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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自由意志”在康德哲学中的错位及其修正

——关于感性直观与理性直观

更新时间:2017-07-07 17:25:20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1] 367-368在这里,康德把“标志广延”的“那些表象”扩展到“外感官”,而外感官的先验形式就是空间。可见,康德又把“广延性”大致等同于“空间”。总之,康德所说“广延”一词的含义是不清晰的,“持续性”和“时间”的关系也大致如此。

  

   四、感性直观与理性直观

  

   我们已把先验统觉和自由意志以及持续性和广延性放在先验的感性直观的层面上。关于先验统觉和直观之间的关系,康德这样谈论:“在我们的一切直观的杂多的综合里,从而在一般对象的概念的综合里,以及在经验的一切对象的综合里,都必须有一意识统一性的先验的根据,没有这种根据,就不可能想到我们直观的任何对象。” [1] 137

  

   在这里,“意识统一性的先验的根据”就是先验统觉,它是一切认识对象之所以可能的先决条件。康德特别强调先验统觉对于直观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当康德把先验统觉归于知性的时候把它称作“知性直观”。其实,这一称谓是康德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他已经把“感性直观”的称谓给予“时间”和“空间”。

  

   应该说,“知性直观”这一说法是于理不通的。一方面,康德明确地说过,知性是应用概念和判断而进行的思维,知性中没有给直观留下余地;另一方面,如果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直观,那么作为时间和空间之基础的先验统觉更应成为感性直观;因为“感性直观”的本意就是最为基础的认识,而不应把位于“上层建筑”的知性叫做“直观”。因此,我们把康德称为“感性直观”的“时间”与“空间”提升为知性范畴,[③]而把位于“底层基础”的先验统觉和自由意志归于感性直观,可以说这是给感性直观“正名”,名正才能言顺。须强调,这里所说的“感性直观”是“先验的感性直观”的简称,也叫做“先验直观”。

  

   接下来的问题是:除了感性直观以外还有没有理性直观?康德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实际上却给出两种相反的回答。当他把“自在之物”当作不可知的理念时相当于给出否定的回答,而当他把自由意志当作一个“理性的事实”时相当于给出肯定的回答。前一否定性答案是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给出的,后一肯定性答案是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给出的;这意味着康德的理论体系存有某种不协调性。不过,康德有时试图在这种对立中找到一种折衷办法,即把先验统觉称之为“知性直观”。然而,前边已经指出,被康德作为感性直观即时间与空间之基础的“知性直观”又带来新的不协调性。

  

   对于有没有理性直观的问题,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康德把“自在之物”作为不可知的理念,其合理性只是相对于狭义经验即存在于时空中的经验而言的。但是,对于作为广义经验的先验统觉而言,自在之物是可知的,这个可知的自在之物就是我思之我或自由意志;特别是后者成为一个准对象而被赋予持续性和广延性。这样,在经验知性中没有位置的“自在之物”却在先验统觉中找到了对应物即自由意志。

  

   我思之我或自由意志是通过先验统觉(包括反思性统觉和对象化统觉)达到的,因而具有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的双重性,因为先验统觉本身具有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性:一方面,先验统觉作为知性的先决条件是感性的和自在的,另一方面,我们对先验统觉加以理性的反思之后使之成为自觉的和理性的。换言之,先验统觉的先验性和反思性具有理性的品格,其统觉性具有感性的品格;自由意志作为先验统觉的直接后果也就具有理性直观和感性直观的双重品格。其实,康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先验统觉的这种特殊性,但是,他却不恰当地把它当作知性直观,从而把它看成介于两种直观之间的第三种直观,而不是把它看成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的统一。

  

   由于先验统觉是先验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的统一,先验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谈论其中一个不可避免地涉及另一个;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先验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看作同一个东西,只是侧重面不同而已。须强调,作为理性直观的先验感性直观与经验的感性直观(红的视觉、疼的感觉等)是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感性直观即先验的感性直观和经验的感性直观。先验的感性直观就是理性直观。

  

   五、结论

  

   康德所持的主体-客体对称论使先验主体也像先验客体被看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因而不成其为先验感性直观。康德把“先验感性直观”的称谓错误地赋予时间和空间,从而使自由意志在思辨理性中没有立足之地;其结果是把自由意志悬空起来,使之在先验感性直观和先验知性范畴里均未出现。然而,在康德讨论理性中的二律背反的时候,自由意志却“横空出世”,又在其“实践理性”中突然成为一个确定无疑的“理性事实”。康德理论的这种不协调性是他没有把自由意志作为先验感性直观的后果。

  

   康德的这一理论缺陷现在被我们弥合起来:一方面,我们让自由意志成为可知的先验主体,作为先验统觉的结果而具有先验感性直观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我们让不可知的的自在之物即先验客体作为自由意志为保持同一性所受到的阻力,从而成为具有感性基础的范导理念而不是超验理念。这样,我们不仅弥合了康德的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其思辨理性自身更为完善。

  

   关于“自由意志”(或“自由”)在康德的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的“序言”中对此给出一个交待。他说道:“现在实践理性自身并未与思辨理性约定,就独自给因果性范畴的超感性对象,也就是自由提供了实在性(虽然作为一个实践概念还只供实践的应用),而且实践理性通过一个事实也证实了在思辨理性那里只能够思维的东西。于是,思辨批判里面那个虽然令人惊奇却无可争辩的主张,即连思维的主体在内直观里面对于它自身也只是一个现象,在实践理性批判之中也得到其完全的证实”。[2]4

  

   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是关于道德实践的,“思辨理性”有时也被他称为“理论理性”,是指《纯粹理性批判》关于感性、知性和理性的理论。在康德的思辨理性中只有“因果性”范畴而没有“自由”范畴,“因果性”范畴导致无限的因果链条,进而导致作因果链条之开端的“超感性对象”即自由的出现。“自由”在思辨理性中仅仅是一个被悬设的理念,并没有经验的实在性。然而,实践理性给“自由”提供了实在性,即“证实了在思辨理性那里只能够思维的东西”。实践理性对“自由”的证实是“完全的”,这与思辨理性中一个“令人惊奇”的主张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个主张是:“思维的主体”即自我即使在内直观即“我思”中“也只是一个现象”。康德认为,这后一主张虽然是“令人惊奇”的,但却是“无可争辩”的;然而,这一在思辨理性中无可争辩的主张却在实践理性中被彻底推翻了,即:作为思维主体的自我即自由意志在实践理性中不再是一个“现象”,而是一个“理性的事实”。

  

   由此可见,“自由”或“自由意志”的处境在康德理论中有着巨大的反差。在笔者看来,这是康德理论有失协调的表现,其根源在于康德没有把“自由意志”安放在先验感性直观的位置上。针对康德理论的这一缺陷,笔者已经做了适当的调整,从而可以避免康德理论的不一致性。具体地说,由于笔者使“自由意志”具有先验感性直观和理性直观的双重品格,它在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中所扮演的双重角色显得十分自然,不会出现康德那种先是“令人惊奇”而后又被“完全的证实”的尴尬局面。

   参考文献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4]陈晓平:《实体化思维与知性范畴》[J],《温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5]陈晓平:《从“我思”到“自由意志”——对康德“自我”观念的一些修正》[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6]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注释:

   [①]引文中出现的两个“先验”是经过笔者改写的,《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的原译为“验前”(a priori)。

   [②] 关于先验统觉的自返性问题,笔者将另文讨论。

   [③]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讨论,参阅拙著《贝叶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关于休谟问题的思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七章第二节;或拙文《时间、空间与先验范畴 ??对康德先验范畴体系的修正》,《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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