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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强 任剑涛:全球化时代的新民族主义浪潮

更新时间:2017-07-25 21:59:16
作者: 吴强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吴强:谢谢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参加这次沙龙,也感谢任教授今天过来捧场。去年我和任老师一起主持了新书《民主的阴暗面》的活动,没想到今天又和任老师一起讨论这本《从投票到暴力》。这两本书的名字听起来有点相关,但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这本书现在出版恰逢其时,虽然这本书对很多问题不一定有正确的答案,但是至少有一个回应。我们在谈论南海周边国家民族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东北亚民族主义对抗、以及中国的新兴民族主义怎么卷入到这个地区的纠纷当中的时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都在印证《从投票到暴力》中很多预见性的结论以及分析。

   一个国家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何以从投票开始,以暴力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暴力有时候是内部的民族主义冲突、族群的冲突,有的时候是对外冲突。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一个大历史的贯穿,在谈论民族主义的时候从法国大革命时代开始,包括公民的民族主义、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再到纳粹时代的兴起;再到巴尔干危机,也就后共产主义国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如卢旺达1996年的种族仇杀。本书的时间跨度长达200年,重点集中在20世纪,目前真的很少有类似的政治学家愿意来处理这样一个大跨度的问题。虽然近年来有一个小的热潮,例如《人类简史》等等,但是真正做转型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学者,现在不太愿意处理这么大的历史跨度。这本书却处理的很好,而且它的解释从个案到整体框架都很清楚。在这个意义上讲,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一本书。

   对于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比如转型的条件问题。我们常常认为只要转型的机会已经熟透了、烂透了,我们就先转型再说,先革命再说,第二天的事情交给第二天的同志们去处理。是不是应该这样?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前置的条件,比如说公民社会的成熟,比如说观念市场的问题,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观念市场分割和垄断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请任剑涛老师谈谈他对这个问题及这本书的理解。

   任剑涛:我不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但可以谈一下对这本书的体会。这本书是在汗牛充栋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话题当中的一本新锐之作,目前还算不上经典,影响力也不如《民主的阴暗面》。但是这本书有它的价值。刚刚吴强的定位非常准确,虽然这本书在写法上并不见得比一般的民主转型、民主巩固或者大的比较政治的学术脉络更新颖,但如今在比较政治的大视角中,愿意去得出宏观结论的研究越来越少,而这本书是想得出宏观结论的。

   从宏观结论来说,这本书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非常矛盾的信号。一方面作者强调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以及大的民主化过程在全球是不可逆的。另一方面,对那些没有进入正式的民主转轨的人群来说,这本书好像传达了一个信号:民主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宁可不要选票,以除却暴力的根基。所以它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是为全球民主化立言,另一方面它传递给那些对民主跃跃欲试、充满幻想,把民主作为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的民族和国家的一个信号:民主原来这样可怕,你只要一转轨就完蛋了。刚刚吴强老师特别提到了去年我们讨论过的迈克尔·曼的《民主的阴暗面》,这本书正好是对迈克尔·曼的推进,而且在书中作者明确提出了对迈克尔·曼一些意见的商榷。这两本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对照来读。

   民主转轨有两个大的参照系,一是相对于整个古代专制统治的民主转变,二是相对于不成熟民主或成熟民主的民主巩固。迈克尔·曼可以说处于这本书研究的前半段,前一种转轨他写得非常多,因为民主的前提是首先制造一个民族国家。迈克尔·曼强调,民族国家的制造会带有很多血腥。其实斯奈德这本书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一个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其早期必须要制造一个践行民主的民族,以此为基础制造一个国家,这就需要清除民族的异己分子。不过斯奈德这本书更多的是谈民主转型开始的时候,对异己分子或者是对敌人的定位,因而在投票当中发生的一些分化。迈克尔·曼则特别强调造就单一民族之时的大清洗或大屠杀。

   实际上,“民族”是非常新鲜的事情,而且政治含义是极为鲜明的。与国家联系起来的这个民族,政治学上称之为“国族”。国族的出现是很晚近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个起源给拦腰斩断,而不去无穷追溯,基本上可以说国族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结果。追溯起来,民族的纯粹性是一个无法稽考的问题。最新的研究表明,从人种学上讲,华人(至少其中一支)是亚洲的土著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杂交的产物;从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来看,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南移,南方的少数民族混杂居住。如果一个人执意刻画一个纯种的中华民族,那实际上就是在制造政治纠纷。如果人们硬要在纯粹民族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国家,并且以此作为推行民主的前提条件,就必然造成一种悲剧性的结果。迈克尔·曼主要就这一方面写了那本很厚的《民主的阴暗面》。

   斯奈德这本书则强调的是,假设我们在进行民族建构的同时推进民主政体建设,这个时候,人们必须诉诸投票行动。投票者可能只是部分选民,就像普鲁士在推行民主的初期,具投票资格的仅限于男性公民。其实英国早期的选举也主要是男性公民。在民主选举中,各个精英团体得去竞争选民。竞争选民的时候,由于经济发展的先后顺序、制度发育水平,以及精英集团的利益兼容性不同,不同政治组织在争夺选民的时候,优势精英利益集团和弱势精英利益集团就会尽最大努力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政治结盟。比如书里特别举到的德国案例,“钢铁”——新兴的工业精英和“黑麦”——传统的农业精英,他们的联盟形成了德国最具强大影响力的政治同盟军。

   斯奈德把动员选民的模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大众控制模式,一种是精英说服模式。但是在民主早期,要有效控制大众是很困难的,所以主要还是精英说服模式。实际上精英说服模式是成熟民主社会的用语,在非民主情况下的说法应该叫“精英欺骗模式”。在早期民主中,民主往往不太成熟、不太健全,精英集团又努力地区隔传媒的受众。这个时候,整个国家即使在形式上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实质上民族内部的普通成员和精英成员是相互区隔开来的。这本书当中就特别提到,在一个国家明显缺少能打通各个精英集团或族群-群体集团的政治意识、制度安排和大众媒体的情况下,大家实际上是被割裂开来的。民主投票势不可免地成为一场场政治争夺战。精英说服之成为这本书的重大主题,也就可以得到充分理解了。

   在早期民主阶段,精英们都认识到,利用民族主义来说服大众,是进行民众动员和竞争选票的最好方式。与此同时,精英们又想把那些渴望成熟民主的大众欲望就此打住,从而无需为民众负责。早期民主的悲剧就此浮现出来了——精英以人民的名义、民主的名义赢得选票,但却不打算为人民、为民主承担任何责任。民主变成赤裸裸的争夺选票,分散地被各政党争夺到的选票,将人民也就分割开来了。政客承诺的“我们向人民负责”,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一旦人民转变为宪制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政客与公民间的博弈,会让权利和权力互动起来,民主制度之走向成熟方为可期,但精英集团是非常畏惧这样的格局的。

   于是问题出来了。仅仅为争夺选票的初始民主,必然会陷入分化一国政治力量的僵局。不同政治势力会在国内制造敌人,以求团结同志。比方说纳粹的第三帝国,斯奈德自然不是把它作为典范,而是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精英说服模式来处理。从类型上讲,斯奈德以一战前的塞尔维亚作为“族裔的民族主义”的典型,我对塞尔维亚不太了解,所以不敢评论。其实这个类型用来说明德国,倒是更为恰切:德国在威廉皇帝之前,可能就是典型的反革命民族主义。

   书中列举了两个重头人物,一个是诉诸文化和语言来进行民族认知和民族动员的赫尔德,大家知道他是文化民族主义兴起的极为重要的人物。今天中国大陆“新儒家”所宣示的民族主义,就跟赫尔德是一路的,表面上比较开明,政治上也不是特别专断。但文化民族主义或者语言民族主义的排斥性是非常强的。就像吴强老师是闽南人,闽南人这个大族群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就是广东的潮汕人,我一见到他们,就头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一讲话我就晕,比听英语还困难。吴强老师就特别自豪,说他们的方言保留了中古音,我这个四川人马上就有一些“野蛮人”的感觉。所以你想,赫尔德这种语言民族主义,排斥性是在明显不过的。但是这种排斥性没有诉诸国家权力的时候,其政治威胁性还不是太强。

   另一个是经济学家李斯特,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作者,是贸易保护主义最系统、最早的阐述者。他认为为了保护国民的利益,我们不能用自由贸易的方法让别国占我们的便宜,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好处留存在我们的国内,由我们民族自己来享受。文化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这两种力量再加上普鲁士国王与德国皇帝的政治主张,塑造了德国的保守民族主义气质。随后德国的军国主义崛起,钢铁和黑麦这两个利益集团的结盟,更强化了德国抵制现代民主的保守理念。民族主义最典型的哲学形态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可能斯奈德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所以他压根就没讨论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崇拜。实际上我认为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崇拜就是整个德国保守主义最经典的理论表达。这样的一种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后来就走向了希特烈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是族裔民族主义的一种细分。

   另外一种革命的民族主义动员方式,典型例证是法国。斯奈德所举的这类例证主要是1789年的法国,这是两百年前的历史事例,他对法国后来延续性的革命民族主义,关注是不够的。斯奈德所期待的民族主义理念是什么呢?是公民的民族主义,其实就是英美那种样式的民族主义。斯奈德本人作为一个英美后裔做出的这一断言,颇有些自我表扬的意味,搞得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爆发一种因民族情绪而产生的排斥感。所以我觉得斯奈德对英美的公民民族主义的称颂有些自卖自夸的味道。

   但有一点与事实相符,那就是斯奈德认为从英国成长起来的公民民族主义,有一种把民族情绪温和化的功能。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这和经济发展的先后顺序有关,由于英国从来没有产生土地贵族对新兴工业贵族的排斥行动,因此足以化解对峙性的族群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工业与帝国》中的分析,英国的工业化是非常幸运的。第一,它的水准很低,我们现在一般会幻想英国工业革命多么了不起,其实并非如此。纺织革命让每个家庭都能够开一个家庭作坊搞纺织工业,而且土地贵族华丽转身也能赚到大钱,因此非常渐进没有排斥性。按照麦克米兰的描述,英国工业革命最顺畅的发展就在于城市从来没有排斥农村,因而英国贵族也从来不认为住在农村就是一种羞耻。这与中国工业化相伴随的城市化大不一样。英国基于公民民族主义的现代建国和民主进程,没有强烈的族裔冲突、城乡冲突,因此经济、社会与政治发展就较为和谐,不像德国、法国那样。

我认为斯奈德偷懒的地方在于到第七章谈论出路的时候,引了我颇不赞同的波兰尼的《大转型》。《大转型》针对的对象是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并就此申论人类的问题。斯奈德模仿这种口吻说,现在的俄罗斯和中国呈现的恰恰是同样的问题。对此我们有理由表示不忿,他对中国怎么能像对德国和日本那么担心呢?不过你浏览一下中国的军迷网,就知道斯奈德这样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的军迷基本上天天在网上打仗,而且天天都在口头上打胜仗。从学理上讲,《大转型》里头最重要的概念在我看来是难以成立的,“脱嵌”所指的市场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因此导致混乱。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的“脱嵌”是可以成立的,但作为一个事实指认概念的“脱嵌”则完全无视了市场经济的存在状态,社会实际运转的一切因素从来都是嵌套在一起的。斯奈德也担忧,民族主义走火入魔,跟民主进程“脱嵌”。斯奈德此说,完全模仿波兰尼,缺乏起码的原创性。但是他指出了民主遭遇民族主义后的关键问题。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像德国、日本那样,仰赖国家力量快速实现工业化,而且是重工业化,那么就很难处理好民族主义与民主进程的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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