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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之光:国际主义时刻

——中国革命视野下的阿拉伯民族独立与第三世界秩序观的形成

更新时间:2017-07-26 20:53:09
作者: 殷之光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中国革命的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对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解为基础,尝试从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中国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话语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世界秩序的描述方式。同时,本文还尝试再现作为知识的“阿拉伯反帝民族独立运动”,在中国革命语境下,构成了改造“世界观”这一政治历程中的重要经验。这种知识还进入到了建立“中国人民”这一政治主体性、调动民众进行政治参与、塑造“世界人民大团结”这一国际主义认同中,将“国际主义”这一命题融入进了“民族独立”的政治体验内。

   【关键词】国际主义   第三世界   民族主义   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   冷战

  

   在分析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时,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面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之间的组织联系与人员互动,还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流变方面;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国际主义在中国政治内部及其对于世界秩序的影响讨论,则集中在冷战叙事框架内。在西方学术界,对于第三世界国际主义问题的讨论在冷战初期便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所提出的一系列国际政治话语以及对世界秩序的表述,都首先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前提下被审视为一种“共产主义的团结”(communist unity)。①

   这种从现实主义假设角度出发,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功利主义理解,作为另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产生于冷战的政治现场。随着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及1968年苏联武装进军布拉格之后,苏联在其阵营内所提倡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很快遭到了来自西方知识界的全面攻击,成为批判苏联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工具。伴随着苏联阵营内部出现的对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国际主义”这一曾经代表了共产主义世界秩序理想的观念,也被进一步解构为苏联霸权政治的幌子,成为一种“虚假的国际主义”(pseudo-internationalism)。②这种粗暴的俄罗斯民族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也很快被作为“苏联民族问题”,并被理解为其“帝国”崩溃的重要内因之一。③在这个语境下,国际主义也被视为一种苏联帝国主义甚至是殖民主义的霸权秩序。而第三世界之间在国际主义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政治合作,则也随之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渗透”。④

   今天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这种源自20世纪60年代的理论假设。在西方传统安全观的基础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话语基本被看作是苏联输出革命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对国际主义的理解还包含了与寻求主权独立的民族主义话语互相对立的含义。从地缘政治的逻辑上,这种国际主义话语的直接目的,则是保证苏联国家利益与安全,并不惜损害他国利益。⑤此外,近年来对于国际主义观念的讨论还主要来自对于东欧前华约集团国家冷战历史记忆的梳理。这类研究结合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开始的“民族问题”(National questions)政治讨论的分析,将其视为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用以维系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秩序,树立苏联中心地位,并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苏联霸权影响的沙文主义式政策工具。⑥

   可以说,作为一种对世界未来秩序及人类平等政治叙述的国际主义话语,国际主义这一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便始终被笼罩在美苏政治对抗的阴影之下。并且,随着冷战结束,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活动开始成为常态。以现实主义为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框架又进一步地对20世纪中期在国际主义精神引领下产生的一系列内政与外交活动进行重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少涉及第三世界去殖民民族独立的讨论更局限在弗莱德?哈勒代(Fred Halliday)所描述的那种两极竞争(bipolar contest)的范式之中。⑦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解模式最大的局限在于其对政治活动及其深远影响本身做出了前提性的限定。它首先假设在国际活动中,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其首要目标是“寻找能够驾驭对方的机会”⑧。其次,决定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基本条件来自国家本身的军事与物质实力,以及地缘政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同盟关系。⑨在这些前提下,苏联与中东地区的联系被看作是一种寻求地缘政治安全的结果。⑩而由于中国与中东地区缺少地缘政治的关联,其与该地区在国际主义精神基础上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则或被看作是共产主义集团内部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争夺。11对英语世界的一些研究者来说,新中国与苏联对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存在一种策略性的差异。在最新的一些讨论中,两者之间针对“反帝”问题的态度被视为这种领导权争夺的核心。这种论点强调,虽然两者从本质上都追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体系,但是在方法上,从赫鲁晓夫时期推行“三和路线”开始,苏联便强调,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终将会取代资本主义制度。12在此过程中,反帝的诉求则是从属性的。而对新中国来说,帝国主义压力不但是其革命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也是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直接威胁。因此,反帝是新中国世界革命话语的绝对核心。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革命主要矛盾理解的差异,使得两者在面对第三世界独立运动时,出现了冲突。这也被视为是“两种革命”(two revolutions)之间的冲突。13除此之外,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活动也被作为大国对第三世界干涉主义政治斗争的一部分。14或者,成为后冷战时期,特别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叙述中国崛起对现有世界权力平衡形成挑战的佐证。15

   然而,这种后冷战时期形成的冷战史叙述,遮蔽了第三世界独立运动的历史与政治丰富性。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尝试去展现在20世纪中期,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这两种在今天的世界观语境下似乎是截然不同的秩序,是如何构建它们之间的国际主义想象的,同时,这种国际主义想象又是怎样参与到新中国的社会政治建设,并最终发挥“改造我们的学习”进而改造新中国人民世界观的作用的。通过这一分析,我们也希望展现,这一将两种似乎有着截然不同知识基础与政治建设构想的普遍主义世界秩序想象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实践,恰恰展现了20世纪中期那种以亚非拉/第三世界为社会基础的国际主义想象最具历史价值的特点,并且将其与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那一系列国际秩序普遍主义话语区分开来。同时,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时期,以此希望打破那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窠臼。

  

一、从革命的东方理解20世纪的民族独立


   中国共产党政权对中东地区的关注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种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兴趣,密切回应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旧的殖民帝国主义秩序衰落、新的霸权秩序逐渐形成过程中出现的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浪潮。也正是通过来自共产党组织、知识分子、各民族以及社会各阶层对于这一不断变化着的政治历程的叙述、回应与讨论,发生在中国的以民族独立为先机的革命才逐渐同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秩序变革发生了联系。这种与世界历史变迁和人类解放命运相联系的政治叙事,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国际主义共同体想象的重要基础。从政治理想上,“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革命任务与创造新世界这一命题密切相关。作为一种问题意识,这种联系始终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无论是康有为对“世界大同”的叙述,还是孙中山表达的人类平等理想,都是这种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世界秩序观变迁历史中有机的知识组成部分。

   这种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在早期毛泽东看来,是大规模改造时代的着手点与长远目标的关系。在1921年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表示,“改造中国与世界”比“改造东亚”更具价值。因为,提出世界,是为了明确“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是为了“明吾侪的下手处”。“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6在毛泽东看来,所谓世界主义,是“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与之相对的是“殖民政策”,即“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17

   当然,从政治调动角度来看,对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来说,“世界革命”的政治意义显得并不那么迫切与重要。“中国革命”本身“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在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这两个最基本的大背景下,可以得到较为直接的体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军事斗争本身便扮演着一种整合性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将社会各阶层、集团,各地区的分散力量组织到一场国家身份建设的现代进程中。18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时,那种超国家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仅仅在革命推动者们的理论叙述中,得以作为一种基本的全球性历史大前提。而真正对革命成功起着关键作用,并发挥了社会调动与政治整合功能的,则是列宁所表述的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理解,以及在危机中寻找“有利于全体人民”道路的需求。因此,列宁才提出了关于“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俄国的基本认识。19同时,在列宁看来“拯救俄国”这一似乎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认同“现实政治”(realpolitik,德语)命题,在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下,还存在着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差别。而超国家的无产阶级认同,则是决定这种进步意义的核心内容。这一点,在其同罗莎?卢森堡就民族自决权问题的争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一争论中,卢森堡的论点建立在对19世纪波兰民族主义性质的判断上。在她看来,19世纪上半叶波兰民族主义兴起的物质基础与中欧地区受资本主义发展影响而形成的那种民族国家认同有着根本差异。波兰的民族主义“根源于未开化的封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贵族对其社会地位身份的确证。20现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本身作为一种统治者的经济需要,在卢森堡看来,并不具有普遍的进步意义。相反,在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波兰的工业从一开始便是具有依附性的出口工业。因此,波兰的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是一种“殖民化的产物”(a product of colonization),是“移植到波兰土地上的外来物”(alien body transplanted into the Polish soil)带有“明显的反民族因素”(antinational factor)。21在这里,卢森堡将殖民理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与弱小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国家之间形成的霸权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民族主义”的认同在世界不同地区则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动力,进而形成了对“国家”这一政治认同概念阶级性差异的具体判断。

   这种将殖民视为一种霸权关系的理解,也直接影响到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对第三世界的认识。在斯塔夫利亚诺斯的论述中,第三世界是一个随着15世纪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概念。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第三世界,并不取决于它的地理位置,而取决于其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它指的是“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22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随着16世纪欧洲经济中心转移至西北欧,波兰乃至整个东欧地区的确如沃勒斯坦所判断的那样,成了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欠发达的国家。23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新去回顾卢森堡对波兰民族主义的判断,便可以发现,卢森堡对民族自决的批判,其基本出发点是对在世界资本主义霸权压迫下,在发展落后的、处于被压迫地位下的“较小的和次要的”小国中,强行(自上而下地)推动“形式上独立的人民的‘自决’”的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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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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