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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世纪的诞生——20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之一)

更新时间:2017-07-25 22:19:32
作者: 汪晖 (进入专栏)  
按照他的多元现代性观念,现代性的内部差异起初是通过19世纪的早期革命而发生在欧洲与北美之间,只是在20世纪,伴随中国革命、印度独立和其他的变革,一种多元现代性的面貌才得以全面呈现。⑦早期革命与晚期革命之间的区别“表明了政治生态与经济条件,以及在这些社会所发生的特定革命的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与文明导向、统治者实施的控制模式等之间相互交织的重要性。事实上,正是这些愿景的基本要素、特定的文化前提和它们的制度意涵与统治者所实施的特殊控制机制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产生了许多潜在的革命趋势,但是,革命只有在来自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扩张的世界秩序框架内的外部力量之强大影响下才会发生”。⑧一般地诉诸文明框架去叙述革命的脉络很容易落入一种文化宿命的轨道,但20世纪的革命不但有其制度的条件,而且也有其世界观的因素,从而历史传统和文明问题应该是我们思考革命的基本前提之一。革命同时发生在物质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内部,它既改变了社会的制度基础,也改变了人们思考世界的尺度。恰由于此,在同样的全球语境中爆发的革命明显地蕴含着不同的变迁轨迹。

   现在,我们将要回到前面提及的问题:如何估价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如何界定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

  

二、“世纪”概念、帝国主义与普遍历史的诞生

  

   “世纪”这一源自欧洲基督纪年的概念就是在列文森描绘的词汇与语言紧锣密鼓的变化中登场的。对于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世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在其运用之初,并未立即取代旧的纪年和日历系统。世纪的概念与皇帝纪年、民国纪年、干支纪年以及回回历、藏历、彝历、傣历等系统并行不悖,形成了一种多元的共时系统。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在他论19世纪的巨著中提及“即使在欧洲,历法的统一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格里历从1582年开始被天主教国家采用,不久后传到西班牙海外帝国,并在1600年即被引进苏格兰。但是,直到整整170年之后,它才被英格兰以及整个大不列颠帝国接受。罗马尼亚、俄国和土耳其正式采用格里历的时间分别是1917年、1918年和1927年”。⑨日本在明治六年即1873年开始引进格里历,但这一为现代化而实行的改革并未改变天皇纪年和1869年开始颁行的皇纪。在中国,公历的绝对支配地位是伴随着20世纪中国革命,尤其是两次建国运动即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逐渐确立的,后者在确立公历为唯一官方历法的同时,未再模拟王朝和民国的纪年模式创设仅仅属于自身的纪年系统。1900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对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辨识来认知20世纪,而在1917年的俄国和1949年的中国,对于公历的确认显然包含了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新主体的认知。如果将这一认识方式与1907—1908年前后鲁迅在章太炎与尼采、基尔凯廓尔等思想影响下,展开的针对19世纪欧洲现代性的“20世纪批判”加以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纪概念的内在张力、多样性和历史变迁。这一事实恰好说明:“世纪”的意识无法仅仅在时间的框架内给予说明。

   在今天所称的20世纪里,世纪概念不但逐渐取代各种传统的纪年方式并贯穿于所有史学分期,而且也成为重塑中国人时间观的通俗语汇。这是一种新的时势观确立其支配性的结果。伴随着20世纪这一概念的诞生,也相应产生了19世纪以及18世纪、17世纪、16世纪等序列概念。实际上,正如欧洲的“19世纪”定义了其他世纪一样,在中国“19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概念全部是“20世纪”意识的衍生物,即先有了“20世纪”的意识,才会创造出自己的前史。这个前史在此之前的中国并不存在,它存在于别人的历史上。在1900年之前,中国人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过“世纪”的问题,也从来没有把“世纪”作为我们时代的自我意识。“世纪”的意识是与20世纪紧密相连的,它和过去一切时代的区分不是一般时间上的区分,而是对一个独特时势的把握。这个时势把他者的历史、把整个外部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同时也将自己的历史置于全部历史的内部予以解释和指认。这是全球范围的共时性关系的诞生,也是从共时性关系中确认其内部非均衡性的开端。这也是空间与时间得以相互置换的条件:空间关系经常被纳入时间关系中叙述(最经典的表述即传统/现代),时间关系也不断地被重新空间化(最经典的表述即东方/西方),但两者实际上都是刚刚诞生的、包含着内部非均衡性的共时性关系的产物。中国历史由此被置于近代地理学框架下的总体史的视野内,从属于一种全球性的,从而也包含了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历史叙述。在这一时刻,或者在这一局势中,不但传统知识和策略失去了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且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代从异域(主要是西方)获得的那些知识和策略也逐渐地失去了或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直接效仿的意义。中国问题与世界及其各局部的关系是相互制动的。20世纪的中国思想从中西对比的主导框架逐渐展开出诸如“中间地带”“三个世界”或其他的局部范畴,并通过反帝爱国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或自由民主运动等相互支持又相互冲突的议程展开朝向未来的现实运动。在1900年前后,世纪意识上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取法西洋的思想,但同时又与其拉开了距离。它所对应的是一种新的局势,后者是由一种刚刚被理解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形式,即帝国主义的全球体制的确立为其前提与主要标志的。

   由于“世纪”这一范畴的诞生,晚清时期逐渐成型的中西古今关系都被重新界定了。如果仅仅着眼于语汇或日常生活世界的延续性,便难以把握这一时代的政治特征。“20世纪”既是一个时间性叙述,又是一个时势性判断,两者在相互纠缠中同时登场。1899年11月17日,应孙中山之邀,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决定经檀香山前往美国访问,目的是“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⑩后因康有为命令,他在檀香山停留下来处理保皇会事务。1900年1月30日,梁启超夜不能寐,写作了《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长诗将康有为倡导的“公羊三世”说与欧洲文明史观相结合,将人类文明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其中以中国、印度、埃及和小亚细亚四大“古文明祖国”为主体的“河流时代第一纪”作为“据乱世”的时代,以地中海、波罗的海、阿拉伯海和黄海、渤海等周边文明为主体的“内海文明时代第二纪”作为“升平世”的时代,而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标记的“大洋文明时代”则是最新的发展。有趣的是,梁启超用乱世、小康描述前两个文明阶段,却并没有用“大同”或“太平世”描述他所称颂的“四大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行为自由、出版自由)塞宙合,奴性销为日月光”的时代,恰恰相反,这是“悬崖转石欲止不得止,愈竞愈剧愈接愈厉,卒使五洲同一堂”的时代,是“鼎鼎数子只手挈大地,电光一掣剑气磅礴太平洋”的时代,与大同或太平世相距甚远。11

   如果20世纪标志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梁启超断言:这是“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是不同于此前帝国时代列强并争的新时代。他在夏威夷开始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思索不是偶然的:美国的新型殖民主义正是从1898年侵占夏威夷,1899年占领菲律宾群岛、关岛、威克岛和波多黎各开始的,其殖民地从1898年的1.7万平方公里增加至32.4万平方公里。12梁启超慨叹道:

   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国主义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强,英狮俄鹫东西帝,两虎不斗群兽殃;后起人种日耳曼,国有馀口无馀粮,欲求尾闾今未得,拚命大索殊皇皇;亦有门罗主义北美合众国,潜龙起蛰神采扬,西县古巴东菲岛,中有夏威八点烟微茫,太平洋变里湖水,遂取武库廉奚伤;蕞尔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费商量。我寻风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详,物竞天择势必至,不优则劣兮不兴则亡。13

   所谓“民族帝国主义”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产物,它以民族作为扩张的单位,不同于传统的帝制国家。在这一时代,“尔来环球九万里,一砂一草皆有主”,“惟馀东亚老大帝国一块肉,可取不取毋乃殃”。“噫嚱吁!太平洋!太平洋!君之面兮锦绣壤,君之背兮修罗场,海电兮既设,舰队兮愈张,西伯利亚兮铁道卒业,巴拿马峡兮运河通航,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1420世纪是“大洋文明时代”的延伸,其特征是伴随电讯、海洋军事和交通(铁路和运河)的发展,权力的中心从大西洋、印度洋向太平洋过渡,美国逐渐占据新的历史位置。梁启超正是由此获得启发,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之后,发表了名震一时的《少年中国说》。

   1901年,刚刚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干涉,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在新世纪的晨钟中辨识这一时代的特征。他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时代的判断。梁启超放眼世界,断言中国(以及俄国)正处于为19世纪狂飙飞沙所驱突的时刻,如初离海岸之一叶扁舟,“停顿时代”戛然而止,正处于向彼岸前进的“过渡时代”。这是告别专制时代向新政体转进的“政治上之过渡时代”,是从鄙弃词章考据之学转向未来新学界之“学问上之过渡时代”,是从厌弃三纲五常、虚文缛节并希望代之以新道德的“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15从时间观的角度说,将中国的历史区分为“停顿时代”与“过渡时代”已经不同于公羊三世说的叙述框架,更像是一种从欧洲现代性的时间观念中直接衍生而来的历史判断。

   晚清公羊三世说试图将欧洲时间观的挑战纳入儒学世界观的内部,但在新的危机中,这一努力显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困境是伴随对于帝国主义的思考同时到来的。1901年,幸德秋水出版《二十世紀の怪物 帝国主義》,试图对帝国主义时代做出新的解释。16《新民丛报》于次年9月1日刊登广告词曰:“帝国主义者,以兵力而墟人之国、屋人之社,以扩张其势力、开拓其版图之谓也。今日世界号称强国者,盖无不守此主义,而其膨胀之力已浸浸乎越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而及于我国而未有艾。我国人将欢迎之而利用之,抑为所推倒、所摧灭也。今本书字之曰怪物,则其议论之新奇精警,虽未开卷而可想见。本书特采译之,以为我国人之鉴观而猛省焉。”17几乎与幸德秋水发表其帝国主义论著的同时,中国思想领域也开始了对于帝国主义问题的探索。1901年,早前一年创刊于横滨的《开智录》发表了署名自强18的文章《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从另外一个角度呼应了梁启超对“二十世纪”这一历史时刻的判断:“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19这篇文章很快就被梁启超在《清议报全编》卷二十五的附录一《群报拮华通论》中转载。

幸德秋水的论述与梁启超、自强的文章相互呼应,但视角和侧重点并不相同。这是东亚地区最敏感的心灵对于世界进程的新的认知,也是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第一拨有关帝国主义的理论解释。20他们的分析与霍布森(J. A. Hobson)的著名研究几乎同时,早于其名著《帝国主义:一项研究》(1902年)一年发表。我们理应将他们的讨论置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项研究》、拉法格的《美国的托拉斯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1903年)、希法亭的《金融资本》(1910年)、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1913年)、考茨基的《帝国主义》(1914年)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以及奥托•鲍威尔、布哈林等在1913年前后围绕卢森堡著作发表的重要论文等帝国主义研究序列之中。幸德秋水是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像后来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他将社会主义视为克服帝国主义的必由之路;但不同于列宁等人强调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和寄生性,即经济的特征,幸德秋水更关注军事的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密切联系。他的和平主义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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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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