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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简论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7-07-19 14:12:49
作者: 刘晨  

  

   摘要:2000年,卡斯特出版了《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文版)一书,这预示着网络社会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世界里被重视起来,也同样被学界厘定为这是网络社会,虚拟社会的完成。然而,在中国网络社会的崛起,并非是2000年,而是1994年左右。只不过,到了2000年才开始逐步的形成一个具有“中国体验”(周晓虹,2014)的独特之物。又,作为虚拟社会的网络社会,博弈却又无处不在。因为博弈而导致的政治对抗或利益冲突,进而就发生了网络政治研究。加上作为独特性的中国网络政治存在,那么它到底关心的是什么议题,有什么特点,方法如何,意义何在。这即为本文试图去厘清和建构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论纲的根本目的所在。

  

   关键词:网络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技术路线;论纲

  

   一、什么是“网络政治”

  

   20世纪90年代,网络政治学(Cyber politics)逐步的发展起来,且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学科,主要原因是因为网络信息技术的变化和发展。随着信息技术的飞跃式进步,政治,经济和文化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尤其是政治方面。[②]正如董文秀等人(2013:82)所说“谁都无法想象,网络民主,网络参政,网络文化和网络政府等很多网络开头的概念,已经成为当下讨论社会政治的一些关键词,并且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形态。”[1]同时,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网络对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权力,政府管理,国际关系;领域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建立网络政治学,可以更好的服务国家政治实践和治理。[2]

  

   那么,什么是网络政治学呢?一般都认为,国内的学者认为网络政治学是以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学科,网络成为政治活动的主线,政治活动的输入,转换,输出都依靠网络进行,其内容和特征与传统的政治学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点。[3]而国外的研究当中,类如扎里·乔克里认为(Nazail Choucri),理解网络政治学的关键在于网络是何种意义。[③]这意味着西方学者往往把网络政治和虚拟现实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把网络政治与信息联系在一起。[4]并且,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比如刘文富的《国外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研究》,《网络政治学解读》等论文,还有一些把中国作为一种“特殊性”加入到了网络政治当中反观“中国的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比如熊光清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陈潭、罗晓骏的《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宋迎法的《中国网络政治研究综述》,等等。

  

   并且,本文大致同意的一种看法是,吴海晶所认为的“网络政治学是以网络技术与政治的互相关系及作用机制为研究对象,以网络技术对政治的影响,政治实体对网络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兴型学科。[5]这里,需要认清的是,吴并没有把中国的特殊性深度地考虑到网络政治学本身当中。这恰好是本文的一个特别强调的地方,即很多学者对网络政治的界定没有“本土性”的考虑,而是照搬西方的一套。而所谓中国的网络政治本土性,如按照吴的看法,即两个方面需要再考虑:第一,网络技术对政治的影响,在中国是如何发生的?第二,政治实体对网络社会治理,在中国又是如何的?

  

   众所周知,1994年,中国开启第一个互联网节点。这就是学界常常把20世纪90年代定义为中国互联网起步的一个重要原因,2006年的“两会”,“博客”为了政府听取民声的一个重要方式。2009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与网民进行交谈。2009年4月18日,工信部发布消息,最新的网民数量达到3.16个亿。[6]一直到2015年7月23日,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6.68亿人。[④]且“中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接入互联网比例分别为68.4%和42.5%;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4年底的85.8%提升至88.9% ;平板电脑上网比例为33.7%,较2014年底下降了1.1个百分点;网络电视使用率为16.0%。”[⑤]从这样的一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手机将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上网终端。并且,加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对于信息的管理,将越来越难。问题恰好就出现在这里,中国的网络政治与自媒体的博弈,出现了一种纠缠的局面。一方面,网络谣言的兴起,特别是一些网络谣言最后都会成真。而政府对于网络谣言的管理和控制,往往借着“杀一儆百”、甚至是利用“谣言”,让一些人“罪加一等”,从而降低对政府权威性与合法性的质疑。另外一方面,网民利用手机等工具,翻越了以前政府所设置的“信息栏杆”,导致新媒体现在做新闻都在重复自媒体的信息,而政府更是难以控制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谣言,那么事实和真相就会跨过政府的网络监管而一五一十的呈现在网民面前。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只有一些事实被呈现,还有一些知识性的传递,导致中国的网民不仅仅获得更加真实的信息,还被启蒙,诉求权力。这恰好是网络改变了政治结构(主要是平权),所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网络政治生态。

  

   通过以上简短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在中国的话语语境中去讨论网络政治学的话,并非如吴海晶等人所定义的那样。那么,中国的网络政治学又该如何定义呢?我们认为,其主要是指以网络技术与政治的互相关系、权力结构、交互形式与后果及作用机制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的网络技术管理方式对政治的影响和中国的政治实体对网络社会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兴型学科。

  

   二、网络政治的研究对象

  

   宋迎法、李翔认为(2009:89),中国的网络政治学主要研究的是政治权力、政治行为、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等内容。[7]这样的界定,从本质来说,的确如此。因为政治学应该关注的就是权力问题。而政治权力,又可以包括政治行为,参与,和发展等内容。所以,顾名思义,所谓网络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政治权力。

  

   而吴海晶等认为,网络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际关系、国家主权、政府体制、公共管理、政治参与、政治文化等。并且,还应该关注的是虚拟形态下的电子政府、电子政务、电子民主等,也应该纳入到研究的对象当中来。[8]我们当然承认的是,网络所带来的政治结构与交互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所谓国际关系在网络社会中其实并不多见。这又涉及到了中国本土性的问题。以微博为例,在中国,其其实是一个半封闭式的社区或共同体。甚至,就是一个封闭的共同体,因为一般而言,是无法与推特、脸谱等对接的,而只能说,当一个热点事件发生以后,可能会被自媒体的用户发布到“微博”这样一个局域网以外的地方,如“脸谱”等。这样,世界才形成对中国热点事件的认知和了解,但是一般的生活事件,并非都会得到如此的待遇。这里面,没有对接,就构成不了带着书生气的“理论”认定,即如上述中这些并不按照事实来判断的研究者的结论。故而我们并不同意的是,没有中国特殊性的网络政治学并不是中国的网络政治研究。恰好,这构成了我们研究中国网络政治的一个必须注意的点。

  

   那么,注意归注意,在中国的网络政治当中,又该包括那些研究对象呢?通常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政治文化;第二,网络政治运作;第三,网络政治权力。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三个部分,进行更为详细地论述。首先是网络政治文化。顾名思义,网络政治文化与网络结构与沟通是存在一定关联的,一方面,网络结构导致网络中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自由表达空间,这为网络社区中的自由文化塑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防范自由的滥用和网络暴力的发生。[⑥]另外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网络成为西方文化入侵的一个渠道,“容易使网络霸权主义抓住这一有利工具和机会,向世界传播西方的价值观与道德观”(王柏松,2008:12)这种“文化入侵说”不是没有道理,关键在于网民的如何判别和鉴别,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的态度。到底是全盘封杀,还是有限度的允许一部分西方价值的流入。但不可置疑的是,当代中国的网络社会,主要呈现出两种态势:(1)网络暴民的“舆论混杂”而不主要是西方的价值在作为主要行为的主要支撑;(2)“西化”从市场经济开始就已经多少流入,这并非是网络能够阻碍的,反倒是现实社会中早就呈现出了“崇洋媚外”的国民心理,故而网络只是一个强化的工具。其次,网络政治运作。网络政治学本身所具备的三种特性之一“平等性”[⑦]这构成了“权力结构扁平化”的可能,而网络政治运作恰好是在这样的结构中得以实践,故而网络社区中的每一个主体都具备实践其权力的可能,比如微博上的舆论“倒逼”、“死磕”就是典型的另类网络权力实践。同时,政府依靠微博、微信等网络工具,包括网站在内的网络平台,对政治进行回应(及时的或延时的),对举报进行处理(微博举报、贴吧曝光等),对合理的诉求进行满足,对相关的信息进行发布等。这与先前的传统信息传递与发布,利益诉求与满足,权力监督与回应等不同。至少我们从“网络社会的崛起”(卡斯特,2000)以后,便可以发现,及时性的发布、回复与处理,已经成为网络政治权力运作的一种常态。再者,网络政治权力。“目前,对网络政治权力研究较为深入的当属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学家蒂姆·乔丹(Tim Jordan),他发表的第一本系统性的论述网络权力的著作《网络权力—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Cyberpower: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他认为,网络权力是组织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行使,网络空间的权力之争主要表现在技术精英与个人之间。”[8]显然,这样的判断对于中国语境下的网络政治学存在误判。中国的情况更多的是,政府权力与民间权力的博弈,包括其过程与结果在内的博弈一再说明,赋权作为网络对于民间的一种机会,给予平民更多的监督与限制“绝对权力”的可能。而非技术精英与个人之间的争夺。况且,把控政府部门的并非都是精英,而个人之中去政府博弈最多的三个群体,主要是:中国的记者、学者和律师。这三个群体反倒是在个人或民间群体中有精英角色的可能。[⑧]

  

   这即为网络政治学研究的三个对象。从上述发现,三个研究对象分别对应的是网络社会中的“文化”[⑨]、“结构”与“权力”。[⑩]而政治学更多关注的也是权力的问题。反过来,权力又受到文化与结构的影响。最后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网络政治学研究对象的一个宏大的图景、认知与想象。

  

   三、网络政治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研究方法

  

“所谓政治学规范研究就是运用思辨的方法,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对政治生活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所做的价值判断。”(杨芳,2008:90)有的学者认为,需要靠思维抽象力对政治本质的把握,以揭示政治的特性与活动规律。还有学者侧重于用具体方法和步骤的角度进行规范研究。“规范性方法论证的方式是历史主义的,它的理论分析与推理总要以历史为依托。”[9]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的根据,无论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的依托,都意在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方法的目的在于皆是规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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