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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永祥: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

更新时间:2017-07-22 13:53:23
作者: 钱永祥 (进入专栏)  
都遵循着这样的思路,不同则仅在于如何说明个人的这种地位与价值。

   其实,个人价值做为一种正面的主张,并不容易证明或者说明。历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多种关于个人地位与价值的说法,并没有形成完全妥当的定论。在本书中,我试着从「价值之源」这个想法着手,说明个人的独特地位之所在:任何价值最后都要由个人来认定。但是后退一步,离开理论上的论证,我们更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关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以及任何政治哲学包括自由主义)不再坚持关于个人价值的道德认定,所放弃的是什么?

   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道德直觉所包含的内容,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否定是多么的严重。“个人具有最高的价值”这句话听起来平淡乏味,像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因为我们总是可以追问,个人基于什么特色取得这种价值?传统的说法是个人具备理性、自由意志、自我意识、语言能力、道德感等等,不过为什么这些特色或者能力就能赋予个人某种价值?如果有人缺乏这类能力,就丧失了这种价值吗?其实,“个人”并不能想象成一种抽象单薄的人格、意志、或者能力,而是有其明确的内容,并不空洞:每个个人都是一场有始有终的现实血肉生命,必然有生老病死、有感受有需求、会向往与追求、会受到挫败与伤害、当然也会欺压与伤害其他个体。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每个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一场生命的整体过程。这样看“生命”,生命便说得上成败、好坏、承受了多少利与害、遭到了多少正与负的影响、结局又是什么程度的精彩丰富(flourishing)还是虚掷糟蹋(waste)。简单言之,每个个人的生命,都在直接、具体的意义上,说得上过得如何。

   关键的伦理问题是,我们认为“个人的生命过得好与不好”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当我们说“个人具有最高的价值”时,我们并不是在描述一件事实,而是在表达一种关切,认为这个问题具有最高的重要性;否认“个人具有最高的价值”,不啻否认个人过得如何是最重要的议题。所谓最高的重要性,意思是说如果为了追求其他崇高、急迫、重大的价值、目标,必须以某些个人的生命过得不好为代价,我们多少会感到不安,甚至于认为不对。各种制度政策,各种社会习惯与文化的成规,也必须接受这个问题的追问。当然,事实上各个社会经常否定个人的最高价值,认为还有其他价值,其重要性凌驾于某一些个人的生活与遭遇,为了这些价值可以不惜对他们的人生造成伤害或者剥夺。宗教信仰、传统的维系、文化的繁荣、民族的兴亡、某些菁英价值的存废、伟大的事功、崇高的理想、宏伟的集体建设、“多数人”的福祉、公共利益、集体安全等等,都不时被视为足以压倒个别个人的理由。人类历史的巍峨成就与暴行血迹,经常是由牺牲一些个人所铸造的。但是,到了今天,这种对个人价值的否定,我们的道德意识还愿意接受吗?我们不想以道德的名义表达抗议吗?

   这种道德意识并不是自由主义所独有,不过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完全是由这种道德意识所鼓动的。我称这种视个人生命之兴盛、个人生活过得好为最高价值的道德意识为“人本主义”。这是一种对人性、对世界的特殊看法,也是一种对于价值之间的高下如何做判断的抉择;而下一节会谈到,它更是一种对于“道德”的特定理解方式。出于这种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对于政治的价值与制度提出要求。而由于这种人本主义是一种出于道德观点的价值观,它的要求也具有明确的道德性格。这种道德要求与政治运作的原则会有严重的冲突,道德要求往往会落空,自由主义想要用道德驯服政治的意图经常失败。不过,自由主义的人本主义没有选择,只能期待时代的道德意识能够发展出更多的人本主义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主义是一种抗议的声音,为个人的尊严站出立场,即使它的诉求往往像是旷野的呼声。

  

三、扭转道德观:从道德成就转向关怀苦痛

  

   既然这种人本主义的道德意识,除了企图排除政治对于个人的压制与牺牲之外,它对于什么是“人生”也有着特别具体、现实的理解,那么它对于“道德”的理解也会有相应的调整。这一点值得正视,因为这种对于“道德”的特定理解,有助于厘清自由主义应该用什么方式表达对于个人生命的关切。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的自我认识可能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整与转化。

   什么是“道德”?在一般的理解之中,道德是一些规范,指示我们如何做对的事情、成为好的人。这种理解道德的方式,不仅符合一般的常识,也构成了西方道德哲学的主流。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一书中,对于西方道德哲学传统所理解的道德这件事,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说法。他指出,西方道德思想的传统体现了一套由三个部分所组成的架构,在一头设定一个“人性的实然状态”,在另一头设定一个“人性的应然状态”,道德则位于中间,帮助人们从实然状态过渡到应然状态。麦金太尔强调,这个架构预设了一套目的论的人性观,也就是用“目的”(telos)的观念去证明人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的移转为什么是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从而为道德的功能与依据提供了明确的基础。如果抛弃了目的论,那么就只能靠道德本身来为应然状态提供内容及其理据,结果道德会变成“为了实现道德而实践道德”,麦金太尔认为这是不可能成功的。由于他认为“启蒙计画”的核心目标就是袪除目的论布下的迷魅,所以他的结论是:整个启蒙计画注定失败,启蒙时代之后的道德哲学都无法为道德这件事找到合理的说明。

   在此,我所关心的并不是麦金太尔对近代道德哲学的批评是不是成立,而是想循着他所提供的三段架构,在缺乏明确的目的论支持的情况之下,为道德寻找功能与依据。道德的功能显然在于把人从某一种状态带到另外一个状态,并且在某种实质的意义上,后面的状态必须要好于前面一种状态。否则,道德岂不祇是一种形式的繁文缛节(“穿鞋子的时候,先系左脚的鞋带!”)而已?因此,我们的确须要设定一种“人性的应然状态”,跟“人性的实然状态”对比。但是,如果不仰仗某种目的论,这种“应然的人性”(“好于”)是不是祇是凭空设定呢?而如果无法详述“应然的人性”是什么内容,我们要根据什么衡量的尺度去说某一个状态比另一个状态来得好?并且这里所谓的“更好”,既要具有实质内容,也要说得上具有道德意义,至少不是经济意义、文化意义、宗教意义上的“更好”。

   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完整的答案。不过我想提出一种看法,那就是对道德这件事的宗旨作一种特定的理解,而这种理解跟现代道德意识的走向一致,也跟自由主义的道德观点(自由主义原本就是这种现代道德意识的产物)相吻合。这种道德意识,不再关注如何藉助于道德把人们带入某种道德成就意义上的应然状态,而是以减少伤害与苦痛为其主要的着眼点,把人的应然状态理解为尽量减少了非应承受的苦痛、伤害的状态。换言之,我们可以探索另外一种理解道德这件事的路径,那就是着眼于减轻不应承受的苦难,增加生活的能力,并且强调这是日常生活意义下的苦难与能力。我认为,与其关怀彼岸世界、成圣成贤、或者让人生过得更为“美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期待道德用心在保护与帮助弱者、减少不公平的苦痛上面?

   这个想法,与一般对于“道德”的理解背道而驰。在一般的理解中,所谓道德帮助人进入一种较好或者理想的境地,必定假定了个人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并且也假定了道德所关心的是当事人如何发挥这种道德能力,以便取得某种道德品质,进入某种道德境界,这包括了成为“好”的人,或者做“对”的事情。可是行为的“对”与人格的“好”要根据什么来界定呢?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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