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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北一辉亚洲态度的内在揭示

更新时间:2017-06-30 00:35:23
作者: 盛邦和 (进入专栏)  

  

   卷五《劳动者的权利》,对劳动省(劳动部)的义务、工人薪金、劳动时间、工人利益分配、童工的禁止、妇女劳动等问题表示强烈的关心。

  

   《法案大纲》折射出“底层”关注的“正义”。这样的“正义”精神大体表现为以下诸端。指证日本存在着两个基本社会阶层。一个是社会上层,由军阀、财阀与政阀组成。一个是社会底层,由工人、农民与城市贫民组成。底层大众无资本、无权益,社会弱者,悲苦无告。由此他诉诸于社会人格的平等与财富分配的均等。他的思想似乎漫溢着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与人类正义的张扬。他认为要解决社会底层的基本困境,建立“纯正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这使人想到哈耶克,他在年轻时也向往社会主义,曾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的公正”与人类政治经济活动理想的方案。然而他很快就发现,“深藏在多重伪装之下的社会主义”是“现代文明的最大威胁”。因为非科学的,形形色色地假“社会主义”将摧毁“个人自由与责任感的基础”,“造成社会的贫困”,更严重的是“导致集权主义政府”。

  

   然而对北一辉来说,他要求的就是这样的“伪装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要求是他追求的要义,即使导致专制与自由的被剥夺也在所不惜。更何况,他孜孜以求的本来目的就是舍弃“虚伪的民主”,建立足以统率日本的坚强政府。北一辉宣布:军阀、财阀与政阀是社会的蠹虫,占有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压迫社会底层,不可容忍,理应成为革命的对象。革命将以“阶级战争”与“革命战争”铲除社会的蠹虫,实施“昭和维新”,最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大众,而军队则有希望转化为最有活力的力量源泉。

  

   北一辉曾受宋教仁邀请前往中国,这特殊的经历使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感悟“革命”可由底层“新”军促成。北一辉看到,军队中也有上层与底层的区别。其中的上层军官不可信用,所得利益已使他们蜕变为腐败的蠹虫,能够依靠的只有军队中的底层——下级官兵。既然进行的革命是一场“底层革命”。那么就应当把注意力始终集中在拿枪的“底层”——下级官兵的身上。

  

   中世纪社会由两个基本层组成:底层(农民、工人等)——政权层。至资本主义,社会层面细化为三:底层(工人、农民等)——中层(市民、中产阶级)——政权层。社会由单纯的二层构造,演化为复杂的三层构造,这是历史的进步。如此状况,给社会带来三大“现代性”变革:一是产生“三角”支撑的崭新政治力学;二是出现因中层(市民、中产阶级)发生的“专制阻滞”。中层的阻隔,迫使“上”对“下”的管制,无法沿用中世纪肆无忌惮的“专制”形式。三是“中层”给社会带来新的思想血液,如市场、产业、重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等等。人所注目的“现代性”理论,大体属中层所有。市民(中层)以自由主义为标识,冲击中世纪,赢得政权,同时也用同样的思想建立市民政府。这样,国家统治层日益市民化,与“中层”利益逐渐吻合一致。资本社会其根基为市民社会,其旗帜为自由主义。

  

   面对资本社会的既定模式,人们的思想分成“左派”与“右派”。可将右派思想视为“护体制”思想,将左派思想视为“反体制”思想。一切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都宣称站在”底层”的立场上,他们也被称为各类“左派”。

  

   广而言之,标榜自己是“左派”还有以下诸派别: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当然还有一个另类的形左实右的“左派”——法西斯主义。从上面的意义来说,北一辉给社会的影响仿佛不属右派,而属于“左派”。北一辉没有维护日本现有政权体制的打算,他要的是改造日本,并从改造国体首著先刀。

  

   他的的思想立脚点不在社会的中层与市民,依他自己表白是站在工农与城市贫民即社会基层的一边。他对日本市场制度只有愤慨,直言如此的资本秩序,造成日本财阀暴富,民众赤贫。他所宣扬的阶级“革命理论”就是要打倒财阀,连带掀翻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一辉似乎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财阀的敌人。

  

   北一辉在《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中自称,他所主张的既是民主主义又是社会主义。但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谓民主主义,也不是卢梭的民主主义”。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是一则引人注目的材料,是北一辉关于本人政治态度的明确表态。既然如此,他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已经绝缘。同时,他不是自由主义。他认定资本、自由与民主联成一气,全然是虚伪与造作,揭破西方价值成为他的人生使命。

  

   他也不是货真价实的社会民主主义,一个人的宣言常不反映他的真实。1919年日本发生很有声势的民主“普选运动”,而这一年北一辉主张废除选举的《改造法案》脱稿,也在这一年。他否定议会制度与政党政治,要求“建立在国民全体的意愿之上的全体政治”即:“天皇中心的政治”。他要的是“全体主义”与“绝对主义”的政治。他要将专制作为实现日本改造的至要武器,他要的是“超国家主义”。这一切已经离开社会民主思想距离很远。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坚信议会万能,不十分强调阶级斗争,更不主张“革命战争”。由此,北一辉思想已经与他自认的社会民主思想错位,显示出扑朔迷离的异样特质。

  

   分析北一辉思想,让人们想起民粹主义。当世界走入现代化的时候,许多的国家都先后出现过民粹主义,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然而在十八到十九整整两个世纪中出现了科贝特等不少民粹思想家。十八世纪有法国迈斯尔等人宣传民粹主义,德国的赫德等将本国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结合起来,具有甚大的思想鼓动力。

  

   如果说西欧的民粹主义还停留在理论的阶段,那么俄国民粹主义已将这个理论演为活生生的实践。俄国民粹主义的代表有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尔洛夫、杜勃留波夫以及拉甫罗夫、巴枯宁、特卡乔夫、克鲁泡特金和所谓的自由派米哈伊洛夫斯基、尤沙柯夫、沃龙佐夫、丹尼尔逊等人,又有特卡乔夫、查苏利奇与普列汉诺夫等。他们对古老的自然经济依恋不舍,将俄国“村社”的原始型态指说为“社会主义”,力图阻止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实现,希图俄国永远驻留在古老、封闭的“天国”。他们热望煽动起冒进恐怖的底层“革命”,直进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在东方,印度的辨喜等思想家及中国的梁漱溟等,他们的思想与民粹主义具有深刻关联,不过在“方法”上走的是“和平”道路。

  

   各国民粹思想家有所不同,但基本特征都是宣布自己站在“底层”的立场上,自诩为社会底层的利益代表者与发言人,他们极力扮演穷人的“天使”、富人的“恶魔”的角色。他们对资本主义提出严苛批判,认为资本与市场给社会带来无穷弊端,其内在缺陷不可克服。他们宣称世界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错误,社会将因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道德浇漓,人际关系疏离与对立等负面因素的无法逆转的扩大,造成最后的瓦解,进而导致人类堕落。他们美化古代封建社会田园诗般的图景,呼吁复灭现代秩序,表达反现代化的历史“返祖”主义态度。

  

   北一辉与民粹派主义具有相近而亲的特点。尤其将民粹主义反现代化性格推演到极致,制定暴力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案,提出动用军队力量“改造日本”的明晰主张,达到更上层楼的地步。北一辉的日本“社会主义”,属于民粹主义,又超越民粹主义,更极端、更暴力、更专横。

  

   希特勒曾将原“德意志工人党”,加上“民族社会主义”的概念,改名:“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约简则为“ Na zipartei”,即“纳粹党”。他打的旗号是是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德文缩写为“Nazi”,成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的专用符号。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一书中曾对德国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及民族主义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德国传统中的独裁主义、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融合,是由桑巴特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这个融合过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达顶峰。回望北一辉,他主张极端的“民族”,标榜超国家的“国家”,关怀最底层的“社会”,他在做着东亚桑巴特的工作,将日本的独裁主义、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融和起来。

  

   3、阶级论、民族论与战争论

  

   北一辉强调:日本当下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事实”,即国内的阶级斗争与“地球的”(国际的)阶级斗争。国内阶级斗争是平民与财阀、官僚的斗争;“地球的”阶级斗争是被压迫民族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反复论证阶级矛盾的现实性与其不可调和的尖锐性,而这正决定“革命战争”的不可避免。

  

   北一辉的阶级论的国际引申是他的民族论。这样的理论对日本以后各色侵略团体都发生过影响。“东亚联盟同志会”的《宣言》折射出北一辉的政治理念。“同志会”强调“民族主义”:明治维新做到的是“打倒封建,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国家。而昭和维新则综合与发扬东亚各民族的力量,通过最终的战争迎来世界维新。”他们所说的民族不仅是日本民族还是东亚民族,将由东亚民族的崛起与反抗,抗击欧美实现以日本为中核的世界帝国。

  

   显然,从底层主义到战争主义,然后经由民族主义到集权主义,这样就完成了北一辉“底层”主义的全部思想逻辑与行动进路。有两个概念的极端化的“实行”,足可以葬送市民运动的一切成果,至少可以造成社会的倒退与中世纪的一时复辟。一个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化,一个是“底层”主义的极端化。一个发育不良的市民社会,因民族与底层危机而发生历史倒退,不足为奇。二战前的德国已经成为市民社会,但当“民族”与“底层”成为最动人醒目的文化符号,历史骤然倒退。当时希特勒用的是底层与民族的口号。北一辉用的也是同样的口号:底层与民族。

  

   北一辉《中国革命外史》(《支那革命外史》)出版后,大川周明说:“北一辉的支那革命观与他在中国的活动情况都在书中得到叙述”,“本书刊行的时候,吉野作造博士赞扬这本书是‘论中国革命史的最杰出的一本书’,作者不仅对支那革命作严肃的批判,而且为解说支那革命,纵横驰笔,写到法国革命与明治维新。他古今东西的议论,提示了革命原理,具有无可比类的特色。我亦由此受益不浅。”大川还说:从这本书可以看到北一辉独到的历史观。例如学术界一般都对“大西乡的西南支变”抱反对的态度,认为其性质是反动的。而北一辉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北一辉论西乡事变,是对当时倒退逆流的抗议,是继明治维新之后的“第二次革命”。正因为“革命”失败,才导致日本腐朽官僚政治的抬头。北一辉反对从西欧输入制度模式,认为这是“腐根结朽木”,其结果是制造一个“中世纪的日本”。为此,北一辉呼吁日本需要“第三次革命”,革命的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族的更新”,而革命必须以战争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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