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明洁:非遗保护的伦理性记忆价值

——以作为城镇化记忆样本的上海西郊农民画为例

更新时间:2017-07-10 11:10:08
作者: 李明洁  
对西郊昔日的民俗风物有很多极为丰富且栩栩如生的描绘。他的作品较多聚焦原住乡村的公共生活,如生产劳作、年节礼俗、日常生活、乡村风貌,等等。例如其创作于1992年的代表作《古井旧事》就是以新泾村中央原有的一口古井为蓝本,上面的梅花鹿是记忆的复现符号。当时的乡邻们晚饭后带着肥皂、木盆和铅桶,到古井边一边洗被服,一边聊家常。古井是乡村的世俗公共空间,《古井旧事》所承载的其实是对这种公共性的社会生活的缅怀。

   胡佩群(1970—  ),长宁区新泾镇马桥村人,现为西郊农民画“非遗”名录项目传承人,主要作品有《柿柿如意》《闹新房》《缤纷衣铺》《蚕情》《金秋红菱》和《水乡藕香》等。她的代表作大多取材于亲身经历,几乎每幅作品都有人物原型。在谈及2013年创作的代表作《柿柿如意》时,她说道:“这棵柿子树是我家的,我们村子里最大的,老人们都有记忆。我妈妈一直讲以前我们家的柿子树。我就画了外婆和妈妈都念念不忘的老柿子树。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就是我,但实际情况是我出生前这棵树就没有了,外婆说树太大,打雷时打坏了。画里面有我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我最爱的猫咪。我家最早的房子就是这样子的,有猫有狗,太喜欢了。我念小学五年级时翻造了二层楼房。现在我和妈妈哥嫂住一个小区,和原来村里的人同住一个小区。”这幅纪实性的画作以及这段口述实录(2016年春采录),以非常私人化的记忆夯实了过往乡村生活的真实存在。人类记忆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选择和改造对象,在艺术创作提供的空间内得以灵活腾挪、变异而实现,而这正是农民画的优势。

  

   (二)城镇化转型记忆:被动与主动

   上海西郊是近郊,与金山农民画所在的远郊不同,在城镇化进程中首当其冲,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变,社区功能也随之变化,居民身份改变,大量的新生事物出现——乡村生活的巨变使得上述公共性和私人性的乡村生活记忆,只能通过当地人的农民画来再现,原景已不复存在。西郊农民画年纪较大的画者除了擅长创作原有乡村生活的作品外,他们也比较倾向于在有意无意间记录城镇化转型中具有新闻事件性的典型变化。

   我们在代际之间来比较会看得更清楚。梁瑞芬阿姨已届古稀之年,她创作的《药房》是传统中药店的样子:望闻问切的医师、草药和药箱、杆秤和算盘……像纪录片一样地被展现了出来,这是消失的过去,也必然是后人记忆的摹本。中年人则敏感于城镇化带来的新老交替,时年39岁的廖莉2015年5月创作了《恋爱如风》,女人坐在男人的自行车后座穿过镇上牌楼林立的老街。背景还是古色古香的老街,但是主人公活动的背景再也不是田埂上、船舱里或者是小桥边了。这样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的风物和功能都还部分存在,但是生活方式向市民化的转型已经开始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西郊农民画所在地“新泾”由乡、镇到区,美术辅导者归属之文化机构的变化,相关领导的态度差异,申遗过程的认识转变,代表性作者的境遇变化,农民画学习者对自身作品的版权主张和市场价值的评估,等等,看似围绕西郊农民画的人事和利益纷争,实则是城镇化进程中身份转换和文化认同的社会化博弈——在全球化、资本化的今天,对于民间文化而言,这绝非个案。亓明曼通过大量访谈展示了西郊农民画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城乡二元结构下这一属于农民文化的不幸遭遇,这个不幸来自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来自于1958年以来实行的户口双轨制带来的‘城里人’对‘乡下人’的身份歧视及带来的文化不认同甚至文化歧视,来自于西方文化和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打击”。

   当我们面对西郊农民画中城镇化转型类的作品时,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作品背后经历者的复杂感受,他们所遭遇的被动或主动的身份挣扎和心理调适。这些经历和记忆的时代性阐释空间并不小于这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它弥漫在这些作品所表达的看似“和谐美好”的意义之外。

  

   (三)市民化记忆:适应与代际

   伴随上海西郊城镇化的大力推进,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西郊农民画”中随处可寻,形成了其独有的城乡并举的题材特色。尤其是在2009年后的青少年西郊农民画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则是与其他都市传统区域的生活一致的城市生活画面。

   市民化的过程既是通过设置城市化的社区服务机构,引导村民适应市民生活来完成的;又是通过儿童和青少年的代际跨越来直接实现的。比如,徐桂英和丁惟英都是参加西郊农民画创作班第二期和第三期的老年学习者,徐桂英创作的《敬老院》是以“西郊敬老乐园”为蓝本的,画面中有老人在健身器材区域锻炼,在“寿星乐园”下棋,还有社区医生在为老人检查身体;丁惟英的《图书馆》拥有原来乡村阅览室无法比拟的规模,有成人、少儿和特色阅览区,特别是已经有了电子阅览区;而孙怡雪小朋友2015年寒假创作的《沐浴阳光》完完全全已经是城市公园里的假日一景了,野餐垫上的三明治、奶油蛋糕和曲奇饼干传递着都市生活的气息。至于小朋友画的动物园、海洋世界等题材,只是在具体画法上继承了西郊农民画的特殊技巧,如果不放在西郊农民画的发展线索里去观察,就已经与普通的儿童画无异了。这也反过来说明,“城镇化记忆”是西郊农民画不可多得、不应抛弃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观察和分析西郊农民画时不可放弃的视角。

   纵观上述三个阶段,从记忆的时序上讲具有自上而下的正向蕴含关系。有原住乡村生活经历的人,自然有城镇化转型的记忆并有当下市民化生活的经验;而反过来则不成立。很多现在的西郊青年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镇,他们的自创作品中不可能出现乡村记忆;而现在的小学生更不可能在作品中画出江南水乡的所谓“乡愁”。这种蕴含关系的存在,即三代人的记忆共现正是西郊农民画的珍贵之处,它所揭示的正在发生的城镇化历史是依旧可以被亲历者证实和解释的,因此,若论西郊农民画的保护,最当保护的是“西郊人的记忆连续性”,即三代人的生活记忆和记忆承接以及可以作为证据的地方风物,其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西郊农民画。

  

非遗类民间艺术保护的伦理性记忆价值


   上海的大都市建设吞食了大片的农田,使乡村记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迅速消失,但却成就了西郊农民画这个难得的城镇化记忆样本。西郊失之于城镇化之快,而西郊农民画的价值却得之于它。西郊农民画诚实地具象化了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村落共同体的社会记忆、社会角色的市民化、村落与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等城镇化演进最具典型意义的表征。城镇化记忆,是团结西郊农民画创作者、组织者、研习者和观赏者的一条红丝带。作为一个记忆样本,它具有成熟的范例意义。

   推而广之,农民画以其强大的表现力,鲜明的叙事风格,描绘了不同地域的生活和文化景观,体现出民俗文化强大的创造能力;其价值不仅限于艺术和审美,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中还蕴含着不同群体的记忆、情感、认同和价值观,并持续地为当下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提供着滋养。

  

   (一)风俗记录、情感回忆与道德见证

   历史的车轮总是永远向前,我们无法留下所有的过去,除了记忆。我们的知识系统形成了历史证人的等级秩序,非遗作为活态的遗产,其传承人自然是可被信任的人类过往生活经验的高级证人,他们所记录的风情民俗自然成为极为宝贵的记忆财富,成为集体记忆的标本和情感回忆的蓝图。这一点在西郊农民画中已经有非常生动的体现,这些作品已经成为城镇化进程的可靠“证言”,尽管不是我们的直接观察,但是它们为所有人提供了构成证据和知识的基本渊源。因为西郊农民画的作者具有“道德见证人”的性质,他们不仅是观察者,也是经历者,确切地说更是遭遇者(含有被动意)。这些样本有助于我们简化观察,并为归纳和推理提供正当性。

   赏析西郊农民画的过程,也就是理解城镇化进程的过程。其中包含的对先辈的怀念、对故土的记忆、对未来的企盼,这些人类共通的风俗、情感和道德并没有因为作品地域的限制而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如此特殊题材、如此地方性的农民画作品能受到广泛喜爱的原因。

  

   (二)作为深度关怀的伦理性记忆

   从创作者的影响人群来看,非遗类的民间艺术乡土色彩鲜明,具有记录一方水土的本能,它们最能唤起的是拥有共同身体记忆和类似生活经验的群体的情感共鸣。客观地说,非遗类民间艺术往往涉及的只是一部分人或者说是特定人群的记忆,那么记住这些内容又能具有什么普适性的意义吗?“人是符号性动物,这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人与人之间可以在不必面对面接触的情况下形成象征性的团结关系。通过操作共享记忆的符号而形成集体共同体。集体立足于团结的关系网络,其中共享的记忆发挥了核心作用。”农民画和所有非遗艺术一样,都是帮助形成集体共同体的象征性符号,从而完成人们心理稳健所必须的身份认同。

   任何人都处在伦理关系中,伦理意义上的关爱存在于具有深厚关系的人群中。伦理关系与利益无关,这种关系是对行动的规定,它直接构成了人们去理解和记忆某些对象的义务。人们都希望被与我们保持浓厚关系的人记住,这为留下遗迹作为记忆的依凭提供了伦理依据。也就是说,我们记住一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自认为与某些群体处于伦理关系中,因而才有义务去记住,这是实践关爱、印证深厚关系的必要方式。所以,我们理解和记忆民间艺术的过程,与其说是出于对他者的观察与了解,不如说是为了寻找共鸣从而完成自我归属。本质上,是对自我和他人的深度关怀,从而与更多的人建立深厚关系,进入更广阔的人类共同体。

   在这样的意义上,某种民间艺术现象只要是承载着伦理性记忆,就是具有人性价值的深度关怀。至于它是不是非遗,显然并不是确定其是否应被保护的衡量标准。这也提示我们,非遗保护的本质诉求,可能应该明确在“伦理性记忆”这一要点上。

   纵观民间艺术史,像农民画这样的来源庞杂、风格多样,与意识形态和实际目的严重杂糅的现象不胜枚举。比如,敦煌的壁画,今天来看,有关它的艺术类别、作者群体之争早已淹没在它作为风俗记录的伟大功绩之下。它激发的久远的情感共鸣,它唤起的广阔的文化认同,它引导人们对祖先的精神信仰和世俗生活的深度理解,雄健地跨越历史的长河,如此鲜明和有力地以记忆的方式,作用在欣赏者的心田。

   农民画及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代中国非常特殊的文化景观。目前农民画的生态已经难以脱离意识形态宣传的征用以及文化的产业化运作,其中的不定性因素众多。农民画的非遗保护因而具有特殊性,它的突出价值在于: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成就了一种极其复杂的作为深度关怀的伦理性社会记忆。这也是众多民间性文化现象在当代的普遍价值以及非遗保护的本质诉求。

   推而论之,本世纪初以来,由政府推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将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生活方式,经过意义重塑和价值评估重新纳入到国家公共文化图式中,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石之一。民间艺术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别,而农民画是其中层次丰富、意味深长的代表。以民俗学的视角,解读并研讨农民画的底层叙事所呈现的生活意义,不仅践行了民俗学“对人的命运的关怀”的学科旨趣,也为社会学、当代史、政治学以及艺术史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敞开了讨论的空间,以温情和敬意直面当代中国的沧桑变迁。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5058.html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