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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爽:中国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与国家建设

更新时间:2017-06-30 15:22:03
作者: 徐爽  

  

   八二宪法颁行至今已30余年。经过1988、1993、1999和2004年的四次修正,宪法日益成熟。综观世界各国立宪,虽因政治、社会与经济构造之不同,历史、文化与法制背景互异,呈现各自不同的态样;然而,基于立宪主义思想之本质及立宪政治历史的展开,已确立一个共同采用的根本架构,即成文宪法大都由两大构成要素组成。其一为有关统治组织之规定,另一则为有关基本权利之规定。[1]也就是说,现代宪法既是所有官员需时时谨守的规则,又是保卫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永久宪章。孙中山先生所言,“宪法者,政府之构成法,人民之保障书也”,即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这一理念:基本权利规定乃整部宪法之核心,为宪法最重要部分;政府制度之构成必以基本权利的保障为归依。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不妨来检视现行宪法中有关基本权利条款的规定。

  

   一、宪法难题与基本权利条款

   宪法难题,不外有二,一曰主权,一曰人权。主权者,关乎国体与政体,即在一特定政治体内,谁应该或者适合拥有最高权,而这一最高权又该如何配置和运转。戴雪在《英宪精义》开篇将宪法界定为“关于主权之构成和运作的规则”[2],即是此意。

   如果说主权问题围绕着谁该有统治权,则人权问题问的是统治者该如何统治,答案是尊重每个个体的人权。一个人,仅仅作为一个人、一个最一般性的社会成员,在现有制度之下应受何种对待?他可享有怎样的有尊严的基本生活条件?这些基本的人权通常首先借由宪法来加以界定。由此,宪法与人权,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日本宪法学家芦部信喜认为,要重构宪法学,必须将宪法的本来价值作为核心加以把握,即应从将宪法的本质理解为立宪意义上的宪法这一点上出发。构成宪法之本质的价值究竟为何呢?在芦部看来,那就是个人尊严(个人主义)的原理,宪法中的人权与主权这两个基本原理均由此推演而出。借用凯尔森“根本规范”的概念,宪法之本质性价值的个人尊严的原理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人权与国民主权(制宪权),就相当于宪法的“根本规范”。反言之,所谓宪法,正是将这种“根本规范”加以具体化的一种价值秩序。[3]

   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修正案,这是作为国家权力配置和根本制度安排的“最高法”宪法文本中第一次正式出现“人权”一词。人权条文,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统领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概括性条文。这一条文标志着“公民基本权利”在中国宪制格局和政治话语体系中获得了合法地位,从宪法到整个法律体系的价值重心从权力转移到了权利。

   当然,对于“人权入宪”以及宪法中相应的基本权利条款的理解,也不能说,在此之前,执政者就不重视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自现行宪法于1982年颁布以来,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一直是最重要部分;中国30多年经济与社会的飞速发展,正是以强国富民为依归,这都是举世共睹的。但以“宪法”这一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文本形式确认“人权”,将原有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统纳于“人权”原则之下,这是中国社会进程所经历的重大变革,也反映了执政者核心价值观的转换。这样的转换,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最终以“人权入宪”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得以体现。

   虽然历史不能被切割,但2004年无疑是中国宪制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此前,宪法更多关注的是主权问题,重在解决国家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此后,宪法将重心调整到了基本权利问题,即进一步解决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从主权到基本权利,宪法完成了对自身的改造,朝向“人民的宪法”迈进。而变革后的宪法,又将继续引导中国的转型。

  

   二、如何认识宪法文本中的基本权利条款?

   时下有很多对于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条款的分析,比如某一权利“的宪法学分析”,或者称为某一“宪法权利保障研究”,等等。这类研究大多以某一基本权利在现行宪法上的依据为逻辑起点,进而清理历部宪法对此一权利的规定,再寻找出支撑该权利的具体法律法规体系,最后,检视其在实践中的实现程度。从宪法文本出发,追溯历史,再重返社会生活。因文本而历史,由法条入社会——这基本已成为宪法中基本权利研究遵循的范式。由此,对宪法中基本权利条款的解读,已从某种“语义学”分析切换至“概念史”研究。概念变化往往是政治及社会变迁的结果,比如我们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私有财产权”、“迁徙自由”等术语就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与现实意义。而宪法文本中出现的“人权”、“基本权利”等概念更反映了中国几十年来国家观和权利观的改变,同时也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

   以中国历史上的历次修宪为线索,我们可以在近代革命与建设这一整体进程中,看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事业是如何发生发展的。虽然过去的事情已成历史,但这段历史说明的一般性原理却仍然有效,仍可用来解释当下基本权利保障事业中的问题。历史如此,现实也是如此。我想,知识分子的作用或许就是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厘清重大社会现象在实践层面的因果联系,消除种种似是而非,只有这样,民众才能多些理性,国家才能少走弯路,我们的时代方不致陷入迷失。

   有人往往把基本权利乃至人权问题归结于道德问题,然而,中国政治法律发展的经验表明,人权不光是价值观,它的实现程度首先受限于社会的发展阶段。政府对许多问题也是有心无力,争议各方在价值观上并无区别,但获取途径、实现程度却与理想状态相去甚远。说到底,诸多基本权利问题的解决并不在于领导人物的道德与情感,也不在某一特定权利问题本身,而是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深入与广泛的变革。此种变革过程有其自身的逻辑。甚至,很多时候基本权利的实现途径,看似与权利问题毫无关联。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权利问题就是一发,而解决它却需要全盘重新布局。

  

   三、打开宪法之门:再谈研究方法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常自诫勿将形式当真相,勿将语言当事实。学术研究的目的,矢在重新发现国情与民情,打破现实的遮蔽,敞开广大的公共空间。张五常先生曾谈及他个人的学术体验,自嘲“我喜欢到街头巷尾跑的习惯,使一些无聊之辈认为我早就放弃了学术”,其实“这些人不知道经济学的实验室是真实的世界,不多到那里观察谈不上是科学”。[4]这句话于我印象很深,使我确信法学的教科书亦不仅仅是法典,基本权利的观念与形态更不仅仅停留于法条的规定。

   研究者要考察宪法中的基本权利,目光不能局限于文本和纸页。不光是要将这些条款置于宪法文本中去解释,更要把这若干部宪法放到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中去理解,要把对于条文的评注学转变为“真相的解释学”[5],这便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和宪法学。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再以宪法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为例。研究者最初所见,是各种宪法文本和基本权利条款。文字背后,是无形的观念。制宪者有什么样的国家观,决定了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观;正是这种权利观,预定了基本权利条款的界限和内容。换言之,宪法文本和基本权利条款是制宪者观念的具体体现及最终载体。然而观念并非脑中空想,其代表了制宪者也就是执政者对所处时代和国家未来方向的把握和规划,所以,根本还在那个时代与社会。由此,从文本出发,研究者发现自己行行走走,最终面对的是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而对于这些政治经济现象,谁又具备能力将其还原至“真实的宪法”?!

  

   四、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国际人权标准的中国化

   按照前述思路,我们兜兜转转,再重回宪法文本,所见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有了更丰富的样态。为有所参照,不妨引入《国际人权宣言》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三项重要的人权国际文件。《国际人权宣言》常被看作是一部“世界性宪法”,由此发展出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大公约罗列的人权清单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套普遍而不可分的国际标准,构成检验国家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尺。比照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标准,我们不难发现,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基本已经全面覆盖了两公约提供的核心人权,简略列举,计有人民自决权、参政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参与本国公务的权利、集会与结社的自由)、相当生活水准、女性平等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表达自由、对家庭的保护、劳动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参加文化生活之权利等等。这些权利不仅见诸宪法关于“第二章 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条款,也隐现在国家目标、经济制度以及国家义务的规定中,最终统一归拢于2004年宪法修正案“人权原则”的概括性条款。

   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及人权理念与当代国际人权公约相吻合。这种一致性当然不是某种“巧合”,恰恰正是中国宪法与“世界性宪法”共同追求人权理想的反映,也是基本权利本身具有普遍性、平等性和不可分性的体现。

   当然,虽然现行宪法中的人权在基本内容上与国际标准以及现代各国的宪法规定呈现出一致的面貌,但各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仍然取决于该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并没有特别强调一种或几种权利对于其他权利的实现有什么特别作用。但中国宪法特别关心和强调的基本权利主要集中在以下三项:第一项是人民自决权,指的是国家独立,也就是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第二项是参政权,指的是主权在民的实现,也就是近代中国反封建的任务;第三项是相当生活水准,也就是转型前后,中国政治皆至为关注的民生问题。

   宪法突出三项基本权利,并非立法之喜好;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这三项权利是至为重要的。因为,民族、民权、民生,乃中国政治家与普通百姓最为关注的问题。并且,为实现此三项权利而采取的行动,不仅决定了近代中国宪法的具体面目,也决定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中所讲的其他各项权利的实现情况。

   民族、民权和民生,此三大主义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理想,从宪法的角度讲,转化为独立、民主与富强之宪制目标,明确载于1949年以后的历部宪法当中。而这三项追求,亦与政府所坚持的执政原则逐一暗合。具体而言,独立即是人民自决权。在现代条件下,立国就是立宪。[6]宪法的颁布,本身就是一国赢得独立与解放的标志,是人民主权的体现。而民主与富强,既是宪法明文宣示的国家目标,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人权理想。民主,主要指以国民利益为归宿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对应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自由权”。富强从国家层面讲,说的是综合国力;从个人层面讲,指的是相当生活水准所代表的民生方面的权利,基本可归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概括的“社会权”。

但需要说明的是,同样规定类似的基本权利,中国宪制的逻辑却与人权“原产地”的西方国家不尽一致。以美国为例,从《独立宣言》到联邦宪法、权利法案,制宪者坚持的政治理念是自然权利说。个人是存在于“前政治社会”的“政治产品”,是各种天赋权利的复合体。《独立宣言》在开篇即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生而平等,具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财产私有)的天赋权利……” 按照这样的政治逻辑,生命、平等、自由等皆是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个人权利,个人行使基本权利理所当然,无须国家同意。基本权利即使被规定于宪法之中,也只是被描述,而非被承认。既然这些权利是不可侵犯、不可转移的天生权利,那美国政府自然不能要求人民另外负担义务以为享受权利的条件。由此,美国宪法的价值观自然是重权利轻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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