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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禁教闭关与洋书解禁对中日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文化规制与国家兴衰

更新时间:2017-07-26 00:03:28
作者: 马健  
在同时代的日本,该书却极受重视。根据日本学者容应萸的研究,“1854年《海国图志》正式开始在日本发售后,日本便立刻有不同翻刻本的出现。到1854年底为止,日本共有19部从中国输入的《海国图志》,但11部为官方所藏,一般知识人难以读到。加以分量膨大,不容易手抄。出版翻刻本是最佳方法。《海国图志》的日本翻刻本一共23种,集中在1854年到1856年的三年内出版。”“价格方面,在1851年和1852年是130目,但到了1854年该书涨价至180目。1859年价格更提高至436匁,可见这书受欢迎的程度。”《海国图志》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幕末的实学学者横井小楠,据说就是读了《海国图志》,才由攘夷转而提倡开国。维新的思想家佐久间象山以及他的学生幕末志士吉田松阴,都非常推崇魏源的思想,曾深入研究他的著作,作出评论。”在容应萸看来,“日本广被接纳的魏源思想,反而在清末中国得不到应有地位的事实,更是可以作为中日近代化的不同道途的一个解释。”[11]对此,日本幕末志士盐谷岩阴在为《海国图志》训点本作序时不禁感慨:“呜呼!忠智之士忧国而著此书,却不为其君所用,反倒用于别国他邦。吾不独为魏默深悲,亦为清帝悲!”[12]

  

   三、中国的文化规制及协同效应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罗马教皇派主教嘉乐(Carolus Mezzabarba)为特使来华。据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来朝日记》记载:“嘉乐跪请皇上圣安讫。随奏云:‘远臣嘉乐实是教王所使教王使臣,请皇上安,求皇上隆恩,有两件事: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臣管在中国传教之众西洋人;一件求中国大皇帝俯赐允准,着中国入教之人,俱依前岁教王发来条约内禁止之事。’”[13]次日,康熙皇帝令内务府员外郎传旨给嘉乐,明确表示:“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再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此即准尔教王所求之二事。”[13]就这一政策的影响而言,虽然康熙皇帝两年后就病逝归天,“终康熙朝还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但康熙帝的禁教政策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的一项基本国策,被此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所继承和遵行。”[14]由于耶稣会士在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关键性角色,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康熙的禁教令实际上意味着西学东渐被画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如果中日两国在1720年的文化规制差异仅仅体现在康熙皇帝颁布的具有“一刀切”性质的禁教令和德川吉宗颁布的具有分类规制性质的洋书解禁令上,对后世的影响或许还不会那么大。问题是,当中国的禁教闭关政策同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和清初极甚的文字之狱相结合,就形成了非常稳定而且具有协同效应(1+1+1>3)的三角协同模式(见图2)。禁教闭关政策关掉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大门,使人们长期陶醉于“天朝大国”的美梦之中。作为激励机制的科举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导向功能(见表3和表4),而作为约束机制的文字之狱则发挥着重要的压制功能。禁教闭关、科举制度和文字之狱三者有机结合所发挥出的协同效应极大地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就科举制度的导向功能而言,正如王德昭所说:“在明、清科举制度之下,士子一朝进学为生员,国家便复其身,免差徭,地方官以礼相待,非黜革,不受刑责。廪生并得食廪;贫寒者给学租养赡。生员经出贡或中举,即可以正途入仕。如再会试中式,成进士,入翰林,则梯步青云,尤为士子的荣显之阶。”[15]但从清代科举制度的内容来看,“清代八股内容限定之严,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考官出题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之内,而且考生作文也只能依照原来题义,揣摩古人口气,鹦鹉学舌,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发抒己见。明代八股文篇末大结之中,还可以议论汉唐以下之事,而清代则绝对禁止,三代(夏、商、周)以下的事情也绝对不准称引。思想内容牢牢禁锢在孔孟之道与宋代道学家的范围之内。”[16]至于科举制度的流弊,很多学者都有过精辟的分析。例如,“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顾炎武就深刻地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钞誊上卷……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美貌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不读矣……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7]不仅如此,他还准确地预言了科举制的消极影响:“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中国日至于衰弱,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17]

  

   事实上,清政府的极少数有识之士也看到了科举制度的问题,因此,有清一代,曾先后进行过三次科举制度改革。第一次改革发生在康熙皇帝即位后不久。1663年(康熙二年),康熙皇帝发布上谕:“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自今之后,将浮饰八股文章永行停止,惟于为国为民之策论中出题考试。”礼部遵旨复议,决定从甲辰(康熙三年)科开始,“乡会考试,停止八股文,采用策、论、表、判。”[18]但反对改革的声音实在太大,大多数人仍坚持八股取士的主张。例如,时任礼部右侍郎的黄机就进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19]结果正如黄机所请,1668年(康熙七年),科举考试恢复八股文。换句话说,这次科举改革只“行止两科(甲辰、丁未)而罢”。由此可见改革阻力之大。

  

   第二次改革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期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康熙年间曾停止八股,考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蔽,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浅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20]这次改革虽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并未真正实施,但影响却十分深远。

  

   第三次改革则发生在时隔不久的庚子事变之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刚刚经历过庚子事变的慈禧太后终于在一片要求“因时变通”的声音中发布上谕:“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其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特其绪余,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况近来各国通商,智巧日辟,尤贵博通中外,储为有用之材。所以各项考试,不得不因时变通,以资造就。”因此,“废八股改以经义、时务策问试士,并且停罢科举武科”。[20]至此,从明初到清末施行了500余年的八股文取士制度终于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被废止。

  

   就清政府三次改革时所发布的上谕内容而言,清政府并非没有看到科举制度的流弊,但从第一次改革(施行5年时间)和第二次改革的失败(并未真正实施)以及第三次改革的所谓成功(宣统皇帝于10年后退位),显然不仅涉及到科举制度本身,而且同禁教闭关政策的变迁和文字之狱的严松相关联。

  

   在中国历史上,有清一代的文字狱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株连之广、力度之强、处罚之惨、祸害之烈、实属空前。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文字狱当在160-170起左右,比历史上其他朝代文字狱总数还要多。”[21]“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东华录》和《掌故丛编》等文献,从案由、时期、事略、定谳和备考五个方面入手制成“清代文字狱简表”,仔细梳理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影响较大的82宗文字狱。从“清代文字狱简表”来看,顺治朝和康熙朝各有2宗,雍正朝有4宗,乾隆朝则多达74宗。从1648年(顺治五年)到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的140年间,平均不到2年就有1宗文字狱。在乾隆朝,从1741年(乾隆六年)到1788年的47年间,平均每年就有1.57宗(见图3)。对此,邓之诚感慨道:“乾隆时,一字违碍,每兴大狱,犯者以大逆谋反论,本身兄弟及其子成年者,皆处决,妻若幼子,流宁古塔、尚阳堡等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是之惨酷者也。”[22]

图3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影响较大的文字狱情况[22]

  

   关于文字狱处罚之惨酷,则可从清初著名的庄廷鑨《明史辑略》案中见其一斑:“康熙二年初,凡庄氏《明史》所提到之人,及其姻党亲戚,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人则全家男女老小皆锒铛同缚,并追及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和书商、购书、藏书以至于阅过此书者,约2000余人,全部投入杭州监狱……康熙二年五月,刑部审讯定谳,拟罪奏报,四辅臣称旨,以庄氏《明史》传闻异词,赞扬故明,毁谤本朝,悖逆已极。著将庄朱两家和参与该书编撰人及其父兄弟子侄年15岁以上者70人斩决,其中凌迟处死者18人,妻妾女孙及子侄15岁以下等被流徙为奴者数百人。”[23]

  

   就在文字狱大兴的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又开始以“兼收并蓄”的名义禁毁书籍,以“稽古右文”的旗号删改历史,这就是“寓禁于征”的《四库全书》编纂。根据黄爱平的考证(见表5),“在长达19年的禁书过程中,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板80000块以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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