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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我的父亲》之五

——父亲与他的几位兄弟

更新时间:2017-07-03 23:19:33
作者: 史啸虎 (进入专栏)  

   前面已经说过,父亲史略(原名史金缄)一共兄弟妹6人,除一个妹妹(史雪芹)外,还有四个弟弟。二弟史金鳌,三弟史金相,四弟史金龙(力群),五弟史金钊。抗战期间,父亲的这几位兄弟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最后的命运也各不相同。这里笔者想在继续叙述父亲离开武汉以后的抗日生涯之前,先将父亲的这几位弟妹,也就是我的叔叔情况分叙一下。父亲在武汉期间,二叔和四叔,还有我的一位堂叔史金堂,即后来当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及文革初期陈伯达办公室主任的史敬棠,都跑到武汉去找父亲,有的想去工作或学习,有的则想去参加抗日,结果也都通过父亲的引荐和介绍而走上截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的抗日道路。

   1938年初,祖父在老家泰州突发脑溢血中风卧床不起,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父亲那时正在汉口与胡绳合作一期接一期地出版发行《救中国》周刊,且事发突然,路途上多有战事,长江客货轮都已经停航了,没有时间,而且就是想回也不可能赶得上回泰州奔丧了。好在年前伤愈找不到部队的二叔史金鳌在年前返回了家乡。二叔将祖父后事料理完也就到汉口来找父亲了。那时大约是1938年3、4月间。

   在那之前一年多,即1936年底,四叔史金龙就已经到汉口来找其兄长谋生活了。那一年四叔刚满18岁,原在泰州一家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也会一些钳工活,时常修理破旧的印刷机器。四叔来汉后,父亲从切身体会中觉得弟弟读书少(四叔在泰州也读过中学,只是因为后来家贫,读了两年多就辍学了——作者注),就找了自己的朋友(很可能是成庆生或蓝乃真,不过父亲没有明说是哪一位朋友——作者注)将其送到汉口基督教青年会办的一个中学——汉光中学去读书。与四叔几乎同时在那里读书的还有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先生(那时邹承鲁年仅13岁,是从长沙雅礼中学转学到汉口汉光中学读初中的。抗战后期,汉光中学升格变更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不知为何1949年被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强制解散了——作者注)。四叔在汉光中学在大约读了一年书,也即两个学期就毕业了。1937年秋,可能就是二叔金鳌到汉口来之前约4、5个月时间吧,在父亲的认可和何伟的帮助下,刚刚毕业的四叔金龙就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到延安学习去了。

   四叔史金龙在汉光中学读书期间受父亲影响,阅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书籍,加上当时武汉浓厚的抗日氛围,四叔萌生了强烈的去延安学习并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念头。那时,何伟已回到了武汉。一天,何伟来找父亲,被父亲留下来吃饭,恰好四叔也来了,见到了何伟他就当场提出自己想去延安学习,态度很是坚决。何伟被打动了。

   四叔年轻时身材修长挺拔,长得很英俊,也很聪明,思想积极向上,周末和假期常往父亲处跑,经常帮父亲做些印刷和张贴壁报的工作。何伟很喜欢他,也很器重他,经常交办他干一些联络交通和分发传单资料之类的工作,而四叔也每次都完成得很好。那天,听到年轻的四叔当面要求去延安,何伟就问父亲,你舍不舍得你这个弟弟去延安?父亲说,当然舍得。我自己也想去呀。何伟见状便答应安排。那时候,国共两党已经合作。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都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武汉地区公开招生。后者也将输送从全国各地云集武汉并想参加八路军抗日的青年到延安去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所以没几天,何伟即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开具介绍信安排四叔到延安去了。

   四叔去延安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一路护送高士其先生去延安。高士其是留美医学博士,有名的科普作家,因细菌感染,留下终身残疾,经常发病,而一经发病就必须有人在旁边照料。那时,高先生刚从上海经南京来到汉口,坚持要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便安排四叔等人与高士其先生一起走。路上,四叔根据办事处嘱托,对比他大十来岁且身有残疾的高先生的衣食起居尽心尽力,照顾有加。那次是八路军办事处从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联系到一辆军用吉普车,由四叔等人陪同高士其一路北上,经郑州到西安,然后再在西安换卡车到延安去的。结果整个旅途也算一帆风顺。高士其先生是当年第一位到延安的留美博士,所以很受中共方面重视。在延安期间,高士其受到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后被安排到陕北公学任教,1939年初加入中共,1988年去世,近些年被称之为中国的霍金。

   四叔史金龙到延安后上的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毕业后又接着上了第四期。四叔其时自己更名为力群,1938年在抗大学习时四叔加入中共,毕业后被分配至当时刚组建的中央军事工业局当秘书,之后到下属兵工厂做技术管理工作。延安整风时曾遭受“抢救式”甄别和审查。中共建政后,四叔一直从事军事工业管理工作,文革前是四机部上海某研究所所长,文革中遭受冲击,后平反,离休,2011年去世,享年95岁,去世时被有关方面誉为中国兵器工业先驱者之一。

   在四叔去延安后,父亲又通过何伟介绍了他的一位堂弟,也是我的堂叔——史金堂到延安去了。史金堂是祖父兄弟的儿子,也是老五房后裔,父亲的堂弟。他在泰州也是中学肄业,但跟父亲一样之前也读过私塾,记忆力特好,为人谨慎细致,文字能力也不错,很有一股少年才气。年幼时,由于年龄相仿、性情相投,堂叔经常到家里来找四叔玩,与大他七八岁的父亲也比较熟识。1937年夏秋之际,得知四叔到武汉去了,二十岁的史金堂也来到武汉找父亲希望参加抗日工作。何伟见其聪明能干、严谨细致,便安排他做一些宣传、交通以及保卫等外围工作。后来,堂叔得知父亲介绍四叔去了延安,也十分想去,就请父亲向何伟推荐。何伟得知后也是二话不说,即刻照办。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何伟在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推荐堂叔史金堂开具介绍信时,将其姓名史金堂误写成史敬棠。堂叔看到介绍信上史敬棠字样,觉得这个名字也不错,也就将错就错,此后也就以史敬棠为其姓名了。

   父亲对堂叔史敬棠到延安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也没有跟我们多说。我只知道堂叔在延安加入中共后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因勤奋好学,且对中国古代历史和经史子集等典籍颇有见地,1941年被调到位于杨家岭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当时这个机构内分为三个研究组:政治问题研究组、经济问题研究组和国际问题研究组。陈伯达为研究室主任兼政治问题组组长,邓力群为经济问题组组长,国际问题组组长是张仲实。中共“七大”后该研究室由张闻天负责,后撤销。但中共建政后即予以恢复,五十年代还叫中央政治研究室,与中宣部及红旗杂志社平级,还是陈伯达任研究室主任,胡绳和田家英任副主任——作者注)。

   延安整风后期,因其严谨聪慧和博闻强记,史敬棠又被选派到中共领袖毛泽东身边管理图书,以代替生病的江青。四十年代末史敬棠参加渤海区中央土改工作团,与于光远、曾彦修并称土改工作团青年“三杰”。近年报载的毛岸英给史敬棠一封信中所说的事情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淮海战役后,史敬棠曾南下短期任徐州市委宣传部长(其助手副部长则是后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先生——作者注),五十年代初即又被调回北京,到刚恢复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期间因受陈伯达、林彪事件影响,坐了几年牢,后平反,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后离休,2010年去世。

   堂叔史敬棠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就一直在中共领导权力核心处从事政治理论研究工作,其经历极为独特,耳闻目濡的政治事件很多,也极有才华。但遗憾的是,他没写回忆录,自己署名的著述也不多,多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或陈伯达等中共领袖撰文提供文献检索及资料性服务。不过,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署名编撰出版的数千页版面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下册),数千页,确是一部记录中国那段毁誉参半的土地改革与合作化历史的很有价值的大型文献性图书(不知道堂叔文革后被平反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工作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愿?但由此可见堂叔直到晚年其内心里居然还有一个试图解决积弊已深的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情结。真值得钦敬——作者注)。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部鸿篇巨作也是堂叔帮助编撰的,但最后却没有署名。

   史敬棠妻子张凛,我的堂婶,也曾是中央政治研究室为数不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中共党内有名的才女,后为红旗杂志社某部主任编辑并曾在文革初期短时担任红旗杂志主要负责人。1962年大饥荒后,毛曾派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湘潭地区进行农村调查。张凛当时是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调查组副组长。调查后她们形成了一个报告,提出可以参照安徽部分地区的做法,以包产到户方式增加粮食产量,解决农民的困难。此报告经刘少奇阅批赞成后送毛泽东阅处,但最终却被毛否决。毛与刘之间的政治分歧和裂隙也就在此之后产生的。当时,包产到户虽说在有些地方,如安徽,都已经不宣而做了,因为这确实是当时能让中国很多地区大饥荒中的农民活命的最佳途径。但将包产到户这一实践最初形成具体的文字建议并直接呈递最高领导人,在当时却是一个极为大胆的做法,特别是该调查的发起者以及该报告的建议对象都是造成这场大饥荒的主要责任人毛泽东。这种行为弄不好显然是要掉脑袋的。虽说这份报告最终没有让堂婶承担责任,躲过了一劫,但从历史角度看,这份报告很可能是堂婶政治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亮点。

   文革初期,即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堂婶张凛还曾任 《红旗》杂志社临时领导小组组长。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随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伯达政治上的倒台,堂叔史敬棠作为其办公室主任也被抓,堂婶当然也在劫难逃,屡经批斗。文革后,堂婶身患癌症等多种疾病却得不到很好的医疗服务,后因病去世了。

   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堂叔和堂婶他俩都是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之人,尤其是堂叔史敬棠,他能够在数十年时间里,无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代,几乎一直工作生活在距中共主要领导人及其群体最近的政治研究机构之中,虽然始终仅仅从事各种秘书性工作,未能得到迅速升迁或外放,但其学识和才智显然是极高的,而且他那谨慎细微的处人之道亦非常人可比。不过即便如此,敬终慎始的堂叔最后居然也未能躲过中共高层之间的权斗,成为了政治倾轧的牺牲品。这是很让人扼腕叹息的。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整个中国参与过中央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政治研究枢密性很强的机构中工作的人本来就不多,先后最多不过二三十个人吧,但其中与父亲有过密切交集的却不止堂叔和堂婶这两个人。抗战初期与父亲在汉口合作创办《救中国》周刊的老搭档——胡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在重建起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过。那时政治研究室主任是陈伯达,胡绳是副主任,还有一个副主任是田家英,胡绳主持日常工作,同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总编仍然是陈伯达——作者注)。尽管如此,父亲参加抗日和共产革命后的经历也历尽了坎坷与屈辱。

   父亲二弟史金鳌来汉时,四弟史金龙(力群)和堂弟史金堂(史敬棠)刚先后去了延安。父亲那时心里产生的那种孤寂感可能是很浓厚的——也许,父亲想到延安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去学习的念头正是此时产生的吧?为此,二叔的到来着实让父亲喜出望外。其实,二叔早在五年前父亲第二次离开泰州赴武汉之前就单独离家出走到北方去当兵抗日了。这就是说他们兄弟两人近六年都没有见过面了。所以,当父亲看到自己二弟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的那种惊喜交加是可以想见的。父亲说,那天见面,他们兄弟抱成一团。孔武有力的二叔将他大哥抱起来转了一圈,一是表达一种亲兄弟久别重逢后的激动,还有可能就是想以此告诉大哥,他自己的身体早已痊愈无碍了。

在得知二弟也想参加八路军抗战的想法后,父亲很高兴,便立即向何伟引荐了他。父亲知道二弟参加过西北军宋哲元的部队,干的是炮兵,还参加过罗文峪战役浴血抗日,而且负伤前就已是国民革命军的一位团级校官(父亲始终没有搞清楚他二弟的具体军衔——作者注)。他了解自己的这个二弟,性格刚烈豪迈,同时也能坚忍无畏,所以他对曾经身为国民党军队校官的二弟决心改换门庭要求参加八路军抗日的想法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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