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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光清:网络社会的兴起与治理变革——中国的问题与出路

更新时间:2017-07-12 12:12:59
作者: 熊光清 (进入专栏)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中国社会转型的急剧推进,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必然映射到网络社会中。加之,网络社会本身也会带来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许多问题一时难以有效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这样,中国网络社会中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1.网络舆论中存在严重的对立和不满情绪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民群体的持续快速成长,中国网络舆论的影响力日渐扩大,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网络舆论作为独立舆论力量的强势地位正在显现。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网络舆论的影响更大,而纸媒的影响力则出现了明显下滑。可以说,网络舆论场已经成长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舆论场。

   但是,当前中国网络舆论中存在严重的对立和不满情绪。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两个几乎完全对立的网络舆论场。一个以主流媒体为主;另一个以非主流媒体为主。这两个舆论场表露出来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也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传播正能量与主旋律的信息很多,另一方面,传播负能量、不良信息、非法信息,甚至涉嫌犯罪活动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也非常多。

   网络舆论中的对立和不满情绪可能正是现实社会中的不平等与对立现象的反映。网络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导致网络社会环境中思想与行为的复杂性,使得网络社会系统中同样存在明显的对立与分裂。网络参与主体在网络社会活动中的平等并不能抹杀各类网络参与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网络参与主体虽说具有一定的虚拟性,但其实仍然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这导致中国社会的分裂与不平等也会在网络社会系统中表现出来。

   现实社会的分裂与不平等较为明显的表现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阶层分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通过大量详实的调查资料,按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勾画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经济地位等级组成。[3]8-9 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并使社会阶层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当前社会阶层的固化现象开始出现,社会流动减弱,一定程度上也在削弱中国社会的活力,使社会矛盾难以有效化解。

   第二,贫富悬殊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同时,贫富悬殊也在不断加剧。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1995到199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89、0.375、0.379、0.386、0.397。 2000年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412,冲破了国际警戒线。此后,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2012年到2016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 可见,尽管最近几年中国贫富悬殊的趋势减缓,但这一问题仍然非常严重。贫富悬殊的存在应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贫富悬殊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它甚至可以构成社会前进的动力。然而,如果贫富悬殊过大,就会损害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失范现象肆意蔓延,从而破坏社会秩序,危及社会稳定。

   第三,体制内与体制外割裂。体制内往往指工作在党政机关、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能够享受丰厚的社会福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一些体制内的人还可以依靠一些特权获得稳定的其他利益。其他人就被称之为生活在体制外,缺少社会福利,没有社会保障。当然,体制内外的差异并非完全绝对的,因为同在体制内或者同在体制外,可能由于自身占有社会资源的差异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与看法也存在很大不同。但是,一定程度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可以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异完全是由制度设计不当造成的,例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甚至包括子女入学、买车买房等方面的制度,从而形成这两类人的割裂与对立。这导致一些体制外的人存在反体制的倾向,并经常在网络上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愤懑情绪。

   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贫富悬殊严重以及体制内与体制外割裂,导致网络参与主体呈现明显的多元性特征。不同的网络参与主体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表达风格、利益诉求和情感体验,因而,在网络参与过程中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同一参与者,针对不同的事件,可能会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情绪反应;同一事件,不同的参与者,也会存在不同的认识。由此导致网络舆论环境非常复杂,网络舆论场中出现分化与对立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

   此外,网络信息监管体制不健全以及监控技术有限,难以对网络信息在源头上进行严格控制,也是导致网络舆论出现混乱的重要原因。加之,网络媒体之间缺乏导向合力,以网络主流媒体、网络自媒体以及各种其他性质的网站媒体构成的网络社会系统非常复杂,难以进行有效整合。一些商业门户网站甚至无视社会责任与国家安全,对已有的网络法律法规,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不执行,这无疑助长了网络舆论的混乱状况。

   而且,在微信兴起并得到广泛运用的同时,网民出现了从论坛、微博向微信转移的现象。微信方便快捷又免费的特点切中了用户的需求点,这是微信推出后用户量暴增的重要原因。2016年11月,腾讯公布2016年第三季度及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显示,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跃用户数达8.46亿,同比增长30%。微信的私密性使激进言论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微信的高普及率使激进言论可以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微信的强关系特征也加剧了社会舆论走向激进的可能性。

   2.网络突发事件频繁发生

   在中国网络社会中,网络突发事件发生频率较高,对网络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谓网络突发事件,是指由特定突发事件引发,以互联网为主要活动平台,众多网民共同参与,围绕特定目标展开,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并对事件当事人或相关责任人、甚至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危机事件。近年来,由突发性网络舆情引发的网络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从而也使得网络突发事件成为一种需要各级党政部门及时处置和认真应对的特殊类型的突发事件。

   开放性是互联网的重要特征,这样,许多网民热衷于将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通过互联网进行曝光,由此引起大量网民的关注,并可能引致线上线下大量的互动行为。同时,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非常容易出现“蝴蝶效应”、“沉默的螺旋”现象和“群体极化”效应,这些现象在传统媒介时代出现和产生的难度要大得多。也就是,在网络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特征与传统媒介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导致网络突发事件的演变轨迹与现实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存在很大的不同。

   一般来说,网络突发事件往往是由网络舆情引爆的,随着网络舆情的兴衰涨落而变化。网络舆情一旦引爆,可能会造成网络突发事件的发生;网络舆情高涨,网络突发事件就会扩展;网络舆情发生变化,网络突发事件也会出现变化;网络舆情消退,网络突发事件也就接近尾声了。在网络舆情的形成过程中,一些人为炒作、虚假宣传、负面信息和激进主张很容易左右网络舆情,同时,网络推手及其他网络力量也可能通过对网络舆情的控制从而在网络突发事件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会操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这使得网络突发事件表现出相当强的随意性、偶然性和戏剧化等特点。[4]

   应对处置网络突发事件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难题,即:信息主体驳杂化,难以统筹引导;信息事件融合化,难以整合研判;信息演变动态化,难以实时把控;信息监管复杂性,难以有效处置。[5]这样,就导致应对处置网络突发事件变得异常棘手和困难。

   3.网络社会中出现了许多危及公民生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中国网络社会中,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面临严重问题,网络开始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也开始利用网络对中国展开活动。

   第一,网络运行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面临严重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广泛使用,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网络攻击可以危及信息安全,而一些计算机病毒甚至可以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硬件设施进行攻击,其所造成的破坏性更是非常严重。例如,对信息化程度较高的银行、交通、医疗、通信、电力等事关国计民生的许多重要系统进行网络攻击,可能导致这些设施遭到物理破坏、服务中止和数据泄露。当前,中国遭受网络攻击的情况十分严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攻击针对中国重要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国防、通信、电力和金融领域的网络设施是境外网络攻击的主要对象。

   随着网络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领土、领海、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空间”,其中危及国家安全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同时,也应注意到,少数发达国家在网络信息资源、网络信息技术与网络信息管控等方面占有垄断或控制地位,从而形成了对其他国家极为不平等的状况。这些问题深刻影响着中国其他疆域的安全,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新问题。网络社会中的互联互通为全球信息的流动与分享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与之伴随的是,网络信息安全也成为一个关系国家主权、社会稳定、文化继承的重要问题。

   第二,网络开始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西方国家向中国开展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场所,如应对不当,可能会给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不利影响。在网络空间中,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也开始占据一定的地位。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等社会思潮已经有较大影响。实用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思潮也有一定的市场。历史虚无主义、现代犬儒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思潮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近年来,美国更是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发挥和运用到了极致。意识形态成为美国解释其外交政策合法性、孤立或者诋毁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国家的重要工具,甚至成为美国对外进行武力干涉和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在美国经济实力有所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更加侧重运用意识形态与军事手段(或者把这两种手段结合起来)来推行它的外交战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越来越被视为主要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成为一些国家防范和遏制的对象。

   第三,互联网正在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对中国展开活动的重要平台。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恐怖主义作为一大突出的国际公害,始于20世纪60年代,给人类社会生命、财产、经济等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极端宗教势力是在打着宗教旗号出现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影响下兴起的一股力量,其目的是要恢复神权统治,建立政教合一国家。民族分裂主义是指一个或几个民族的极端势力在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多民族国家内,要求建立新的主权国家的主张。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性的产物,与暴力恐怖主义具有天然的联系。当代民族分裂主义是对民族国家的误读和民族自决权滥用的结果。

以网络恐怖主义为例,在互联网的发展在为国家和社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为网络与恐怖主义的共生创造了必要条件,尤其是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为网络恐怖分子实施恐怖活动提供了有效媒介和有力武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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