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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国:民国学人看晚清:读《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更新时间:2017-07-07 11:26:05
作者: 伍国  

   伍国,美国阿勒根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历史学家石泉教授由陈寅恪指导,于1948年完成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此书199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由于其史料之甄别,事实之澄清,观点之提炼均由陈寅恪把关,是陈寅恪生平指导的唯一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著。陈寅恪对石泉说,他自己不能做晚清史方面的研究,因为“认真作,容易动感情。”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为了解民国学人如何看晚清提供了一个极好例证。本书立论可以说是公允持平的,绝非1949年以后某些贴标签,扣帽子的“研究”(例如“卖国贼”和似是而非的概念“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之类)可比。看作者在浩繁的史料中如何分析最关键的人物和势力消长,即可见作者的史材。

*石泉教授

  

   首先,作者对李鸿章基本持同情的理解态度。作者认为,李鸿章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和自强作出了极大贡献,而且头脑清醒,“深知中国实力之决不能敌外人。”应该说,这种清醒的判断,是李鸿章奉行主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但也恰恰是当时人攻击他,后世认为他投降卖国的关键所在。的确,李鸿章的困境在于,他是一个实干的人,在晚清现代军事,工业化和外交三个方面,他所作出的贡献无人能及,而正因他深于实务,才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体制痼疾,而攻击他的清流,并不涉足实际,只知放言空论。因此,作者说李鸿章是非常孤独的。

  

   其次,作者对于当时时而批评改革,时而盲目主战的“清议”派较为反感,并且认为,守旧势力对改革派官员横加阻碍,对一切洋务事业批评和抵制,是李鸿章不能实现理想的重要原因。作者对翁同龢的评价也较低。翁为清流士大夫之首,1886年起任户部尚书,在海防所需的拨款方面,并无同情赞助。作者认为,筹款是守旧势力牵制洋务运动的重要手段。当然,关于这一点,当代甲午战争专家戚其章在其近年的著作《晚清史治要》中根据后来发现的翁同龢史料提出了质疑,认为翁同龢和李鸿章的矛盾被时人和后人夸大,另外,1)翁同龢任户部尚书是在海军衙门成立(1885)之后,海军经费也单列并不归翁同龢管;2)翁同翁同龢再有权力也挡不住慈禧大肆挥霍。其实,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已经说过,他的祖父醇亲王奕譞“负责建设海军的时候(那位著名的李鸿章,是会办大臣),为了让太后有个玩的地方,便将海军经费挪出来修建颐和园。”

  

   作者认为,李鸿章的缺点主要在认知和判断上。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实力和弊病有远比他人清醒的认识,但另一方面,却对日本的野心大大低估,因为李不相信日本敢于对中国发动战争,导致其外交上过于强硬,不肯转圜,军事上却准备不足。从作者所引用的一些材料看,当时的清流派对李鸿章的批评也有正确的一面,就是当面临日本公然侵犯中国在属国朝鲜的利益时,过于依赖英俄调停。但强硬主战派的错误,则也在于过于轻视日本的实力:“即使开战,日人远非西洋各国之比,并不足惧…”戚其章在《晚清史治要》中也指出了李的重大失误:军事上过于保守,但外交上过于强硬, 而其强硬的背后,又是对西方干预中日纠纷的过度依赖: “太过于依赖外援”。梁启超则早在《李鸿章传》中就已经对李鸿章的一系列误判提出批评:“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疚者”。梁启超认为,李鸿章鼓励朝鲜自主和各国缔约,以抵消日本的独占倾向, 事实上造成了朝鲜的独立状态,但另一方面又派兵干涉朝鲜内乱,给日本人制造了口实。

  

   这里,应该说中国传统的,介于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现代外交和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朝供体系”本身也造成了中朝关系的含混。李是个实干家,并非理论家,他对现代国际关系和中国传统朝供体系之间的区别认识是肤浅的。梁启超引用了美国外交官当时对李鸿章的评价:“鸿章之政治见解,则更寻常无足取。彼允朝鲜与外人结约通商而又称为属邦,即是证明。”

  

   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在当时弱小的改革派和强大的守旧势力之间,是位于权力顶端的满族皇帝和贵族集团。这部分人为了自身的统治利益,在两派间操纵平衡,使得深入和大规模的改革更无可能。很显然,中国存在的强大的保守势力和异族统治集团的自保自利心态,是晚清改革和举国齐心协力的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区别。作者指出,李鸿章始终进入不了权力核心。其实,这一点也是公正评价李鸿章,认识其局限性的一个重要前提。的确,在清朝皇室的眼里,正像《我的前半生》里不经意表露的那样:“那位著名”的李鸿章其实不过是个被放在括号里的小角色。

*李鸿章

  

   中日之间,战和两端,殊难决断,光绪帝其时受翁同龢影响甚深,决心开战,但执行中,却是和战并行,期望以军队入韩迫使日本“悔祸”而谈判,则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当时中国上下可能都低估了日本人志在必得的野心及疯狂,也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前提是己方有压倒性的优势,这是当时中国实际上并不具备的,连李鸿章本人对北洋舰队的实力都无把握。但另一方面,连在华的西方人也都一度相信,中国有把握取胜。这些混乱和矛盾的评估,根本原因仍在于,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当时对日本的真正实力都不够了解。至于海陆两军,内部派系纷争牵制,武备疏忽,将领怯懦自私,或专业不精,已经无须再重复。作者的确感到对李鸿章难以苛责:最上层打自己的算盘,中间的主战派其实并无见识,下属的将领自私揽权而且无能,李鸿章是无力回天的。

  

   作者指出,甲午战败后,李鸿章的淮军被击溃,声名扫地。此时复出主持对日外交的,实为恭亲王,而此人正是一个铁杆主和派。在恭亲王主持下,李鸿章被起用来参与对日交涉,不过因为他长期办理外交,既有经验又有国际声望。把和议的责任推到李鸿章一个人头上,肯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是西太后的既定方针。主战派虽然反对和议,抨击李鸿章,但是对于如何进一步防御,阻止日军直捣北京,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实力太差。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形下,所谓主战也不过是一种姿态,虽然咋咋呼呼,热闹好看,却并没有真正的作用。

  

   当时日本人在胁迫中国的诸条款中,最看重的就是割让台湾。中国则群情激愤,都反对放弃台湾。李鸿章自知割地事大,上奏明言:“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尔!”皆载于翁同龢日记,可见李鸿章的真实态度。坚持割地的人,是恭亲王重用的大臣孙毓汶。中国当时的一个困境是,北京的地理位置距离朝鲜半岛太近,真要抵抗,必须迁都,但迁都城涉及国家体制,无人敢言,即使抵抗,也无可用之兵。对骄横的日本人来说,清政府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如果不满足日人所提的条件,则立即进兵攻占北京。在这种情况下,割让台湾满足日本成为清廷自保,断尾求生的唯一途径。所谓“宗社为重,边徼为轻”,言下之意就是最上层统治集团保命要紧,而本身就不在决策核心的李鸿章能有多少责任? 他既不是宗社成员,不过是个高级帮办,卖哪门子国? 但这事偏要他来办。事实上,李鸿章听说自己被授予全权去割让领土,简直吓了个半死:“闻命之余,曷胜悚惧!”

  

   1895年4月21日,李鸿章从日本马关转来日方把赔偿三亿两白银减为二亿两的条款,光绪皇帝终于复电接受。不知何故,石泉先生没有提及3月24日下午李鸿章被刺这件戏剧性的事情。1895年5月2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诏,宣布接受对日和约,并希望得到天下臣民的“共谅”。公告强调京师为宗社攸关之地,言下之意还是为了保北京,迫不得已必须牺牲台湾。公告还提到,连日“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天津海啸波及北京,一时间天气骤变,凄风苦雨,连电报都中断了。

*马关条约原本,现藏于台北故宫

  

   整个割地决策其实都由西太后遥制,但形式上,则是由大臣建议,“亲政”的光绪批准。作者指出,西太后故意把割地责任转嫁光绪,自己撇清责任,“其自谋可谓巧矣”!但是,作者也看出,在上文光绪颁发的朱谕中,也有“曲笔”表达处境之难。我猜这曲笔可能包括“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防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一句,意思是,再和日本人斗下去,万一日本人打进北京,惊动了老太后,情何以堪?说穿了就是:你慈禧想把这事栽在我头上让我顶缸,我可不干。后世一定要追责的话,请诸位明鉴今日割地求和是因为谁! 这句看似孝心感动中国的“曲笔”也算是历史上皇家版的“高级黑”了。

  

   石泉对慈禧太后的看法是:“才力足以驾驭群下于一时,而学识则远不能相副”,但是对此也有充分体谅,不去把她批到批臭:“盖己身为女主,受当时环境之影响,自幼无由得充分之教养所致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知识结构有明显缺陷。这里的“才力”一词其实还太客气,说穿了就是“手腕”而已。2013年,英籍华人女作家张戎推出英文慈禧太后传,秉承其自《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以来非黑即白,偏激悖谬的风格,把慈禧太后塑造成高瞻远瞩,忍辱负重,完美无缺的“giant”,精心谋划中国现代化的奠基人和伟大旗手,竟还赢得某些美国学人追捧,实在是匪夷所思。

  

   1895年6月2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赴台交割,在淡水遭抵抗力量攻击,遂在基隆会晤日本接管人员,当晚签约,正式交割台湾。

  

   2014年我访问台湾时,听台北“总统府”义工导游以一幅图画介绍说李经方当时乘坐小船登上日本军舰,交给日人一张无台湾的中国地图,然后离开,看来不准确,是哄游客玩儿的说辞。李经方的确上了日舰,但目的是去基隆正式交割,不是上去一趟送个新地图那么草率。

  

   此后三年,光绪皇帝卧薪尝胆,开始追求改革,西太后贪图享受,于改革仍然隔膜,士大夫中翁同龢影响最大,可惜思想老化,对改革并无具体办法,不过致力调解帝后之冲突而已。至于后起之康有为,因其狂悖,被恭亲王和翁同龢双重压制。

  

   最后,石泉列出甲午战败的三大影响:1、康有为改革运动的兴起;2、孙中山革命的初起;3、落后的淮军被击溃后新军的兴起。他对康有为的维新活动的评价也堪称公允。一方面,他承认“百日维新,看似如火如荼,实皆纸上文章”,但却承认康梁的社会活动,如办报,兴办学会,对当时知识分子起了极大思想启蒙作用。即是说,康梁作为活动家和启蒙知识分子搞政治是不及格,但思想文化上的长远贡献必须肯定。我想,书生作为书生的独特,恰恰就在于他们的成败不在一时一事,而往往是要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来衡量的。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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