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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常态、新常态与非常态——2012-2017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素描

更新时间:2017-07-20 15:15:40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自2012年岁尾迄今,中国迅速形成了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所熟悉的状态全然不同的局面。有人视之为极大的跃进,有人将之目为倒退。这显然是两个端点上的评价。由于这五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局面演变过于迅速,而且仍然处在疾速变化之中,身处复杂体验之中的人们,很难与之拉开适当距离理性地评价这些变化。但这几年的变化,又不容人们小觑,因为它关涉处在现代化进程瓶颈阶段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以此,人们不得不在宏观总体把握这几年变化轨迹的基础上,努力去探寻其演变的路径、动力和走向,以期摸到当下中国社会跃迁的脉搏。

  

一、中国三态

  

   最近几年,中国呈现出鲜明不同的三种国家态势:一是此前一直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展开的中国态势。这是一种直接呈现给世人的国家经常性状态,可以称之为中国寻求经济发展的“常态”。常态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它还只是属于中国表露给世人的国家形式特点,并不一定凸显中国的国家实质特征。二是近期出现频次特别高的“新常态”,这个词汇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经常使用,以至于成为人们认知当下中国状态的热词。新常态是一个定位中国发展总体新状态的用语,既有确定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转型经济意味,也有明确中国经济从单纯增长型转入结构均衡型的意思。三是中国在结构上呈现的国家状态,那就是一种由革命和后革命因素混合而成的非常态。中国国家状态的形式结构与实质结构是不大吻合的。在形式结构上,经济建设的中心性让人们以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人所熟知的现代社会。其实,在实质结构上,中国没有真正走出革命社会的境地,部分人对革命遗产的执著程度,明显超出人们的想象。不过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典型意义上的革命社会,因为暴力式的、运动化的、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已经无可挽回地终结了。断言中国仍然是一个革命社会,不过是在革命不愿退场的情况下对某些特殊政治现象的指认——国家即便是处理作为中心任务的经济建设,也是以革命指令、举国体制和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推进的。这是后革命的革命社会状态,也是人们有理由断定中国仍然没有落定现代常态的法治社会、总还处在非常态的革命社会之中的基本理由。

   中国的三种国家状态需要分别加以审视。先看经济建设中心这个“常态”。客观地讲,近40年的中国发展历程令世人称奇。之所以如此,基本上是因为一个曾经深陷在阶级斗争混乱局面中的国家,竟然可以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变,并且经济总量迅速增长,让国家GDP在不长的时间内蹿升到世界第二位。潜心经济发展,是世人认知近40年中国的关键切入点,也是后“文革”时代人们确立中国的国家特色与发展特征的一个最重要指标。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定,离开经济发展,无以为当代中国定位。

   如何确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近40年的“常态”呢?理由至少有三:一是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贯陈述的治国理念体现了这一点。尽管邓小平阐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总是同时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但后两者绝对是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条件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否则,人们就很难理解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二是近40年国家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是以GDP为中心的。GDP增长一直是党与各级政府工作的核心任务。不宁唯是,凡是不利于GDP增长的体制、机制因素,都可以在改革的名义下加以改变。整个国家正是一台围绕GDP核心高速运转的机器。这正是中国在GDP崇拜之下赢得GDP增长之战最重要的支持条件。三是除经济之外的其他国家事务未能获得正常资源支持、因此缺乏发展动力的反证所给予的证明。环境治理、教育发展、公共卫生、社会福利等重大国家事务,相比于经济的长足发展,明显滞后。直到中国发展转型的任务极为紧迫地摆在国人面前的时候,均衡发展模式才为人关注。

   但很明显的是,维持GDP高速增长近40年的中国经济机器已经无法再支撑下去了。资源与环境的代价自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制约因素,但更为关键的是发展模式的转变压力、内外部发展条件的重大转变以及发展凸显的种种无法再回避的矛盾,都在发挥牵制中国GDP高速增长的消极作用。于是,“新常态”的提法适时出场并为国家领导人大力提倡。新常态的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进入新常态的中国,显然需要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机遇仍在,潜力仍厚,势头仍好,但挑战远甚从前。

   毋庸讳言,新常态也是对一系列新情形所做的概观: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政治改革演变为政治维稳、社会治理重回综合治理、国家总体安全观投射的全方位不安全忧虑。同时,新常态也是对唯GDP时代那种崇尚无条件经济中心政策的告别。而且,受需求侧改革引导的改革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这种改革模式所依赖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已经很难驱动。供给侧改革受到空前重视。创新驱动、先进产能、优质服务、民生改进,一时成为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联姻的新型流行词汇。这仍然是从经济发展中心的视角对新常态做出的解释。问题在于,新常态显然不只是一个针对经济发展状态的术语,而是一个总体定位当下中国发展处境与态势的概念。换言之,新常态敦促人们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处境与政策筹划,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惯性发展的思维与行为必须终止,重新寻求出路的共识必须形成,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会迅速“触底反弹”的说辞可以休矣。或许这才是新常态这一提法富有教益的地方。

   不论是维持了近40年政策层面的经济发展常态,还是近期为人们熟知的重寻出路的新常态,其实都是中国找寻现代化进路的一个过渡时代之一时之计的称谓。从总体上讲,中国必须从前现代化进入现代化,这是国家发展的既定目标模式,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斥的国家演化进路。设定中国借助革命手段推动国家成功走出前现代化境地,那么由革命建国支撑起来的现代国家形式结构,需要在作别革命的基础上,才能落定正常的国家发展状态,进入一个顽强超越依循革命原则、崇拜革命经验、诉诸革命手段、深陷战时状态的超常状态,最终落到一个依宪治国、崇尚法治、理性妥协、局部动员的正常国家平台上面。就此而言,今日之中国,发展成就之巨大,举世公认。但就国家总体状态讲,仍然处在一个国家的非常态境地。所谓国家的非常态,是指建国以来,即使经历了近40年现代经济发展,由于国家结构改革有待启动,革命遗产未能很好清理,国家还是一个战时结构。只要国家处在这样的结构中,“军中无戏言,愿立军令状”的战时体制,就是国家避无可避、逃无可逃的基本动员机制,而“集中举国力量办大事”也就成为军事化体制的必然政策制定与执行模式。

   试想,实行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以来,中国何时何地不是秉持一种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精神在推进经济发展?国家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总设计师”,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力于中央领导层的坚持不懈,国家对一切不利于GDP成长因素的去弊存利无不因于中央强力推动,国家所有办成的大事均因中央政府的全力驱动。即使是减灾应急这类事务,也只能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才能迅速完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央统制经济模式,不因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经济类型差异而在资源配置与政策执行上有任何结构性不同。中国,仍然是为人们所熟悉的那个革命劲头十足的国家。支持GDP疾速增长的中国发展模式,依然不是依法行政、理性谋划、按部就班的发展进路,而是以弯道超车和超常规发展为写照的国家非常态运行方式。这也许才是中国发展所需要对付的深层难题。

   从国家三种状态的关系上讲,新常态要解决的老常态难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新常态真正要应对的难题源自根深蒂固的非常态问题。这正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真正在花工夫尝试化解的问题。

  

二、国家发展的新布局

  

   理解中国,常常需要在“文献中国”的意义上先行着手。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实际政治局面,常常令行家里手也不明所以,如坠五里雾中。之所以中国的实际政治让人生发这种困惑,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地域广袤,区域差异甚大,发展程度悬殊,人们很难对中国的总体状况了然于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文献政治与实际政治之间隔着一道道高墙。这一系列高墙,不是地域、区域与发展水平筑就的,而是不同地区与层次的领导人的政策认知与执行水平造就的。在中国的单一制政治运行体制中,负责制定全国性政策的中央机构,下发文件,督导实施,事后测评,奖优罚劣。但即便如此,也无法保证各地、各层次的领导者对中央政策深入领会、成竹在胸、潜心执行、收效显著。这可以说是让人们无法准确了解中国政治情形的主观原因。其实,说起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就一直在应付的难题,迄今也没有从根底上求得解决之道。再一方面,由于我们一向主张政策双避——不仅要避免教条主义,而且要避免经验主义,因此,无形中便将政策的文献制作与执行过程隔离开来。所谓因地制宜的政策执行方略,导致各地执行中央政策的极大偏差,各种政策文献在实际执行中走样情况之严重,恐怕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就更加增添了人们了解中国政治总体现状的难度。如果人们尝试把握中国政治的真实情形,就不得不从三个方向同时下手:一是中国政策的文献理解,二是探明中国政治的地区与层级差异,三是甄别中国政治的形式与实质异同。

   就此可以确立优先对待文献中国的基本理由。这是了解中国政治必需的出发点。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的单一制机制,决定了中央层面制定政策对全国政治运转所具有的绝顶重要性。无论地方层面具有多么强势的领导人与优势资源,都不可能在字面上偏离中央政策而另搞一套。中国央地政治最大的一致,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央文件与地方党政机关的实施文件上。循此路径,人们最容易认知单一制中国的文献政策之一致性。

   2002-2012年的十年,曾被研究者认为是“政策不出中南海”的时期。这个时段,也被认为是耽误中国宝贵的改革机会的十年。这样的评论,也许见仁见智,不必严格拘执结论。但从中可以看出,保持央地政策一致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样的状态,不仅导致2012年以还的最近几年,中央机构及其领导人对中央政策执行的有效性的关注,也引发了中央机构以严厉的政策督导和纪律巡查,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习近平直接强调,政策“关键在于落实”;李克强经常性地派出督查组巡视各地。既然如此,前述央地政策的文献一致性岂不得不到保障?非矣!恰恰因为中央宏观总体政策遭到部门或地方的软抵抗,以至于落实不下去,反倒是文献化的政策更易于保持央地的一贯性。因为这样会遮蔽地方或部门对中央政策的阳奉阴违,有利于减轻地方或部门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政治压力。

   中央领导深知政策会被部门和地方领导扭曲,因此中共十八大产生的这一届领导,对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贯通性保持极高的警惕性。这一是因为过往中央政策的制定顺畅而执行不畅;二是由于中共十八大以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全新的布局,政策执行的结果不容闪失;三是基于中国正处于深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进入一个全方位布局中国未来的紧张动员状态。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这几年,涉及国家总体新布局的文献甚多,国家领导人对之的论述更是繁复。从抓大放小的角度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问题的决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是最重要的两个文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国家治理问题,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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