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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禁教闭关与洋书解禁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

更新时间:2017-07-26 00:03:28
作者: 马健  

   乾隆皇帝因文字之狱而禁书毁书,又因查缴禁书而屡兴文字之狱,前后近20年。从图3中,我们也可发现,《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启动之后,文字狱的数量随之激增。当禁教闭关、科举制度和文字之狱有机结合并共同发力,对思想的禁锢和言论的箝制就非一般的文化政策可及。在这样的文化生态环境下,读书人只能一头钻进故纸堆,沉迷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和校勘辑佚的研究。正如清中期的学者李祖陶所说:“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5]这种状况使本来就已闭目塞听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更快更易陷入沉闷、压抑和麻木的一潭死水。

  

   四、结语: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

  

   回头来看,中日两国同于1720年分别实施的禁教闭关政策和洋书解禁政策不仅对两国的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两国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见4)。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首先经历的是以军事、科技、经济和外交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1861年至1894年),失败后再被迫改革,从戊戌变法(1898年)和庚子新政(1901年至1911年)到辛亥革命(1911年)。但仍未真正解决问题,此后不久就是袁氏称帝(1915年)和张勋复辟(1917年),直至爆发性质接近于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1919年)。而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首先经历的就是具有启蒙运动性质而且持续时间长达近80年的兰学运动(1774年至1852年),然后才是水到渠成的明治维新(1868年至1894年)。换句话说,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脉络几乎相反(见图5)。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脉络是:从洋务运动(近代化起步)到戊戌变法和庚子新政(近代化改革),再到辛亥革命(近代化革命)和五四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清政府改革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无奈而迈出的。由此可见,文化惯性的力量之大,文化变迁的欲速难达。相比之下,日本近代化进程的脉络则非常清晰:从兰学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到明治维新(近代化改革)。明治维新的最终成功,显然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为时颇久的兰学运动在思想解放和理性思维等方面对日本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巨大影响。

  

图4 禁教闭关和洋书解禁政策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图5 中日近代化进程的脉络示意图

  

   事实上,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而且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作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文化规制正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制度变量。以文化规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为例,康熙皇帝和德川吉宗同于1720年分别实施的禁教闭关政策和洋书解禁政策就直接影响到了此后若干年的两国近代化进程。从中日两国的文化规制对国家兴衰的影响来看,有三点经验特别值得重视:一是文化规制政策不仅会单独发挥作用,而且可能同其他政策共同发力,产生意想不到的协同效应。例如,杜门自绝的禁教闭关政策同作为激励机制的科举制度和作为约束机制的文字之狱三者有机结合所发挥的协同效应就产生了远远超出预期的政策效果,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和整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文化规制政策的制定需要视野宽阔、考虑周全,而不能以蠡测海、就事论事。二是文化规制政策的制定必须在解决短期问题和保持长期发展之间进行权衡。例如,从短期来看,中国的禁教闭关政策确实迅速而高效地解决了中西文化冲突问题,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其正面影响。因此,只有将从中长期推动文化发展繁荣作为制定文化规制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那些短期突显的问题。假如只是移东补西,不能长虑顾后,即使偶染微恙,也会成为沉疴宿疾。三是文化规制理念的差别会造成迥异的影响。例如,同样是出于文化冲突和宗教问题而制定出的文化规制政策,中国的禁教闭关政策就是典型的“一刀切”式规制政策(“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日本的洋书解禁政策则是典型的体现了分类规制理念的文化规制政策(“除与天主教有关的书籍外,允许其他洋书输入”)。清政府固然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免得多事”的目的,但同时也关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上述三点经验,非常值得深思。

  

   参考文献:

   [1] 依田熹家:《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页。

   [2] 依田熹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3] 埃德温·赖肖尔:《日本人》,孟德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4] 于桂芬:《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7页。

   [5] 伊东多三郎:《近世史の研究(第一册)》,东京吉川弘文馆1981年版,第238页。

   [6] 赵德宇:《日本“江户锁国论”质疑》,《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7] 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82,103,209页。

   [8] 伊东多三郎:《近世史の研究(第一册)》,(东京)吉川弘文馆1981年版,第209页。

   [9] 诺曼:《日本维新史》,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33页。

   [10] 袁伟时:《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3页。

   [11] 容应萸:《<海国图志>与日本明治维新》,《船山学刊》1994年第2期。

   [12] 鮎沢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识》,(东京都)都原书房1975年版,第140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6页。

   [14] 吴伯娅:《从新出版的清代档案看天主教传华史》,《清史论丛》2005年号。

   [15]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60,127页。

   [16] 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126页。

   [17]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46页。

   [18] 《大清圣祖仁(康熙)皇帝实录(一)》,(台北)华文书局1964年版,第24页。

   [19] 《清史稿校注(第四册)》,(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第3172页。

   [20] 《大清德宗景(光绪)皇帝实录(七)》,华文书局1964年版,第5-6页。

   [21] 张兵、张毓洲:《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22]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139页。

   [23] 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24]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25] 李祖陶:《迈堂文略》,敖阳尚友楼同治七年刻本。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7年07月20日(http://www.cssn.cn/sjs/sjs_ycsf/201707/t20170720_35853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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