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当时人们称国学院的教授为“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在1925年被清华聘任之时，其实还在德国留学。他留学欧美多年，既没有获得什么博士硕士学位，也没有发表什么有重大影响的论著——至今我们看到的陈寅恪最早发表之具有学术意义的论文，不过是1923年刊登在《学衡》上的《与妹书》（节选），寥寥数百字而已。而彼时其他三位导师的学术声望及成就，却都远超陈寅恪。其中梁启超自不必说，仅凭他和康有为的师生关系以及戊戌变法的重要策划与参与者身份，就足以获得中国知识界的认可和尊重，至于其学术成就虽然也很出色，却只是锦上添花，因为人们对他的认可已不需要他再做什么。王国维虽然算是梁启超的后辈，也没有梁启超的显赫政治功绩，但确是凭借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就，赢得当时学术界的高度赞誉——《人间词话》《宋元戏剧考》《流沙坠简》等皇皇巨著，随便哪一部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奠基之作，都可以保证王国维跻身于20世纪中国学术界第一流学者之列。至于赵元任，虽然年龄比陈寅恪还小两岁，却是不折不扣的大“学霸”，不仅自小学习成就优异，学术兴趣广泛，而且当陈寅恪1918底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时，他已经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并经常获得奖学金，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算是知名人士。次年即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后又回清华大学任教——这样至少在学历和资历上大大优于陈寅恪。事实上后来陈寅恪到清华后，由于名气不大和治学领域及研究方向过于专门冷僻，愿意接受其指导的学生很少。同时他的成果当时也没有大量问世，自然不易引起人们关注。因此陈寅恪就任清华之后两年间，较之其他几位导师一直算是默默无闻。直到1927年王国维自杀以及之后梁启超患病去世，陈寅恪才被推到前台位置，成为国学院的中坚人物。
那么当初陈寅恪为何还能被清华聘任呢？这自然和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吴宓坚持不懈的大力推荐有关，因彼时吴宓正负责清华国学院的筹备工作。至于在学术界一直流传甚广的所谓梁启超向清华校方推荐陈寅恪的说法，有人考证只是一个传说。姑且把这个传说录在下面：
（民国）十五年春，梁先生（向曹云祥）推荐陈寅恪先生。曹问：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学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他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生气了，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可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到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这是陈哲三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其中一段，原文载入《谈陈寅恪》一书，最早由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至于具体的文字表述，还有一些版本，但意思都大同小异。显而易见，原作者陈哲三也是作为逸闻趣事记录下来，并未肯定这就是事实，只是后来大家转相引述，慢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真正对推荐陈寅恪起到关键作用的，应该是吴宓。吴宓早在陈寅恪1919年赴美留学时就与陈寅恪结识，而且很快就认定陈寅恪是最博学之人，是中国学术发展的希望，从此与陈保持了持续一生的“亦师亦友”关系，这从吴宓日记中可以找到很多记录。不过，尽管吴宓的推荐确实给力，也还是需要陈寅恪有被推荐的资本。既然没有显赫的学术成就和资历，那么陈寅恪能够被推荐的唯一理由就是“口碑”，即当时中国留学生界和国内学术界对他近乎一致的口头赞誉。
先看吴宓对推荐陈寅恪一事的回忆。据卞僧慧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当时清华国学院已经聘定梁、王、赵三位教授，吴宓又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当时任教务长的张彭春认为陈寅恪留学多年，学问也好，但一无学位二无著作，不符合聘任教授条件，不同意聘请。吴宓则极力为陈寅恪辩护，其中就提到陈寅恪在《学衡》发表的那一篇《与妹书》。吴宓说虽然该文仅数百字，却“已足见其学问之广而深，识解之高而远。学校为已聘定三教授，为院荐贤，职责所在，安能荐一人而尚不得。”但无论怎样推荐，事情还是暂时搁置下来。但吴宓并不甘心，就趁一次宴会机会，直接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甚至不惜以他个人的去留相争，曹云祥才同意聘任。吴宓当即用铅笔拟一电报，让曹云祥签字后发出。不料陈寅恪收到电报后，并未同意立刻就职，说还要在国外继续研究两年，并提出让清华采购必要的图书资料。吴宓怕此事夜长梦多，对陈寅恪多少有些埋怨，在其日记中有“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介绍陈来，费尽气力，而犹迟疑，难哉”的文字。不过吴宓还是说服校方同意陈寅恪可以不马上应聘的要求，给他预支两千元的薪金，而且还让校方给陈寅恪汇去购书款两千元，可见吴宓对陈寅恪到清华之事，确实是竭尽全力。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认为陈寅恪值得如此，当得起国学院“四大导师”的名头。如今看来，吴宓称得上是陈寅恪的伯乐，仅凭他大力推荐陈寅恪入清华国学院一点，就已经成就斐然。
自然，在当时和吴宓一样认为陈寅恪很有学问者大有其人。先看同为四大导师的赵元任及夫人杨步伟的回忆，在他们所写的《忆寅恪》一文中，对还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这样评价：“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同样的话在杨步伟写的《杂记赵家》中也出现过，只是在“一对石狮子”后加了“是最干净的”几个字，褒赞之意更加明确。
如果说这“石狮子”的说法只是对他们二人道德品质的称赞，则说他们是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就是对其学习方面的称赞。著名学者毛子水在《记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就说：“那年夏天傅孟真也从英国来柏林，我见到他时他便告诉我：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此处由于是傅斯年本人所说，故另一人变成了俞大维。类似的说法在其他人的回忆中也出现过，只是这“两人”是陈寅恪和傅斯年、还是陈寅恪和俞大维的差异而已。
要说这俞大维，和陈寅恪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他生于1897年，浙江绍兴人。他192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进德国柏林大学深造。虽为哲学博士，却精通军事，还是弹道学专家，也因此历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少将参事、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等。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台湾“国防部”部长。1993年7月8日在台北去世，享年97岁。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为曾国藩孙女，其大伯俞明震为晚清著名诗人、教育家，曾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即校长），鲁迅赴日留学就是他带着去的，同船者就有陈寅恪和他大哥陈衡恪，所以鲁迅和陈衡恪是留日同学，后来又都在教育部任职，关系极为密切，鲁迅日记中就有很多两人交往的记录。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是傅斯年的妻子，其姑丈就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所以陈寅恪是其表哥，另一表哥那就是陈衡恪。陈衡恪是民国时著名画家，彼时连齐白石都不如他名气大，而齐白石也正是在陈衡恪大力推荐后才逐渐为世人所知。而俞大维表姐曾宪植的丈夫是叶剑英，俞大维还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其子俞扬和娶蒋经国之女蒋孝章为妻。如今我们常说某人是名人之后或者什么世家子弟，其实这话不是随便说也并非随便什么人都能当得起的。
总之，在当时留学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陈寅恪是得到近乎最高评价的人，加上此前他留学哈佛时被称为“哈佛三杰”，说陈寅恪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绝对没有问题。而那时国内学者到欧美访问者日益增多，他们即可能将听到的这些信息带回国内，无形中提高了陈寅恪的知名度。此处不妨列举两个例证。一个是后来被鲁迅视为死敌的陈源（陈西滢），他在《西滢闲话》中描述对陈寅恪的印象：“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在我柏林寓中，第一次听到陈寅恪先生的妙论。我不记得他怎样说的了。他好像是说平常人把欧亚作东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种很大的错误。欧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与印度的比较相近些，只有中国人是顶注重物质、最讲究实际的民族。这在我当时是闻所未闻的奇论，可是近几年的观察，都证实他的议论，不得不叫人惊叹他的见解的透彻了。”陈源不是一个轻易相信别人的学者，而且当时他正在德国攻读博士，对中西文化应有很多了解，却对陈寅恪的议论如此佩服。
还有一位是李思纯，这位著名历史学家比陈寅恪年龄小三岁，也曾在欧洲留学多年。他1922年在柏林时曾与陈寅恪交往，对后者有很深印象：“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纯窃味乎其言，非欲阻国人以勿治西洋文学。但欲求吾国‘出版新诗一册’之文学家，宜审世事之艰难耳”。
此外，在当时陈寅恪留学期间，那些欧美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对陈寅恪是否如前面提到的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传说中那样，有过很高的评价呢？应该说，至今没有找到明确资料证明有欧洲的大学者对留学欧洲期间的陈寅恪有高度评价。不过在留学哈佛期间，据《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一书作者陈怀宇的考证，著名梵文学者兰曼教授对陈寅恪十分欣赏，但陈寅恪只是一个不拿学位的留学生，也就不会真正得到哈佛校方的高度关注。倒是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师白壁德对陈寅恪有很好的评价，只是这评价不是针对陈寅恪一个人，出处则见于1921年正月十七日至二月一日的吴宓日记：“巴师谓于中国事，至切关心。东西各国之儒者，Humanists 应联为一气，协力行事，则淑世易俗之功，或可冀成。故渠于中国学生在此者，如张、汤、楼、陈及宓等，期望至殷云云。”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所写之《忆寅恪》中也有一段提及哈佛大学对陈寅恪有所了解的文字：一九二四年，元任收到了张彭春信，要他回清华办研究院。那时元任在哈佛教书。……主任说：“你一定要回国，必须找到相当资格的人来代替。”主任并暗示“找陈寅恪如何？”元任就写信到德国，因其时他在柏林。他回信好玩得很，他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这是陈寅恪少有的显示其幽默的文字。
看来，仅凭陈寅恪在留学生中的口碑和个别外籍学者的评价，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他为何能被清华聘为导师。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陈寅恪被聘请并非清华的首选，他只是作为候补才被考虑。清华最初想聘请的是“旧学”代表人物章太炎，但章氏一来自视清高，二来对到高校任教一直持怀疑态度，当然拒绝。然后清华想聘请“新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但胡适很谦虚，说自己不够格，转而推荐梁启超和王国维。至于赵元任，按照现有说法和张彭春的推荐有关，这在前面赵元任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这张彭春是1910年清华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同胡适、赵元任等71人一起赴美深造，所以他推荐赵元任完全可能，而且这其中可能也有胡适的作用。有意思的是，他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后为适应国内教学要求，再次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其导师就是著名教育家杜威，这其中是否有胡适的影响在内，因未有直接证据不好断定。
另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在1924年，身份还是留学生的陈寅恪，却已引起日后成为大史学家的顾颉刚的注意。彼时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任助教，在一次讲演中提到当时“国学的趋势”，就把陈寅恪归为东方言语学及史学一派：“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中国罗福成、张星烺、陈寅恪、陈垣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垣比陈寅恪大十岁，当时因“古教四考”等论著早已名满天下，却被顾颉刚置于陈寅恪之后，无论这是否有意，却反映出顾颉刚对陈寅恪的重视以及陈寅恪的学术观点已被国内史学界关注这一事实。
综上所述，陈寅恪以一留学生却未有任何学位之身份，能够被清华国学院聘为教授，成为“四大导师”之一，既与当时清华校方的开明大度和吴宓等人的极力推荐有关，也和当时国内学术界对陈寅恪之学术水平已有比较一致的认可有关，而这些认可基本都是各方面对陈寅恪的印象和口头评价。不过还有一点不能不提，那就是陈寅恪的家世为其增分甚多。且不说祖父陈宝箴当年与康粱等人的变法经历及在湖南的改革功绩，仅仅父亲陈三立的民国大诗人身份和大哥陈衡恪的大画家身份，就能让外人对陈寅恪格外尊重。而来自与陈三立多有交往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和民国遗老如陈宝琛、沈曾植、夏曾佑、郑孝胥对陈寅恪的评价，自然也对陈寅恪“学问很好”这一点大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来自外国人士和旧学权威的评价，比来自治“新学”者的评价可能更为世人认同，特别是在“学问”这方面。例如早在1902年陈寅恪随其大哥陈衡恪第一次赴日留学时，在上海见到李提摩太，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忆壬寅（1902）春随先兄师曾等东游日本，遇李教士于上海，教士作华语曰：‘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故诗中及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这李提摩太是英国传教士，与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李鸿章等都来往密切，是那时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对陈寅恪即便只是出于客气的赞许之词，也会引起国人的关注。
至于旧学权威的推崇也很多，如俞大维晚年曾提及陈寅恪和夏曾佑交往的一件事。说陈寅恪1912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拜访他父亲的老友夏曾佑先生。夏曾佑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等到陈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这回忆出自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信》。不过这回忆在时间上有问题，就是陈寅恪1949年后一直在大陆，而俞大维在台湾，两人似乎没有机会相见。但当时一些所谓的“封建遗老”或者说好听一点就是旧学殿军式人物对陈寅恪的学问都给予褒赞，倒是确实的。作为佐证，不妨再说一个罗振玉对陈寅恪的评价。1927年王国维去世后，王国维的临终托付“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以及陈寅恪所写《王国维先生挽词并序》等文字，让学术界认为陈寅恪是王的“后继”。罗振玉也致书陈寅恪说：“忠悫（清帝溥仪赐给王国维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又据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日记：“五月二十七日晚宣南广和居徐、赵、钱三先生招宴，坐者吉川、加藤、玉井而外，孙蜀丞、陈寅恪，真一时雅会。陈氏论如利刃断乱麻，不愧静庵（王国维）先生后起矣。” 虽然罗振玉此言写于1927年，但如果陈寅恪在此之前一点名气也没有或者学术上没有任何值得罗振玉重视的东西，那罗振玉自然不会对陈寅恪有如此高的评价和期待。
当然，陈寅恪的名气之大，也离不开治“新学”者的认可甚至鼓吹，这其中胡适的意见当然非常关键，因他就是“新学”代表。公开的评价且不说，只看胡适日记中对陈寅恪的评价：“读陈寅恪先生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嫩，不足为法。”当然这是1937年的日记，那时陈寅恪的学术地位早已确立，不过胡适连用三个“最”字表明他对陈寅恪的学问确实佩服，此外就只能从标点用法等处找陈寅恪的缺点了。
那么，在陈寅恪刚从国外回来任教清华前后，胡适对陈寅恪有无评价呢？目前从胡适日记中似乎没有找到这方面的文字。至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其实很晚，那是在1929年梁启超逝世之时。按照胡适的说法就是“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惠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怡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在这种场合，两人是否有交谈不能肯定，但出于礼貌的打招呼应该会有，毕竟两人对于对方都是早就熟悉。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日，正是陈寅恪在哈佛求学之时，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对这一运动的非议之词。他们不赞成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激进主义学说，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在现有的基础上完善改进。吴宓又说当时在哈佛习文学诸君，学深而品粹者，均莫不痛恨胡、陈。当然陈寅恪对胡、陈的主张不赞同，并不等于他对胡适个人有多么反感。相反，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陈寅恪说“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所指就是胡适推荐王国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一事，其实是陈寅恪对胡适这一行为表示称赞。后来，两人的交往就逐渐多起来。1928年陈寅恪将其新著《童受〈喻论〉梵文残本跋》寄给胡适，后来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附记中说明“他（陈寅恪）举的证据都很可贵，故我摘录此跋的后半，作为本章的附录。”
1929年5月20日，胡适又有一信写给陈寅恪：“承寄示大作，感谢之至。前两篇我太外行了。不配赞一辞。最后一篇——大乘义章书后——鄙见以为精当之至。论判教一段，与年来的鄙见尤相印证。判教之说自是一种‘历史哲学’，用来整理无数分歧的经典，于无条件系统之中，建立一个系统，可算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此种富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始能为之。判教之说不起于天台，诚如尊论。……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饮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又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此处胡适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是否公允姑且不论，单说胡适建议陈寅恪写文章时注意标点符号，即可与之后其日记中说陈寅恪不会用标点之文字相互对应，说明胡适对此点确实极为重视，而陈寅恪也确实有些“不够重视”罢。但陈寅恪之后似乎并无怎么改正，这只能说明他有他的想法而已。
不过，陈寅恪回国之后那个时期胡适虽然没有正面肯定其学术研究的文字发表，同样也没有任何批评文字。与此差不多的是另一位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那就是鲁迅。对于吴宓、梅光迪及其《学衡》，胡适和鲁迅都曾写文章给予讽刺批判，却对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遗老遗少”放过不提，相反鲁迅还称赞王国维的国学研究才是真正的“国学”，这态度其实有些耐人寻味。如果说鲁迅不批评陈寅恪的“遗少”情结可能和他与陈衡恪的友谊有关的话，则胡适对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其实是首先看重其学问然后才是所谓的“政治态度”罢。陈寅恪姑且不论，在日记中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就极为佩服。1917年胡适回国后即认为中国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他还在日记中写到：“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看来为名人加标点或者提醒名人注意标点，还真是胡适的一个情结。也是在这一年8月，胡适又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也正因为胡适对王国维的学问极为敬佩，才会有后来的向清华国学院大力推荐之举动。
说来说去，尽管陈寅恪的学问在刚到清华任教时尚未为世人真正认同，但他是一个很有学问者且也能潜心学术这一点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同。而来自方方面面的甚至来自文化理念截然对立之双方的一致好评，诸如对陈寅恪的“读书很多”“很有学问”以及是“世家子弟”“名人之后”等等评价，其实就在人们口口相传之中，无形中抬高了陈寅恪的声望。而且，无论新文化提倡者还是旧文化维护者，五四之后在复兴国学或“整理国故”这一点上竟然态度一致，这样的学术氛围才致使陈寅恪的任教清华，虽然遭到一些怀疑和挫折，但最终还是得以实现，而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聚集所出现的国学院鼎盛阶段也得以呈现，实乃中国现代学术之幸事也。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