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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箕子的忠告

更新时间:2017-07-13 12:32:26
作者: 赵汀阳 (进入专栏)  
在这个意义上,箕子的思考至今具有当代性。

  

   要理解箕子所推荐的决策制度,首先需要理解,中国思想传统中既没有柏拉图式的理念概念,也没有一神教,因此不可能产生关于绝对真理的想象和追求。古中国的思维方式以易经思想为纲,而对于以易经作为思维方法论的思想传统而言,具有唯一性、必然性和永恒性的完美真理是难以想象的,甚至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完美并非永恒的条件,相反,完美是衰败之临界点(如老子所谓“物壮则老”之类断言就是这个意思[1])。根据《周礼》,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2]。据说连山易和归藏易成于夏商,箕子自当熟知,想必对周易或有所闻,因此,箕子的思维方法论应与易经思想有关。反对完美而以变易为本的原则意味着思想所能够寻求的是关于可能性的哲学,而不是关于必然性的哲学。因此,经验的限度就是知识之限度,未来是开放而未定的可能性,而不是预定的必然性,也就不存在关于未来的先验知识。在知识论意义上,理念论或一神论的弱点在于无法回应怀疑论(无论是知识论的怀疑论还是道义论的怀疑论),问题在于,思考未来就等于思考无限性,而人类的智慧不足以完全理解无限性,无法预知具有无穷变量的未来,因此,所能够达到的知识在本质上只是经验(知识就是经验知识),经验是个谦虚的概念,既然未来总在经验之外,经验的教益虽然重要,但未来还需考虑天算。于是,经验主义尊重经验却不完全听从经验。

  

   从箕子的论述来看,箕子是一个承认开放性的未来的经验主义者,于是他为公共决策制度设想了一个兼听人谋与天算的决疑策略。箕子给周武王的具体忠告是:对未来行动心存疑问时,君主(k)自己要认真思考,同时要与大臣(m)商议,还要与庶民(p)商议,又再参考龟卜(d1)和筮卦(d2)两种占卜结果,五个因素加以综合计算才能做出最可能接近合理性的决策,其中人谋票数占三,天算票数占二,但天算的权重却略大于人谋。具体决策规则如下:

  

   “汝则会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土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 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3]。

  

   对其中的结构加以分析可以看出,这个公共决策的“人谋”部分大致相当于商议民主,而“天算”部分则是对“人谋”的参议,可以称为“天人共谋的民主模式”。或者把“天算”理解为商议民主意见的加权,则可以称为“天意加权民主”。把“天算”也当作是与人并列的记票对象,或者说,也当成是投票者,这是箕子加权民主的一项重要发明。可以将其计算规则翻译如下:

  

   (1)如果k∧m∧p∧d1∧d2而形成全体一致,这意味着,不仅人们的意见全体一致,而且人谋与天意也一致,谓之大同,当为最优公共选择;

  

   (2)如果k∧d1∧d2而形成王与天意一致,但¬m∧¬p ,即大臣和人民都反对;或如果m∧d1∧d2而形成大臣与天意一致,¬k∧¬p,即王和人民反对;又或如果p∧d1∧d2而形成民众与天意一致,但¬k∧¬m,即王与大臣都反对,以上这三种情况都不是最优公共选择,但仍然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均视为可选方案,如果必须采取行动,则皆可用;

  

   (3)如果k∧(¬d1∨¬d2), 即其中有一种占卜不支持,而且¬m∧¬p,即大臣和人民也反对,那么,此种公共决策就非常可疑。假如仅限于针对内部的行动,那么勉强可行,而如果是对外行动,则风险过高,断不可行;

  

   (4)如果¬d1∧¬d2,两种占卜都反对,即使k∧m∧p,即所有人一致同意,那么任何行动皆有极大风险,断不可行。

  

   由规则(3)可以看出,王的权重略高于大臣或者人民的权重。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当时是王权时代,而箕子想象的制度要求必须考虑大臣和人民的意见,这倒是仿佛传说中的尧舜之共治天下模式,很接近商议民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规则(4)和(3)所表明的权重计算说明“天算”重于“人谋”,准确地说,天意选票的票值略高于任何人的选票,尤其是规则(4)清楚地表明:两种占卜的一致反对胜过所有人的一致同意。这种权重计算正是箕子加权民主中最具深意之处,也是最具创意之处。要理解箕子的用心所在,显然无法以现代语境去解释,而需要回到箕子的当时条件,成为箕子的当代人,在其同步语境中去分析问题。

  

   当进入与箕子同步的语境,就不难发现,那是一个三千年前的世界,其价值观和世界观与现代世界非常不同,知识水平也大有差距。在当时,占卜并非现代观点所理解的迷信,准确地说,对于古代人,占卜根本不是迷信,而是非常严肃的知天命的技术。以为古代人的思维是非理性的,因此“相信”迷信,这种看法是早期人类学家的一种现代误读。事实上,只要人类形成了成熟语言水平的思维,无论在什么时代,人都不可能故意相信某种不可信的事情,而只能是误以为某种事情是可信的。“相信不可信之事”实为个别人的理性错乱,并非任何时代的特征。由于受限于知识水平,古人可能相信一些在今天被证明为错误的想法,但在古代的知识条件下,那些错误想法在当时却有理由被认为是可信的知识,比如说,占卜经常是“灵验的”,这不仅是概率,更因为占卜的心理威慑使人倾向于谨慎从事,从而具有一定的风险规避之效。可以说,无论什么时代,当时的人都相信当时的知识,这意味着,“p相信x,因为知识k支持x”是符合理性的一般情况,也是超时代的普遍现象,而“p相信x,尽管没有任何一种知识k支持x”却决非古人的意识状况,反倒是后来一神教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特殊现象,即“信仰高于知识”的意识形态公式(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可参见我关于基督教在政治上“四大发明”的分析[4])。由此不难理解,在人类发展出现代科学之前,占卜的地位就相当于知识,所以,对于先秦古人,占卜就是闻天意而知天命的知识。

  

   如果把历史语境转换为当代条件,对箕子的权重规则按照当代要求加以改进,但仍然保留箕子加权民主的知识论原则,就可以获得一种现代化的“知识加权”民主模式:承认天人一致是公共决策的合理性条件,而在加权方式上,将箕子的占卜加权替换为科学知识加权。理由可以分析如下:

  

   既然未来意味着不确定的多种可能性,人谋又不可能证明自身的客观合理性,我们就无法充分信任人谋的权威性,而必须以天算的投票来限制人谋的中选几率而降低决策的风险性。占卜是古代知识,在现代已然无效,但其中尊重知识权威性的原则却仍然有效。按照现代的标准,占卜的选票可以转换为现代知识的选票,比如说,参照箕子的设计,在众人的民主选票之外,一个公共决策还需要至少两种权威知识的选票加权才可以获得通过,如果一种权威知识给出了反对票,则公共决策暂时悬隔,而如果两种权威知识都给出了反对票,即使一个公共决策获得了人们的多数同意,也不得通过。

  

   当然,由于人类智慧的有限性,现代科学知识仍然不等于天算,只是相对接近天算。尽管现代知识是可证伪的,通常情况下也至多是片面的知识,但比起基于私利、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主观意见来说,现代知识显然要合理得多,至少,采用知识加权比较符合风险规避原则,因此能够比较有效地限制人们在私利、偏见、信仰和激情下做出贪功冒进的公共选择。如前所言,人类智慧在于不犯错误,而不在于绝对正确。

  

   对比现代通常采用的民主模式,我们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主往往会遇到主观意见不一致而又商议无结论的难题,现代最常用的解决方式是以多数票为准,但这种按人头票数的解决方法只是权宜之计,决非最优的解决方式,至多具有程序合法性,而并不能保证决策的合理性。就理论而言,投票民主自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性:1)程序平等却产生出结果不平等,即民主的结果总是更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另一部人。以平等方式造成不平等结果,这是民主的一个内在悖论;2)在许多情况下,多数人的决定甚至有可能产生一个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果,即个人理性的加总(aggregation)有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这是民主的另一个内在悖论;3)民主能够有效地禁止专制,但这个制度优点的代价是产生了另一个弱点,即民主无力阻止自身的市场化,就是说,民主没有能力禁止市场化的不正当交易、操纵、欺骗和误导性宣传,因为民主与市场具有相似的基因(民主生于古希腊的agora,而agora既是广场也是市场,既有公共领域的功能也有市场交易的功能)。以上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民主弱点,无须多论。在此只是说明箕子的知识加权民主的特殊优势,即请出非人格的权威知识参与投票,成为投票者,于是,在出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只要有一种意见与权威知识一致,而其它意见无法获得权威知识的支持,那么,即使这种与知识一致的意见属于少数人,也将得到知识加权而获得通过。这种知识加权制度的明显好处是能够保护在知识上最为可信或最为合理的选择,从而尽量避免集体非理性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知识加权有利于保护天才之见而抑制庸才之见。

  

   另外,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分歧在所难免,那么,何种利益应该优先?按照箕子的逻辑,这要取决于何种利益最接近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可是,任何一种主观意见都会自认为代表了公正,而没有一种主观意见能够证明自身最接近公共利益,因此,最接近理性的解决方式是,最终判断要取决于何种意见最接近知识之见,即取决于知识的加权票。这意味着,无论是王还是人民的意见都不具有权威性,都必须服从知识的权威性。

  

   至此,问题尚未结束,事实上,即使是在拥有硬标准的科学那里,不同理论之间也存在着分歧(还是因为人类智慧的局限性),因此我们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一种理论。由此更可见箕子的深刻用心:公共决策需要两种占卜的一致支持,在现代条件下相当于需要两种权威理论的一致支持。当然,这只是增加了可信度,问题依然存在,天意依然难测。

  

   3 结论

  

   现代民主局限于人的民主,只考虑人欲而无视天意,这是现代民主的各种局限性或弊端的根源。既然众人的民主加总难以产生集体理性,可见众人民主不是理性的证明。那么,最接近理性的决策制度就必须把最终判断留给接近天道的知识,就是说,民主所表达的民意还需要经过权威知识的加权才可以形成公共决策,这样才有可能保证公共决策以天意为限而不至于逆天。在理论上说,箕子的知识加权民主在决策合理性上明显优于现代的平等主义民主,或可以成为反思民主制度的一种思想资源。我们的故事结尾是,从西周的政治实践来看,周武王很可能听取了箕子的不少忠告,但没有迹象表明周武王采取了箕子的加权民主制度,因此,箕子的加权民主一直都仅仅是一个未经实践的概念。

  

   注释:

   [1] 《道德经·五十五章》

   [2] 《周礼·春官·大卜》。

   [3] 《尚书·洪范》。

   [4] 参见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95-209页。

  

   原载《哲学研究》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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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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