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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

更新时间:2017-07-24 08:54:01
作者: 孔元  
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敌人,如果要忠于西方文明和美国共和,唯有诉诸“决心和武力”22。也正是这种道德立场,才能揭示为什么战后麦卡锡主义能够在美国获得广泛支持。正是因此,亨廷顿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23,是那些战后试图捍卫美国乃至西方文明成果的人,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刻意阐述的一套价值体系。

   196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通过财政保守主义、社会自由意志论和强硬的反共路线,击败了温和派共和党人纳尔逊?洛克菲勒赢得了党内提名,初步显示出保守主义的力量,但也立刻暴露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个张力。

   其一是唐纳德?克里奇洛(Donald Critchlow)所强调的赢得选举的政治实用主义和高度道德化的个人自由、法治、自由企业、恐惧中央政府等原则的张力24。这使得共和党始终面临着纯粹意识形态、赢得选举和如何施政三个过程的分裂。保守主义高度精英化的意识形态落实在选举中总是通过诉诸被民权运动边缘化的普通白人的愤怒,但在这种浓浓的道德密度和民粹维度上位的共和党总统又总是基于“平和施政”的理念背叛扶自己上位的选民,从而使得整个共和党内部都充满着离间和背叛、谎言、抵抗和逃离。

   其二是保守主义理念和白人身份政治,乃至种族政治之间的张力25。尽管戈德华特自己努力区分保守主义观念和种族主义,并强调是基于市场理由和官僚的平等主义反对民权法案,但他仍然让共和党背负起支持种族隔离的道德负担,使得共和党丧失了在民权运动上的发言权。这加速了美国的政党重组,使得共和党成为分散在南方和西部的白人选民的泄愤平台,而支持共和党的选民也变成在观念上满口道德仁义,但在实际行动中俨然是不折不扣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

  

   二、新保守主义的普世帝国叙事

   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主导下成为“社会工程党”,试图通过伟大社会和民权项目持续推动美国社会改造,然而激进的经济政策、社会解放(黑人、妇女)、越南战争,不仅没有带来种族和谐,反而激化了种族冲突、家庭分裂、街头暴力和反越战浪潮。与此同时,美国左翼运动也日趋极端化,始于政治改良的新左派开始与反文化运动合流,大学生造反不断鼓励一种对抗性文化,由此滋生出吸食毒品、性解放、女权运动,不断挑战着社会的道德底线。社会面临着权威和价值双重解体的危机。

   面对这种乱局,民主党内部开始不和谐,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科利?华莱士在1964年民主党党内提名败给约翰逊之后,在1968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赢得了大量保守的白人劳工选民,分化了民主党的票源,最终为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选举制造了机会。

   而尼克松则通过掌控民粹情绪,强调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坚持传统美国价值,抵制毒品、犯罪、堕胎、同性恋等和强劲的国家防御赢得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上台之后却以自由派的方式施政,追求福利国家和规制主义,在外交领域推行和苏联和解的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从而背叛了党内的保守派。

   在水门事件辞职后,其继任者杰拉德?福特又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共和党人。吉米?卡特抓住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机会,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通过组建一个同时包括黑人和下层白人选民的反抗联盟,成功地以局外人的身份赢得大选。而在外交领域,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民主党日益被新孤立主义情绪主导,他们通过推选乔治?麦戈文(George Mc Govern)参加1972年总统竞选,以及支持吉米?卡特的外交政策,来排挤党内支持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传统的冷战自由派。

   对民主党内孤立主义情绪的不满,以及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的失望,使得一部分成员分化出来,他们聚集在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丹尼尔?贝尔周围,借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和《评论》(Commentary)杂志,发展为一个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26阵营。

   在立场转变之前,这些人都是传统的托洛茨基分子,因此同情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但他们察觉到,美国的左翼运动已经过头了,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往往适得其反,民主党已经不得人心。而右翼运动要么过分放任(自由主义),要么过分保守(传统主义),从而难以支撑起共和党赢得政权的政治诉求,因此为左派向右翼政权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这些人将自己标榜为“新”保守主义者,以便区别于二战初期发展出的反共右派,通过调和已经过头的左翼运动和过于极端的右翼运动,新保守主义试图走出一条渐进温和、逐步改良的中间道路,由此发展出系统的新保守主义信条,结合克里斯特(Ivring Kristol)等人的论述,其要点可以归结如下:27

   第一,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新保守主义者原则上认为应通过创设新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弊病,比如为穷人提供房屋券而不是政府建设廉租房。也因此,他们支持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这意味着每个人有在财富、公共声望或影响力上变得和别人不平等的权利。但他们不反对经济管理和社会改革,只是认为这种改革需要保证个人在一个日趋动态和城市化的社会中的安全感,并尽量减少对个人事务的官僚入侵。

   第二,接受福利国家的历史事实,并试图按照经济和人道的方式进行重建28。新保守主义清醒地意识到,新政以来的各种社会政策和规制手段不可能被全部废除,福利国家已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29,他们也更倾向于将知识和国家权力应用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否定它们。但他们反对左翼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左翼知识分子散布在大学、媒体和官僚中,成为一个敌视美国商业文明和常识文化的新阶级30,他们总是试图靠中立的专家政治手段改造美国。

   这种一劳永逸的心态培养出一种对抗心理,似乎整个美国社会都是他们的敌人,因此必须通过一步到位的、一刀切的方法,消除一个白人社会所隐含的历史负担和种族仇恨。如此一来,政府的社会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后果,反而适得其反,导致各种“意外后果”31,比如强制的校车接送,不仅没有实现种族融合,反而由于底层白人的怨恨加深了种族隔离,城镇化建设不仅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反而加深了住房危机。因此,公共政策应该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

   第三,这种渐进改良的心理,同样见于他们对于文化价值的态度中。新保守主义尊重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和制度,但不像传统主义那样固守一个终将逝去的农业文明,他们支持渐进、有机的改变,但反对新左派那种追求完全解放带来的眩晕和虚无主义的绝望。这种对改革和变化的认同,使得一个本来以“保存”为基质的思想运动获得一种朝向未来的时间观,因而“是充满希望的,不是悲观的;是向前看的,不是怀旧的;它的色调是欢快的,不是阴暗或阻滞的。”32

   第四,全球民主的新意识形态。这使得新保守主义同时划清了和保守派内部的传统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以及新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区别。

   在新保守主义者们看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和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由此衍生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明已经不可能让美国回到诗歌田园的昨日33,越战引发的新孤立主义冲动仅仅是一股临时性的反应,它不可能改变美国长时段的扩张轨道。为了适应这种时代精神,美国需要一种国家认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是一种普遍化的民族主义34。根据这种理解,美国是一个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国,因此一个人不论其种族、宗教、血缘,只要能够认同美国《独立宣言》所传达的理念,就是美国认同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信经国家(Creedal Nation),将这种认同向全球推广就成为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35。它的普遍性,使其区别于传统主义对宗教、传统和等级的强调,以及白人种族主义对同质性的民族主义的依赖,而它的民族性,又使其不同于新左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暗含的否定和解构特征。

   这种对于国家利益的超地缘认知,发展出一种圣战式的世俗弥赛亚情怀,美国成为全球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的使命也不仅仅是保证自己的边界安全,而是时时刻刻“感到有义务保卫一个正受到不民主的力量,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的,攻击的民主国家。”36在冷战背景下,这意味着对苏联的任何宽容都是对西方政治价值的腐蚀,无意或无能谴责针对政治自由的犯罪就是对苏联的政治投降37。 而新保守主义的道德选择,就是出于反共的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甚至不惜为此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者38。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还为保守派赢得了宗教右派这个忠实盟友。美国大众媒体的现代化、娱乐化和世俗化让宗教界感到迷惘和无所适从,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带来的堕胎、色情、毒品、犯罪等一系列社会议题,让教众们对美国的道德衰落感到愤怒,而禁止在学校祷告更是让他们担心道德和宗教教育在公共教育中会缺失。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激发了原本只过问自己灵魂的信徒们开始通过自发的草根运动表达不满。

   尽管宗教右派分享着和20世纪40年代传统主义共同的关切,但应对的是不同的社会情境,乔治?纳什(George Nash)指出,前者是学界对世俗化的大众社会的反动,而后者是大众对世俗价值观及其表达这种观念的国家精英的反动,保守派的知识运动关注的是国家政治和政策,而新右派关注的则是普通人来自日常生活经历的创伤39。尽管这种大众运动没有贡献思想,但它为共和党的竞选运动贡献了大批忠实选民。由于宗教右派较强的民粹性,有学者将其视为1974年由于福特总统的温和共和主义路线所引发的共和党民粹派造反的一部分,并称其为“新右派”运动40。

   正是60年代的危机,带来一个广泛的保守主义共识,而本来是一场精英运动,也演变为一场反精英的民粹运动,保守派从一个“遗民”的运动,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民主运动。这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这些保守派运动中的不同派系,最终通过罗纳德?里根实现体制化。里根的“供给经济学”改革解决了卡特时期高通胀和高失业的难题,一度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其保守的社会政策也赢得了基督教右派的欢心,对苏联“邪恶帝国”的控诉则安抚了新保守主义,从而不仅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里根革命,而且将冷战运动推向高潮41。

  

   三、新旧保守主义的帝国与民族国家之争

但好景不长,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个对保守派而言最应该庆贺的时刻,却同时成为美国战后保守主义的丧钟,这本来靠“邪恶帝国”整合在一起的脆弱联盟,在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即刻土崩瓦解。围绕着后冷战时代美国应该扮演何种国际角色,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出现了分化,很多新保守主义者回归民主党中间派,而对于苏联解体后美国遭遇危险的过高估计,导致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鼓吹以“仁慈的霸权”为核心的“新里根主义”42,它通过和之后“布什主义”的捆绑,成功攫取了新保守主义的话语权,从而使得“任何想重新阐述新保守主义主张的努力都将是徒劳”。43在这种局面下,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开始重新分化重组,一群反对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者开始以旧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ve)的名义开展公共论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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