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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晨: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简论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技术路线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7-07-19 14:12:49
作者: 刘晨  
进行有效地价值判定。而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研究方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又有所不同。

  

表1:中国网络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网络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多的可以利用定性的分析或者定量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抑或是将二者进行结合。而在当前,比较流行的分析,类如政治学类的景跃进的“文本分析”(属于定性范畴)与“关键词研究”(属于定量分析)等。几乎都是在这两者之间抉择、摇摆和结合起来共同分析某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传统的分析方法,从杨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推理性的规律总结与预测,往往都是利用“理论+经验”的分析模式。这种模式依然传递到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当中,但是并不是太适合网络时代的内容分析,因为网络自身蕴含了大量的数据(Data)和文本(Content),前者可以利用定量,后者可以利用定性,特别是结合跨学科的优势,比如说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文本分析”出来的研究结果会不同,且具有更多研究意义上的效果。

  

   (2)技术路线

  

   所谓网络政治学的技术路线,主要是指类如网络提案、网上投票、网络论坛、电子民主,电子政务等方面的问题。“网络政治实现了由纯技术问题到现在的融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于一体的转变。正是通过网络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我们才有了对网络政治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技术基础的清晰认识,有了对网络政治的作用,意义,功能的正确评估。”[10]恰好,提供类如网络论坛、电子民主等内容的原因在于,网络改变的权力结构的改变,由垂直性结构变成扁平结构。还包括其所提供的参与政治的渠道等都为网络政治学的技术路线提供了可能。[11]

  

   四、网络政治研究的未来发展

  

   “当前网络政治研究学的研究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是国内发表的研究电子政府、电子治理的相关著作不少,并且理论已经趋向于实践当中,但是研究电子民主,电子选举,网络政治的专注较少,有关学科建设的著作不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性的分析。第二,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借鉴其它学科的情况虽然很普遍,但是原创性的观点和方法较少,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的太少,缺乏现实化与个性化的思考。”[11]

  

   并且,近些年来,对于网络研究的课题数虽然在增加,也出现了不少的论述,但是依旧没有改变的是,对于中国的网络政治学研究,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论纲和指导性的“概要”,特别是如上文所说的,缺乏对中国现实社会判断。


表2:网络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

(资料来源:陈潭、罗晓俊:《中国网络政治研究:进程与争鸣》,《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4期,第88页)

  

   从表2可以看到的是,政治学、社会学在80年代左右对网络政治学开始有了大量的研究和关注,属于成长阶段。而现在,对于网络政治的研究,相信成果更为的丰富。但是,美中不足的除了不依据现实社会之外,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网络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建构出来的东西。所以,发挥网络效能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需要依靠公众参与渠道的多元化。这是网络政治学研究未来的一个重点,即如何利用公众参与来达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效果。第二,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需要回应的是该学科是否能够站在问题的对立面,敢于直面问题,关注最为棘手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网络政治如今面临的问题,最棘手的就是“权力监督”与“电子民主”这两大议题。前者往往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当中,有所呈现,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假民主”,是一种“孤独的狂欢”与“群氓的沸腾”(刘晨,2014),我们认为,这样的假象并不能代表我们的网络政治真正地实践好了,而是如何在下一步将网络政治与“权力监督”对接,并且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另外一个重大的议题。第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网络的兴起与网民数量的不断加大,计算机所起到的基础作用,会越来越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技术所提供的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删除、屏蔽等。这并不利于网络政治的发展,进而更不利于网络政治的研究。这对于网络政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也就不利了。

  

   所以,总而言之,如今中国的网络政治,我们认为,依然还在起步阶段,甚至还谈不上发展,而网络政治学的研究,虽然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刘文富等人就已经有所建树,但是依然没有多大的起色和傲人的成果。一方面,可能是学界还没有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问题,也没有对“网络”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加以重视。另外一方面,网络作为特殊性的一种,对于中国社会与政府而言,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加强监管等,导致萎靡大于发展,尤其是在微博这样的公共话语平台当中,由此导致网络政治中的“网络博弈”变成了“网络发布”。又重新回到了“单向度的传播”当中去了。这从国家治理的层面来说,应该是害大于利。因为,在中国利益诉求的渠道,本身就不多,而且也从未制度化。

  

   参考文献

   [1]董文秀等,网络政治的兴起、概念及研究意义[J].理论导刊,2013年第11期.

   [2][4][8]王柏松,解读网络政治学[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3]唐杰,论网络政治学[J].人大研究,2002年第10期.

   [5][8][10]吴海晶,网络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内容、技术路线及其它[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6][7][11]宋迎法、李翔,中国网络政治研究综述[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年10月.

   [9]杨芳,论政治学研究的规范方法[J],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4期.

  

   注释:

   [①] 刘晨(1988年—),男,汉族,湖北荆门人,澳门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知识分子社会学、网络政治学。联系方式:liuchen_hust@126.com

   [②] 在经济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网络政治学,所以暂且不论网络经济学。

   [③] 见米德米:《网络政治学:虚拟和真实》,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④] 见新华网:《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了6.68亿人》,转引自中国青年网,2015年9月15日。http://news.youth.cn/jsxw/201507/t20150723_6915109.htm

   [⑤] 同上。

   [⑥] 参见刘晨:网络暴力:“多数人的暴政”与言论自由的滥用,《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笔者在文章中谈到:言论自由的滥用在上述事件中已经凸显的相当严重,网民背离“自由”的事实,而走向了靠侮辱性的语言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并且完成了一次次的利益博弈,成为了一种网络社区的闹剧。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言论自由的异化与滥用,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为何要以异化后的言论自由去泛滥性的达到自己的不满情绪?来回的微博博弈再一次说明,这就是利益(包括荣誉、尊严、形象等抽象化的利益)问题,而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

   [⑦] 其它两种特性为:虚拟性与直接性。

   [⑧] 这三个群体在网络社会中,更多充当着曝光者,监督者和死磕者的角色,通过舆论,公布真相等方式倒逼政府权力做出让步,而网民更多的是在这三种精英的引导下,形成抱团式的“紧随其后”,进而巨大的舆论洪流便足以让权力做出更为妥当的处理。

   [⑨] 网络政治文化的相关研究,更多可以参见熊光清:《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与政治文化的变迁》,《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⑩] 唐杰在《试论网络政治学》一文当中还提到网络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国际关系,笔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一个半封闭的网络社区当中,何以有国际关系被设置于网络当中,反倒很多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内部的方式去解决。而国际关系在中国的网络社会当中,并不真正的存在,故而本文没有将其列入到讨论的议题中。

   [11] 刘文富认为,互联网改变了权力的分配,呈现出三种特点:知识化、扁平化和分散化。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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