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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马基雅维利时刻”与美国政制

更新时间:2017-07-18 16:43:27
作者: 刘小枫 (进入专栏)  

   [摘要] 1958年,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出版了《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暗中将“美国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联系起来,重新挑起了美国立国原则的是非之争。1975年,当代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派——“剑桥学派”创始人波考克出版了近六百页的大著《马基雅维利时刻》,拉开了一场关于美国立国原则的是非之争大战。施特劳斯一派和“剑桥”一派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两派的思想冲突也是当代西方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两派的尖锐论争让我们看到,西方学界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与西方当下的政治争议有着紧密的现实关联。

  

   在我们这些常人眼里,美国政制毫无疑问是当今天下的最佳政制。理由很简单:那里的人民生活得最为富足和自由,每个人享有充分的自然权利,国家还如此强大。即便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各行学者眼里,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在美国同样如此。与我们不同的是,在美国学界,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极少数业内人士心中有数:美国的立国原则是非未定,其政制品质是优是劣尚无定论。我国学界也有极少数人不觉得美国政制是当今天下的最佳政制,却未必清楚问题是怎样的。本文尝试考察英美政治思想史学界关于美国立国原则的持续论争,以便我们也对这个是非未定的问题本身大致有所认识。

   让我们从“剑桥学派”代表人物波考克(John G. A. Pocock)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说起[1]。这部大著在2013年被译成中文,依据的是2003年新版,长达6百多页(按中译本计)。翻开目录我们会看到,第一部分(含3章,近90页篇幅)旨在提出“大西洋共和主义”在历史中偶然形成所引发的政治哲学问题,随后两个部分则从思想史角度论证这一“主义”形成时所经受的历史考验。第二部分(约250页)和第三部分(约230多页)虽然章节数和篇幅相若,论涉的历史时段却差异很大:第二部分涉及的思想史时段仅1494至1530的大约35年,第三部分则从1640年代的英国共和革命时期至18世纪末,长达近一个半世纪。

   与一个半世纪相比,35年只能算历史中的一个“时刻”。对作者来说,这个时刻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孕生了一种可以名为“大西洋共和传统”的政治观念。作者在第三部分让我们看到,这种现代的共和观念首先在英国接受磨砺,最后在美国生根开花结果。全书最后一章题为“美德的美国化”,作者显然想要以此表明,美国政制“美德”的源头在16世纪最初35年的“马基雅维利时刻”。

  

“地中海传统”与“大西洋传统”

  

   从历史上讲,无论古希腊罗马文明还是基督教文明,都可以用地中海作为符号——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考古》就以“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和基督教的闯入”收尾[2]。西方的政治观念曾经历过从古典的地中海传统到现代的大西洋传统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观点算得上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常识。波考克所说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出现在地中海文明圈,随后才转移到大西洋东端的不列颠群岛。18世纪下半叶,英属美洲殖民地爆发独立革命,建立起独立国家。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美国脱离宗主王权的立国正当性问题,一直是欧洲思想家关注的话题。不过,即便出现了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这样的大著,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又使得这一话题并未成为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思想界关注的焦点。20世纪中期,美国改变“孤立主义”国策,与英国和俄国联手击败德意志第三帝国,随之崛起为世界性强权国家,发源于地中海文明圈的现代政治观念才逐渐具有了“大西洋传统”这个符号。

   既然16世纪初的所谓“马基雅维利时刻”发生在地中海文明圈,它标明的首先是西方政治观念的一场古今裂变。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区分古典的和现代的地中海政治观念。事实上,“马基雅维利时刻”所引发的这场政治观念的古今裂变历时差不多两个世纪。不仅如此,这场与古典决裂的观念裂变随后又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内在转变:从君主共和论转向民主共和论。“马基雅维利时刻”其实推崇的是君主共和论,尽管其中已经隐含民主共和论的一些要素:“马基雅维利把君主描绘成救世主,他能把意大利变成另一个法国,而这么做时,他高估了孤立的智慧和技艺所拥有的潜能”。[3]

   博丹(1530~1596)出生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之后,他敏锐地感觉到欧洲传统的基督教政治观已经无法解释新的政治现实,试图全面重塑欧洲的政治观念,但他致力论证是的君主共和制而非民主共和制。由于他的传世之作《国是六书》的书名De la république在1606年首次译成英文时被译作Six Books of a Commonwealth(《共富国六书》),思想史学界的业内人士迄今没有摆脱république[共和]这个语词所带来的语义困难[4]。就致力于脱离古典的地中海政治观念传统而言,博丹显然属于“马基雅维利时刻”范畴。然而,17世纪崛起的基于新自然科学的政治观念很快就抛弃了博丹的“绝对”君主制理论,由此才开始形成所谓“大西洋”政治观念。因此,沃格林说,博丹是现代式地中海政治观念的最后一位大思想家。[5]

   波考克所谓的“大西洋共和主义”是民主共和论而非君主共和论,严格来讲,这种共和论形成于17世纪的英国共和革命时期。哈灵顿(1611–1677)是关键人物,“他实现了公民人文主义思想与英格兰政治和社会意识的综合,实现了马基雅维利的武装理论与普通法对自有地产之重要性的理解的综合”(《时刻》,页3)。换言之,伴随英国共和革命的是一场民主共和论与君主共和论的对决,以至于应该说,“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虽起源于15世纪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实际上诞生于17世纪的“哈灵顿时刻”(详参《时刻》,页401-418)。一个世纪之后,法国的弑君式革命尤其英属美洲殖民地脱离君主王权的革命,最终为这一新共和论的诞生盖上了历史印章:“共和主义者”意味着“弑君者”,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君主制[6]。由此可以说,若非后来法国的弑君革命,尤其是英国殖民地反抗君主闹独立并在20世纪成为世界性强权国家,如今人们就很难谈论“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整个人类也仍将在黑暗中摸索何谓“最佳政制”。

   既然波考克对现代式地中海政治观念史中的君主共和论阶段以及英国共和革命时期的民主共和论与君主共和论的历史性对决了如指掌,他将现代民主共和论的源头溯源到马基雅维利,而且用主要篇幅来凸显“马基雅维利时刻”而非“哈灵顿时刻”,就显得有些令人费解。然而,一旦我们致力于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这种做法就不难理解。《马基雅维利时刻》的第一部分首先挑明的是这样一个论点:古希腊罗马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代表的古典地中海政治观念传统理应遭到历史的遗弃。这一部分的每章标题都是“问题及其模式”,仅副标题各不相同,看似把整个西方的古今政治观念一视同仁地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其实,作者让我们看到的是,他以战斗姿态展开了一场现代政治观念“模式”与古典政治观念“模式”的优劣之争,进而阐明前者取代后者的正当理由。

   必须始终记住,《马基雅维利时刻》的最后一章题为“美德的美国化”,这意味着凭靠革命立国的美国政制的“美德”来自“马基雅维利时刻”孕生的“美德”。按照以往的权威观点,美国的立国原则来自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波考克将美国的立国原则经“哈灵顿时刻”溯源到16世纪初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就绕开了洛克及其理论先辈霍布斯。

   《马基雅维利时刻》初版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年(1975),作者时年51岁。3年之后(1978),也就是我国改革开放那年,时年38岁的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7]。如今,波考克和斯金纳的大著被视为在当今英美政治思想史学界声誉显赫的“剑桥学派”的扛鼎之作,《马基雅维利时刻》甚至被视为这个学派的“史学写作方法的示范”(《时刻》,页581)。按斯金纳的说法,“剑桥学派”的诞生标志是邓恩(John Dunn)在1969年出版的《洛克的政治思想:对<政府论>的一种历史解释》。但“波考克超越了所有人”,“引导我们开始思考政治理论史并非仅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更宽广地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并不断变化着的政治语言”。[8]

   然而,《马基雅维利时刻》甫一出版也随即引发争议。时隔30年之后(2003年),波考克重版《马基雅维利时刻》时添加了长篇“跋”记(约33页)。为了防止自己继续“被人误解”或告诉读者“应该如何理解”这部大著,波考克在“跋”记中特别谈到自己的“写作意图”:他要为“政治和历史中的一股新的主导力量”即公民共和主义的“美德”的历史正当性提供思想史证明(《时刻》,页599)。《马基雅维利时刻》写作耗时长达近十年,为什么波考克要耗费如此心血来提供这种证明?重版“跋”记让我们看到,他的写作意图与美国政治思想史学界关于美国立国原则的德性问题的论争相关。

   简单来讲,波考克认为,美国的立国理念是“共和主义”,而非人们通常认为的“自由主义”。

   有关《马基雅维利时刻》的争论所要论证的是,共和国是以“共和主义”原则为基础,还是以另一些原则——如洛克式的、“自由主义的”或“现代”的原则——为基础。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给出非此即彼的回答,我只想说,美国的建国引发了我所说的“古代”自由观与“现代”自由观之间的争论和冲突,也许这一争论永远无法最终解决。我在这里肯定冒犯了美国的建国理论:共和政体已经建立,建国确实关系到原则的正当性,把它描述成是非未定的“马基雅维利时刻”,是一种挑衅行为。(《时刻》,页611)

   可见,波考克自己十分清楚,马基雅维利“时刻”在西方思想史上“是非未定”,他把美国政体的“美德”溯源到“马基雅维利时刻”,无异于让这种“美德”也变得是非未定。不过,美国的立国原则究竟是洛克式“自由主义”还是马基雅维利式“共和主义”,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其实给出过“非此即彼的回答”:美国的立国者们摆脱大英王国的支配不是为了自私自利的“个人自由”,而是为了实现“古典意义上的共和”理想。毕竟,“不存在一个洛克式共和国的蓝图,洛克关心的是政府的起源和终结,而不是它的结构和运作”(《时刻》,页610)。这意味着,引领美国立国的是一种“共和精神”,而且是古典的“共和精神”,其最初源头在古罗马。

   这样一来,美国政体的“美德”就因与西方古典文明中的一个隐而未明的古老观念链接而骤然变得丰满起来。因此,波考克说,如果要搞清美国立国的政治观念的真正来源,就“必须超越洛克”。

  

美国公民施特劳斯的“刺刀”


   为什么必须超越洛克?洛克不也是现代共和主义思想传统线上的重要人物吗?也许可以这样说:如果洛克是美国立国原则的奠基者,那么,美国政制的“美德”就有问题。新中国成立那年,刚到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施特劳斯所作的六场系列讲演,已经挑明了这个问题。4年后,讲稿以《自然权利与历史》为名正式出版[9]。如今,这部论著不仅已成为西方现代学术思想转折的里程碑之一,尤其重要的是,它悄然挑起了一场重审美国立国原则的政治思想史诉讼。直到今天,这场诉讼依然没有最终定论。

《自然权利与历史》的中心论题是彰显古典的“自然正确”观与现代的“自然权利”观的对峙,或者说重新挑起古典与现代的政治观念“模式”的对错之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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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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