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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刚: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从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说起

更新时间:2017-06-30 00:31:53
作者: 袁刚 (进入专栏)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履职尽责,勇于“担当”。据人民网2016年11月的统计显示,2013年以来,习总书记在已公开的讲话和文章中,提及“担当”一词有近百次,各大报章也纷纷就此舞墨刊文,使“担当”成为当前治国理政最引人注目的关键词。

  

   为什么最高当局近年来频频倡言“担当”呢?这与十八大以来深化改革,官场强力反腐肃贪的大背景息息相关。深化改革必然会触及当政者的利益,如废除和下放上千项行政审批事项,使政府部门权力寻租分利的空间减少,“八项规定”的推行,斩断了官员灰色收入渠道,吃喝之风也刹住了,有些人很不乐意。改革任务的繁巨及强化问责机制,使官场喊出“官不聊生”,在不少机关单位及相当一部分干部中,出现了消极怠政、不作为不担当现象。官员不作为不担当的“怠政”、“懒政”,其实是一种隐性腐败,较之显性贪腐的“苍蝇”、“老虎”,其危害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克强总理在谈及新一轮简政放权改革时,就曾着力强调:“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对于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要‘动刀子’、‘ 出重拳’”。在国务会议上总理还几次动情地呼吁:“老百姓一直在勤劳奋斗,当干部的决不能为官不为! ”

  

   一、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现代政治学对于今古官僚制的研究认为,科层制管理既不可避免,行政部门群体及官僚个体,在权力运作过程中,都会顾及与追求自身利益,或明或暗地设租寻租分利,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官场病”古今中外都在所难免,贪赃枉法是滥用职权,庸政懒政是罔顾职守,还有种种以权谋私不履行职责的官僚主义行为,使官场弊端丛生,“澄清吏治”在我国自古至今都一直是政治难题。

  

   共和国建立之初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中共前后五代领导核心,在不同时期都曾提醒敦请党员干部,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反对当官做老爷的官僚作风。上世纪60年代初,还高调推出了在艰难困苦中勇于担当的好干部--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其勤政爱民、公而忘私、以身作则的事迹,感动了亿万民众,成为千百万干部学习的楷模。

  

   文革十年浩劫声称要造党政官僚体制的反,却非但没有清除干部等级特权思想,反而使“开后门”等官场陋习公开盛行,官民关系进一步恶化。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河南著名豫剧演员牛得草针对官场特权恶习,推出《唐知县审诰命》戏,不久改编成豫剧电影《七品芝麻官》,在全国放映,赢得满堂喝彩。这出别具风采的喜剧性清官戏,讲述明朝嘉靖年间县令唐成为官敢于担当,小小七品芝麻官不畏权贵,敢审一品诰命夫人奸相严嵩之妹,为民作主声张正义,斗倒欺压人民的贪官豪霸,情节曲折故事感人。剧中清官唐成的为官警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时广为传诵,深得民众之心,成为砥砺当政干部勇于作为、敢于担当的座右铭,学术界对这句话也进行了热烈讨论。

  

   然而,讨论的结果却是戏剧性的,警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竟遭到了否定。论者搬出了马列主义“公仆论”,以高调意识形态批评“为民作主”是颠倒了主、仆关系,认定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干部应做人民的“公仆”,怎么反倒成了人民的“主人”了呢?老百姓的“清官情结”,更是被批为落后陈腐观念。由此认定清官唐成不值得学习,其警言应改成:“当官不做民公仆,请你回家卖红薯”。此说理论上有一套,但毕竟作为舞台艺术形象的唐成是明朝人,比马克思早了至少两百年,他不可能知道“公仆论”,怎么好生搬硬套用来否定唐成的为官作为呢?况且权力不问姓氏,当政者敢不敢尽职尽责,敢不敢为冤民作主,敢不敢主持公道正义,古今官场都会遇到如此场景,唐成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赞扬的。然一通不着边际的评议之后,《七品芝麻官》竟悄然息影,报刊上再也不提“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警句了,官员不作为不担当的情况反而司空见惯。

  

   二、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官员不作为、不担当,对国家的危害很大,对社会的影响很坏,是不可小歔的隐性腐败。近日有一部由冯小刚执导,改编自刘震云同名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的国产电影上映,引起了上下广泛关注议论。与《七品芝麻官》描述唐成为官敢于担当、敢于为民作主不同,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反过来描述了一群干部官员,面对一个弱女子的不断申诉,却没有一个敢于出来“担当”,为她“作主”的,使得一个社会底层的离婚妇女,执拗地一级一级往上告状,最后成就了一场荒诞剧。

  

   《我不是潘金莲》可谓一部现代版“官场现形记”,电影主角由著名影星范冰冰主演,她惟妙惟肖地扮演了一位因“戴绿帽子”而寻求官府呵护的民女李雪莲,明线是20年的层层上访,探讨的却是官场逻辑。李雪莲离婚被前夫骂为“潘金莲”,这犹如“荡妇”、“破鞋”的骂名,在街头巷里让一位弱女子难以做人,因感无法生存几乎发疯想杀人,她迫切需要一位说话算数的官员来为她主持公道,证明“我不是潘金莲”,还其一身清白,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然而这位村妇与官场打了20年的交道,竟然没有遇到一位象“七品芝麻官”唐成那样敢于担当,敢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作主”的“清官”好官。

  

   为什么没有干部出面为李雪莲“作主”呢?因为李雪莲虽把证明“我不是潘金莲”,当作关系到自己节操尊严甚至身家性命的大事,但上下大小各级官员却都认为只是一件“芝麻小事”,且“清官难断家务事”,“大事”都忙不过来,又有谁愿为“家务小事”而倾听村妇的唠絮呢?更何况要为她“作主”担纲。李雪莲从村里走到镇里申诉,上访打官司,从法官到院长、县长、市长、省长,都断不了或不愿断这个案。结果,一个“村官”就能了断的案子,竟一路申诉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芝麻小事”变成了“维稳大事”。

  

   “维稳”的确是国之大事,各级官员为维护社会安定局面,以保证经济快速增长,可谓殚精竭虑操尽了心,中央对此也有硬指标,要求地方官保一方平安。问题在于如何“维稳”,用什么方式“维稳”。所谓“百姓身边无小事”,老百姓的诸多小事,当政者不能及时处理,日积月累就会聚集成大事。我们看到,许多群体性大事件,其实大都由不起眼的小事酿成。为一句“我不是潘金莲”而上访20年的故事,虽出之小说家言,但现实中的确有众多因“小事”得不到处理,而层层上访到北京找中央的访民。其中不少访民在中央政府信访办,不过是拿到一张转回当地政府处理的公文信,回到当地也就妥善处理了,因为盖有带共和国国徽的公文信,使互相推诿无人“作主”的小事,变成了“大事”受到经办官员的重视,因而有人“作主”,而一经重视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而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许许多多村官、乡官、街道办事处主任就能解决的事,又何必拖延推诿到中央呢?“七品芝麻官”唐成在那里?这里凸显的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干部履职“担当”问题。

  

   由于不“担当”,所以问题多,官场兜圈圈,“小事”变“大事”。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所展示的“群官谱”,让人忍俊不禁,一个女人的名誉竟然牵扯出那么多人和事。李雪莲为还自身清白,执拗不妥协地四处告状,希望遇到为她“作主”的“清天官”,除去压在她心头的乌云。但影片中的各级官员,看似在帮她解决问题,实则是求和谐、求稳定、明哲保身,生怕惹事闹僵了影响到自己仕途。法院老院长夫妇不敢“担当”,竟劝受到凌辱的弱女子选择沉默,说幸福之道一个字是“忍”,四个字是:“一忍再忍”!这其实也是庸官之道。地方上既无官员站出来了断李雪莲的心头之苦,却又变换花样阻挠她继续上访,每年“两会”期间都如临大敌,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在引发诸多黑色幽默逗人捧腹的同时,电影也由一个情感纠葛的故事,转化为极具讽刺意味的现代官僚主义现形记。

  

   若换一个角度看,是不是李雪莲没事找事,为一句“我不是潘金莲”大闹官场,是官府所痛恨的“刁民”呢?其实,官员又何尝不可设身处地的为李雪莲的处境想一下,现代版“潘金莲”在人言可畏的底层社会如何苟活?官员担点责站出来为弱女子说一句公道话,做一回“断家务事”的“清官”,解一下小民之疾苦,就会弄掉头上的乌莎帽吗?小民连身家性命都在所不计,官员对乌莎帽的算计却很吝啬,如此则头顶乌莎帽,又如何能站立天地间!说到这里,想起了清代知县郑板桥的一首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古代深受儒学熏陶的清官县吏,都能贴近百姓的心,事事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考虑,为民间疾苦忧思关情,现今干部难道连一句“我不是潘金莲”的厥词,也听不进去吗?李雪莲找政府上访是相信政府,求助于政府,但地方官对李雪莲极卑微的诉求,竟不敢接不敢当,是严重失职,是典型的庸政、懒政、怠政,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该受处罚的不是李雪莲,应是那些没有“担当”精神的庸官、懒官。

  

   三、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当今强力反腐的背景下,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上映,很快引发热议。导演冯小刚自陈,这是一则社会寓言,而这则寓言想说的道理便是:“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上面我们陈述并分析了官员不作为、不担当的严重社会后果,认为庸政、懒政、怠政都是隐性腐败,是官场病变。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官员在办事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会不会受到责难,因而瞻前顾后,胆小怕事,顾此失彼,这种干部其实就是一些没有骨头没有担当的庸人,是官僚主义者。而官场上这种人很多,使国家治理和行政能力大打折扣。

  

   我国官场一大特点就是冗员很多,官满为患,30年来多次简政放权改革,都是不减和尚只拆庙,冗员互相挤兑,使敢于担当的清官反而稀少,官僚主义以各种形式,时不时就表现出来了。古人云:“自古兴替,实在官人”;“守国在政,行政在人”。已故周恩来总理很早就发表过《反对官僚主义》一文,对“为官不为”者有个生动画像:“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其实是一种官场病。当前的反腐高压态势,让部分干部感到已无寻租分利机会,于是做起了缩头乌龟。一些官员患得患失,不愿主动承担责任,不敢攻坚克难搞改革,对上面布置的改革任务阳奉阴违,消极应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塞责,尸位素餐。还有一些干部,本来就属不会干事的冗官,庸散懒惰惯了,既然多年精简也没被裁撤清退,也就懒得干正事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怀怨愤的李雪莲碰到这样一群庸官,当然也只好认倒霉了。所以说冯小刚导演揭示的“官员不担当就是腐败”,的确十分精辟也很及时。“正色摧强御,刚肠疾喔咿”。当今改革就是要向这种隐性腐败开刀,改革时代呼唤着有担当能干实事的官员。

  

冯小刚导演又进一步揭示:“官员为求自保而宁左勿右,这就是最大腐败”。这一话题更引发了党内外热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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