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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常态、新常态与非常态——2012-2017年中国的政治发展素描

更新时间:2017-07-20 15:15:40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这个决定促使人们重点关注对改革的认知、局势的判断和全局的部署。“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给人们了解近几年中国的新状态以大量信息:在中国执政党的视野中,“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确立改革的新任务势所必然——此前的改革开放是挽救危机中国的“球籍”,而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为了国家复兴;此前的改革开放是尾随西方强国寻求国家富强,而今是自我探索前路、不再依傍他人,以自信作别跟随;此前的改革开放是零敲碎打、从边缘到中心,当下的改革开放是全面系统布局,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问题,寻求改革的根本突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迈出了40年的步伐,过去那种针对实际问题展开的改革,选项和有效性明显衰减,全面谋划中国发展未来的新局面在所难免。

   这个决定让两个词汇成为人们了解中国政局全新布局的热词,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二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除开格式化的政治表述内容外,被人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的治理现代化隆重登场。这一提法,关涉该文件60大项、220余项重大改革。仅从文字上看,就知道中国的改革确实不同往日,正进入一个系统筹划的新阶段。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任何细微的改革举措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全新布局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奏效的。“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些近乎极化的表述,表明中国必须寻找到与改革处境相当的改革动力,才足以真正推动改革前行。如果说之前中国的改革主要依赖执政党领袖的政治意志的话,那么现在找到的主要动力就是法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文件开篇就明确了这一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发展布局的总体意义,从两个方面投射出来:一是在现实针对上是法纪松弛,不适应发展需要。“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二是在目标模式上是建立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括言之,就是要以法治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劲动力,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杠杆,撬动整个国家稳定、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大局。这是对中国进入新常态,并借助新常态根本解决非常态,成为真正落定在现代正常国家平台上所做出的总体规划。可以断言,中国落到法治平台上,不仅是中国得以实现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成为后革命的常态国家的重要标志。

  

三、反腐的社会效应与政治效应

  

   近五年左右,党中央对中国的新布局倾尽全力。全面深化改革,是针对中国改革模式的结构性转变要求而确立的方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针对改革动力缺损、激活机制力量而确定的进路。但从落实情形看,两者的实施并不如人所愿。习近平数次明确强调改革落地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即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何以一个令人期待的全方位、结构性改革的部署,很难落实下去呢?分析起来,一者跟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有密切关系,二者则跟推进改革的官员队伍状态紧密相连,三者与公众的结构性改革期待较为疏离有关。这都在有形与无形中显著影响了改革的推进、成效和认受性。从改革的难度来讲,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是结构性的。不宁唯是,这些问题还是多年积弊,殊难触动。这恐怕也是中国社会共同意识到的问题。这种认识,拉开了改革设计与实施的距离,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代价方能见效。从公众对结构性改革的期待来讲,当然受制于公众对改革得益的切身感受。但恰恰深度改革是一个调整利益结构而非浅层施惠的过程,因此,公众很难明确感受到改革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好处。公众对改革的冷漠,让改革的热烈氛围难以形成。更为关键的还是官员队伍的现状,极大限制了改革的有效推进。这倒不是说现有官员队伍都是不愿投入改革的颓废集群,这样的判断恐怕让官员队伍感到十分委屈。从客观的视角看,是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官员队伍作为的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以至于在全新的改革布局面前,官员队伍不仅难以形成新的共识,更难以转进到适应新局面的行为方式上去。

   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国家期望实行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政策。这是一个从当时现实出发、达于较长远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模式。如果将之离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三个阶段,那么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先富人群带动后富人群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实现共同富裕。在第一阶段,哪些人可能先富起来呢?两部分人占有先机。一是特别敢于运用权力给予的机会的人群,这些是人们所谓敢为天下先、敢于“吃螃蟹”的人群。二是贴近权力,深明改革就是权力重新分配资源的变迁的人群,他们占有权力惠予的特殊机遇,甚至直接获得权力分配资源的好处。假如一些人不仅胆大心细,而且贴近权力,那么他们笃定是先富起来的人群。这是一个推论,同时也是一个最接近中国先富人群富裕起来的事实的推论。就此而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对富裕人群而言,乃是一个接近赎买的迅疾演变:在掌握或接近权力的人群得到改革开放的实际好处的情况下,改革开放自然具有强大的利益获得性动力。

   但改革开放的利益重组既然让受益者成为掌握或接近权力的人群,那么,相对普遍的腐败就在所难免。这是权与钱紧邻关系所注定的事情。一旦国家试图转变财富积累的方式,从粗放式的GDP增长转变为精细化的全面推进,改革的利益动力机制就会遭遇极为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国家布局新的发展格局之际,一场反腐败运动势不可免。唯有如此,才能终止行之既久的利益分配机制,改变官员集团的利益获得方式,重塑官员集群投入改革的动机系统,重获中国改革的强大动力。反腐败所具有的综合效用,不言而喻。

   2013年,习近平就明确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简言之,这就是流行坊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受这一理念的驱动,近几年中国掀起了世人瞩目的反腐风暴。

   这一次反腐败运动,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层次之高、影响之巨,前所未有。据统计,反腐风暴最猛的2014-2016年,面上被处理的官员人数屡创新高。有人根据中央纪委网站“案件查处”统计,2014年全年,全国在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上,查处52572个问题,处理70870人,给予党政纪处分23573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消息,2014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9782件53043人,其中县处级以下49383人,占比超过93%。

   2015年全年,“无论是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数还是审查中管干部人数均为改革开放历年来的最高值。全国共立案33万件,处分33.6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万人。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覆盖了31个省区市。”该年处理了周永康、令计划和苏荣这些正国、副国级干部。

   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253.8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73.4万件,谈话函询14.1万件次,立案41.3万件,处分41.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4.7万人)”。惩治腐败,力度空前。

   空前力度的反腐,一方面证明赎买式的经济发展驱动方式到了非终结不可的地步,否则国家权力的廉洁完全缺乏保障;另一方面证明了源自国家高层权力的自我清理门户的决心之大,否则便会遭遇亡党亡国的危机;再一方面则证明了中国社会对遍及各地各层次的腐败已经无法容忍,否则中国社会的动荡势难阻遏。惩治腐败,从一开始动用党纪国法惩罚腐败官员始,到后来发现运用制度机制反腐保廉重要作用,最后终于落到了反腐的重要制度补缺上。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持廉洁与惩治腐败的文件——诸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等。这可以说是单一执政党最为系统的组织纪律建设了,它对组织成员的反腐保廉应可发挥积极作用。但如何坐实整个国家反腐保廉的优良社会政治生态,恐怕只能指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比较现代化史表明,唯有落在法治平台上的国家,才能真正有效惩治腐败,保证廉洁。

   从惩治腐败的目前效果来看,社会效果要好于政治效果。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疾风暴雨式的反腐运动,让中国社会接受了一次反腐保廉的教育洗礼,以腐败为羞耻的社会政治伦理大致可以确立起来,权钱勾结的赎买性机制为人所不齿。但从政治效果上看,反腐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一是官员集群在反腐运动中软性抵抗明显,反腐有待激发官员群体的工作动力。二是反腐还没有完全坐实到法治的平台上,党纪与国法的不同效用还未清晰区分,制度反腐的政治绩效还需要提升。三是反腐的综合效果,从不敢腐到不能腐,最后到不想腐的系统反腐保廉机制还需要贯通起来。这涉及整个政治体制的优化问题,是中国深水区改革的难题。

  

四、“中国梦”的国家指向与全球意涵

  

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复杂曲折,但中国从来没有在挫折中屈服和认输。这为改革开放中国的迅速崛起积淀了深厚的民族精神资源。在中国寻求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中间容有一些缺失,比如对人的尊严、个人价值、个体自由、私人财产、法治原则等等的认知高度与制度建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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