭、沈二人在班上成绩,稳坐头把二把交椅,班上老师同学公认,毫无异议。除他二人以外,班上同学中,成绩好的,多的是。我一个成天贪玩,从不用功学习的学生,何曾高居过阿三呢?那位同学在我之后,怎么谈得上是老四?不过,郭同学、沈同学在代数、几何和物理课外习题上,愿意与我交流探讨,也是事实。

  

   郭同学成绩虽好,但与沈同学不同,有一点偏科。他是数学物理特别强的那一种。沈同学的成绩比较均衡。打一个比喻,如果我们班要和其他班同学成绩相比,郭同学好像是足球队的前锋,冲锋陷阵,进球靠他。沈同学是中场,各科成绩均衡发展,全队得由他组织。如果一定要把我算进去的话,我顶多也只能算是一名后补队员。教练有时让我上场,作为奇兵。碰到门前混乱之际,一个高球飘了过来,撞上我的枪口,不,撞上我的脑壳,我有时也会腾空而起,一个狮子摇头,也能顶进郭沈都踢不进的球,解答出他们一时也做不出来的题目来。

  

   1965年中考,我们初三(2)班共有10位同学考取了高中,还有30位左右同学考取各类重点中专和中技等学校。这在当时,不只是我们38中,放在其他学校,都是非常不错的成绩。我们班,10位考取高中的同学中,郭、沈二位同学如愿考上了当时著名的省重点学校,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还有2名女生考取另外一所省重点中学,武汉第十四中学。另外五名同学分别考取市十五中,市三十三中,东湖中学等市重点学校。只有我一个人考取非重点的武汉市第九中学。那是一所以篮球、田径、举重、射击、航海和摔跤见长的学校,上述项目的武汉市中学生代表队主力,冠亚军记录保持者,很多都在此校。如市中学生篮球代表队(以后的市工人代表队)的主力中锋罗辑,武汉中学生女子110米跨栏记录保持者宋福慧,武汉市中学生举重冠亚军,“大块头”,“二块头”,武汉中学生跳高亚军,绰号“民族驼子”的王才金等等,都是我们九中的。我和他们都很熟悉。文革期间,武昌地区中学生中,更有一说闻名三镇,那句话是,“九中的流氓,十中的土匪,四十六中,男的买菜,女的恋爱。”九中同学中玩字号的居多,而玩字号的同学,又多是体育爱好者。使我这个体育禀赋先天不足而热爱有余的学生,结识了武汉地区中学生中不少的体育俊杰。

  

   初中同学中考,仅有少数几位同学落榜。其中有我们班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同学夏匀生。她是我的一位远房亲戚,父亲在国民政府时期,曾在司法部门工作。当年夏同学落榜,下发农村,曾让学校的老师和班上的同学唏嘘不已。

  

   进入高中,我和郭、沈二位同学虽然不在同一所学校,但我们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仍时时交流数学和物理方面的解题心得。郭同学进省实验中学后,即便那里的学生都是来自武汉各个学校的成绩优秀者,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仍然在班上,乃至年级,出类拔萃。我进入九中,挟38中三(2)班流风,数学和物理的地位,也相继取得领先地位。记得第一次物理年级统考,满分120分的试卷,全年级仅我一个人获得满分。考试完毕,成绩还未公布,物理黎碧英老师阅完试卷,随即到处找我,好不容易在篮球场上找到我时,我正和同学一起打球,玩兴正隆。黎老师便笑着对其他同学说,你们不要学夏新民,别看他一天到晚在学校打球,他是在家里偷偷学习了的。黎老师说的显然是一句笑话。我从小学到高中,从来没有在家里做过作业。即便假期作业,也是临到开学,请几个同学一起帮忙完成,上交应付的。黎老师对篮球场上其他同学所说的话,对我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同学们都感受得到。除了物理黎老师,教立体几何的陈郁老师,教代数的刘中枢老师也特别喜欢我,这应该是有目共睹的吧!那时的九中,虽非重点,很多老师水平,丝毫不亚于重点中学的老师。我知道的物理黎老师、几何陈老师、代数刘老师,他们的专业水平非常高。例如刘老师曾是五十年代全国数学竞赛获得者,中学毕业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时因成绩优秀留校任教,后来因为非专业原因贬到武汉第十四中学,当时的武大附中任教。再后来又贬到我们九中。这都是特定历史原因下的特定现象。

  

   郭万寿是我初中同学中最好的朋友,我们两人都喜欢数学和物理,我们有过一起“三等分一个角”的经历【1】。除此之外,也许还有一个不为班上其他同学所知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两人家里,都曾有人患上过精神病。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的二舅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就读,起先因“拔白旗”失去女友,以后临近毕业,又因未能分配到中科院数学所,不能攻克他钟情的“费尔马大定律”等原因,患上精神病,到我家休养,街坊邻里,几乎无人不晓。【2】郭同学家里的患者,则不太为人所知。他家兄弟姊妹多,个个从小聪颖,好读书,读书也好。郭曾对我讲,他的大哥,也是在五十年代,考上一所著名的中专。他父亲是一个手艺人,远近闻名的铁匠,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为由,不让他的大哥就学,致其发疯。疯后,他大哥被关锁在家,被禁止出门。他的大哥只能在里面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我要读书!”隔壁左右邻居看到听到,无不触目恸心,嗟叹不已。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我们读初中时,他的二姐正在读高中。我清楚记得,1965年,高考的前一天,我路过郭家临街的铁匠铺门面时,郭的父亲带着他的二姐,正在铁匠铺打铁。我看到郭父小锤掌砧,他二姐挥舞24磅铁锤打铁的情景。当时我很惊奇,惊奇的不是她第二天就要参加高考,这离我们这些贪玩的学生很远,我还没有这个意识。我惊奇的是,一个纤弱的小女生,我眼中的小姐姐,怎么轮得起24磅的大铁锤,挥舞自如,“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呢?不久,高考发榜,郭的二姐不出意外,考上大学。

  

   郭同学酷爱学习,偏好数理。他不是文艺青年,对文学、历史、政治毫无兴趣。但也有例外。记得上山下乡时,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看因病回汉休养的吉海兰同学。其中有个女同学一路上,大讲特讲巴尔扎克、乔治桑、雨果等19世纪法国作家及其作品。那位女同学是郭年轻时的倾慕对象。事后,我听同去的一位同学给我讲过,郭回去以后急急忙忙借来几本法国小说就读,读不下去。他没有那份雅趣。本来那位女同学特别崇拜的就是我们郭同学的物理和数学中的钻研精神,以及他课外无线电爱好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可郭偏偏以己之短,攻彼之长,去啃他压根儿不喜欢也不擅长的外国文学,西谚有云,Love is blind,爱是盲目的,信哉此言也。

  

   其实,郭的语言也有过生动的表述。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一句是“口口是肉”,一句是“真开水。”如果不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没有经过“三年灾害”时期的磨难,你对这两句话的内涵,不可能深刻地,心领神会地去理解。就拿前一句话说吧,它应用范围很广,从生活到工作,从专业到投资,都可应用。凡事进入佳境,很值得持有者,郭同学一概以“口口是肉”来表述。时下的流行话语中,稍可对应的是“含金量高”。但后者的韵味,比起郭氏的“口口是肉”,实在差得太远。他的另一句“真开水”,用于款待贵客。每次我去他家时,他都会从炉子上提起水壶,热情地给我倒水,并都会加上一句“这是真开水!”以示尊敬。那时人们烧开水,都在蜂窝煤炉子上烧。为了节约,蜂窝煤炉上面会盖上一块圆铁板,下面关上风门,降低煤炭燃烧的速率。铁板上再放上一个水壶,缓慢加热。客人来了,白开水供奉。茶嘛,一般人家,供奉不起。所谓“真开水”,那是经过100°C沸腾过了的水。来到郭家的,不是珍贵客人,没有资格享受。

  

   他课外的爱好是玩无线电。这项爱好伴随他终生。后来又成为他下海创业的起因,是他企业发展的基础,那是后话了。

  

   记得文革时,他隔壁一家,开了一个无线电收音机维修店铺。老板又以无线电权威自居。郭是资深玩家,理论联系实际,当然不会服气。那家店铺的老板不知什么原因和他有了过节。每当客户来取修理好的收音机时,他就在隔壁家里发射干扰信号,让隔壁老板在客户面前多次尴尬。他自制的无线电收音机,也可以收到很多一般人听不到的台,让我们在那时,知道了许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

  

   别看郭同学,无线电玩得超棒。他家里还没有一台像样的品牌收音机。他那里的收音机,都是没有外壳包装的半成品。电子管、晶体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记得他结婚时,就把我家的红灯牌收音机借去几天,作为新房重要的家居用品,放在显著位置摆放。那时结婚讲究“三转一响”。“三转”是指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一响”是收音机。这“三转一响”,如果都是上海品牌,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那是当时新婚夫妇家庭的顶级配置,非常令人羡慕。

  

   郭的母亲在郭读初二时去世。他的父亲又在文革初期,他下农村不久,离开人世。他的大哥又是精神病,二姐大学毕业又远嫁他乡,只有他和他的一位妹妹留守在父辈留下的老房子里。他的那个家,实际上是靠他稚嫩的肩膀支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

  

   文革中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招工进厂。郭、沈二位同学,招工进了地处鄂东的阳新工业区的武汉铝厂。他们两人都当上了电工。这期间,沈同学搬家到了汉口,联系少了。我和郭同学则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只要他回到武汉,我们多半相会,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我听郭说,他和沈二人,与厂里的大学生们一起搞技术革新,搞得风生水起。我曾在郭的家见过其中的一位,他们称为“凃大”的,姓凃的大学生,对郭在无线电专业方面的知识相当尊敬。郭、沈二位的表现,让当年工业区的领导,老革命干部,原武汉冶金局的刘雨东局长,青睐有加。刘局长甚至发出感叹,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两个小子一定是北大清华的料。

  

我招工进了汉阳钢厂,却远远没有郭、沈二位同学幸运。我分配到了制砖车间。三班倒。我们车间做的是转炉用的沥青砖。那是用白云石烧结、破碎成小颗粒,然后用沥青粘结震动成型的弧形大耐火砖。整个车间工作环境极差,当时又没有任何污染处理设备,其噪音、粉尘、高温、沥青污染,环境之恶劣,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根本无法想象。记得大学毕业之后,我在研究所工作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曾去做过几项测试。其中噪音,焙烧窑的鼓风机是120分贝,破碎工段的鳄式破碎机,也是120分贝。成型工段的震动台是140分贝。140分贝,这是什么概念呢?喷气式战斗机起飞的音爆声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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