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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

更新时间:2017-07-24 08:54:01
作者: 孔元  

  

   2016年世界政治的最大变局来自于特朗普通过选举成为美国总统,人们一般将之视为全球化的退潮和保守主义政治的回归。这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相整合的全球化进程,它表现为一个由自由贸易、全球民主和普遍同质文化所构成的普遍历史;另一方面将2016年发生的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各地涌现的右翼浪潮,以及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视为对这个全球化进程的保守主义挑战,它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威权体制和强调同质性的民族,甚至种族主义形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分离运动。

   这种观点一方面简单化了全球化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表现出的多个层次和张力。

   作为对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的反动,美国保守主义首先体现为一场强调小政府、传统文化和孤立主义的旧右派运动。在二战之后两极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精英出于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将本土主义导向的旧右派运动转化为国际主义导向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从而塑造出一个以反共为目标的统一战线。

   苏联解体后,顺应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需要,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民主的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保守主义议程,成为带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内部的其他派系被整合进旧保守主义之中,在后冷战时期的乐观形势中被不断边缘化。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美国本土产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多重危机,一场超越左右之分的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①通过特朗普的竞选被整合在一起,它夹杂着旧保守主义的色彩和立场,并通过整合欧洲传统主义和新反动主义的思想立场,发展出一场全球性的抵抗运动。

   随着保守主义的这场分裂,一场在冷战对峙和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为美帝国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保守主义运动转入其反面,回归到它在产生之初的反帝国面目之中,由此构成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帝国辩证法”。

  

   一、战后保守主义反苏共识的形成

   尽管历史学家承认保守主义一直是塑造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力量,但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是20世纪的一个政治和思想现象,它在20世纪初期通过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出来,并在二战之后发展成为系统的保守主义运动。它得以开展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是美国在进步主义和新政时期逐渐成形的大政府和福利国家以及美国经过两次大战所逐渐发展出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二者在战后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由乐观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教义混合而成的自由派共识,美国历史学家戈弗雷?哈吉逊(Godfrey Hodgson)将之概括为②:

   第一,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不同于旧的资本主义。它是民主的,它创造盈余,它有实现社会正义的革命性潜能。

   第二,这种潜能实现的关键是生产,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因此马克思主张的围绕生产资料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已经过时。

   第三,社会中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美国社会正变得更加平等,正在消除,或甚至说已经消除了社会阶级。资本主义者被管理者替代,工人正变成中产阶级的成员。

   第四,社会问题能像生产问题一样被解决:首先是发现问题;然后是掌握社会科学的政府通过设计程序来解决它;接着是资本和诸如熟练工人这些资源被作为“输入”来应用到问题上,产出是可预测的,问题将被解决。

   第五,对这一友善的制度的最大威胁来自招摇撞骗的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因此,美国和它的盟友们——自由世界——必须做好和共产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第六,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的义务和使命是将自由企业制度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为了纠正自由企业制度的弊端,美国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根据这种理解,资本主义仍然是可行的,但它必须借助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克服周期性的萧条和失业危机。

   尽管在极端左派看来,这一共识不过在于“平息人民起义而不是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③,强力政府不过是为了“维护制度的稳定以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④,因而在变革生产资料和阶级斗争方面不够彻底。但由于新政和美国二战的成功,这一派系在美国逐渐边缘化。

   而随着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1952年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提名中败给艾森豪威尔,主张小政府和孤立主义的老右派也逐渐死亡,以“现代共和主义路线”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成为共和党党内的主导势力,它们支持商业,但也肯定新政和福利国家,关心国家安全,但反对激进的反共运动。保守主义运动在此背景下也被边缘化为零星的抵抗运动,只留下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麦卡锡(Jerome Mc Carthy)、安?兰德(Ayn Rand)、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rer)这样的“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的乌合之众⑤。

   主流社会这种远离意识形态冲突的心态,被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敏锐地捕捉到,在他看来,美国已经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时代,左右派的激烈冲突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⑥。而正因为此,美国著名社会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其《自由主义的想象》中指出,“现在的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的,而且甚至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保守或反动的观念在公众中流行。”⑦路易?哈茨也不得不感叹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⑧。

   但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自由派洋洋得意之时,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的阴暗面也开始显现出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日益引发了工商业精英的反抗,而大规模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平等化和民主化潮流,也让守旧人士恐惧,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大学和媒体引发人们对文化赤化的担忧。在战后自由主义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之下,这波反抗最早体现为一种精英的观念运动,它们取代战前的民粹-民族主义的保守传统,发展成为美国第一个新右派(1955年—1964年)。

   新右派运动在起初表现为两个独立发展的思想运动。第一个是自由放任主义,第二个是传统主义,前者主要是经济保守主义,后者则是文化保守主义。

   自由放任的理论代言人是奥地利的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他们主要反对国家计划和政府控制经济,认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专制和集体主义,不论它是法西斯、社会主义还是它的美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将共产主义和纳粹统一视为集权主义的两种形式,哈耶克们为美国保守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哲学根基。

   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指美国战后初期有传统主义倾向的一波知识运动,它们反对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等现代性思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平等化、大众民主和世俗社会,认为它们腐蚀了西方文明,带来无法容忍的意识形态真空,因此要求返回到传统的宗教和伦理生活中。

   在沃格林看来,西方现代性的本质是灵知主义的成长,它通过将基督教导向彼岸的末世论思想实在化为此世的行动,从而将世俗社会再神圣化,最终导致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纳粹主义等各种极权主义运动⑨,而包括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返回强调德性和真理的古典哲学的哲学探索、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维护美国南方质朴的宗教性传统⑩、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找社群、托克维尔的“多数人的暴政”在美国的阐发11,以及各种自然法学说的兴起,都是为了应对这一危机的哲学、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尝试。

   如果说极端左翼批评自由派共识不够左,那么新右派运动则批评自由派共识离苏联共产主义太近了,但尽管它们分享着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但当人们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个统一连贯的保守主义原则时12,它们之间的张力即刻显现出来。自由放任关注自由和效率,它要求经济和道德领域的全部自由,这意味着一个不受管制和约束的道德生活,而传统主义关注价值和德性,它追求的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对个体心灵进行德性培育的道德主义立场,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包括家庭、学校、教堂,甚至政府的管制和约束都是必不可少的。

   正是这一基本立场的对立,引发贯穿两个阵营和美国现代史的自由和德性之辩13。哈耶克本人就曾批评保守主义阵营恐惧变化、偏爱权威和等级制度、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反启蒙、仇视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弊病,因而直言自己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14。

   保守主义的另外一层张力来自自由放任和反共主义之间。美国保守主义渊源于二战之前的旧右派,它反对对内的福利国家和对外的扩张主义,因为新政和战争最终都导向一个恐惧压抑的巨大利维坦。但面对战后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立场的内在悖论立刻暴露出来,共产主义威胁着公民自由,但军事主义的反共立场最终也会侵害公民自由。正是对反共立场的犹疑不决,使得保守主义分化为对苏遏制和“解放”两个立场15。

   主张遏制战略的人认为仅需要通过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建制就足以抵御苏联的威胁,因为历史规律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武力单独统治世界。不断扩大的政府权力会压迫公民自由,为了对抗苏联而不断展开的国家动员势必会在美国本土培植起一个暴君统治,“为了打败苏联必须模仿苏联”,为了打败集权政权必须让自己集权化,如此一来,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私人产权和有限政府都化为泡影。

   与此同时过分的国防开支和盟军体制将使美国从内部瓦解,届时美国要么屈从于苏联,要么通过极权主义动员变得和苏联一样,二者的区别仅仅是被苏联还是美国独裁统治。而主张干预战略的人除了强调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持久,更是提醒人们苏联最重要的武器是它超验的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

   在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看来,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设,使它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宗教性的弥赛亚特质16,再加上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使得它无法区分善恶,因而意识不到美国和西方正陷入一场和共产主义不可脱卸的善恶之分、文明之争的冲突中,自由主义终究会成为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17。因此一个软弱的外交政策,最终将使“西方在全球霸权被清洗,10亿人口从西方世界转入敌方共产主义阵营,在美国海岸线90英里以外建立共产主义的滩头堡”。18为了西方的生存,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就不能仅仅是遏制,而且是一场新的“解放”19,一个世界联邦取代共产主义的世界帝国20。

   巴克利于1955年创立《国家评论》,试图通过这种建制化的努力将不同派系和立场汇聚成为一股合力,以便建设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一方面对抗已经自由化的右派,另一方面清理旧右派思想中种族主义、反犹主义、阴谋论者约翰?伯奇(John Bircher)、有无神论倾向的安?兰德(Ayn Rand)和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老思想。这种努力在智识上最终表现为《国家评论》的高级编辑福汉柯?迈耶(Frank Meyer)在其1962年出版的《为自由辩护》中提出的融合主义的共识。

   为了协调自由和德性的张力,迈耶主张一种有德性的自由生活,它既不是教条地反国家主义,也不是因为道德主义的考虑而拥护威权主义,而是人民一方面能够自由地选择,但另一方面愿意和渴望德性的道路。

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最深奥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在传统之中运作的理性(reason operating within tradition)21。而在实践中,迈耶坚持认为这种融合只有在考虑到美国内外面临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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