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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国学与文化软实力

更新时间:2017-06-29 19:58:10
作者: 郭齐勇 (进入专栏)  
从待人接物开始,学会自重与尊重别人。

   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至1921年间共印行了十六版,他还为赴法华工写了《华工学校讲义》,两书在民国间影响甚大,今人合为《国民修养二种》一书。蔡先生重视社会基层的公民教育,他的用心颇值得我们重视。他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来为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与公民教育服务。

   其实,南宋以后在我国与东亚的民间社会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朱熹的《家训》中说:“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又说:“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朱子说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无也。应当说,这些内容来源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贴近民间大众。它内蕴有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以来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这里所说,多由私德推致公徳领域了。

   国学当中有很多修身成德,培养君子人格的内容。中国古典的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六艺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识字(书法)、算术;辅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些东西是和技能相关的。传统的、儒家式的教育其实也不排斥技能,但不仅是技能,同时也是拓展人生活维度的方法手段,是高雅的兴趣爱好,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传统的教育很讲究涵泳,就是身临其境,深入其中的真切体会。在兴趣的培养中,让人受到熏陶和感悟,使人养成乐善好群、敦厚优雅的品行。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既包含今天的技术教育、知识教育、又包含艺术教育、生死教育与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诸方面。它体现的是一种大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是以成就人格为核心的,而它最为关心的主要是人的道德与性情。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是以德为主。传统的教育并不是道德说教,不是填鸭式满堂灌的教育,而是春风化雨似的,让学生在点滴中有所收获,如诗教、礼教、乐教等。

   “仁、义、礼、智、信”“五常”具有草根性,是历朝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内在的生活信念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律令。“五常”的内涵,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连环画、家训、家礼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老百姓评价周围的人,常说这个人“仁义”,那个人“不仁义”等。

   现代普通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中仍然有“仁义”,有“五常”。天津白芳礼老人,靠自己蹬三轮车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从74岁蹬到将近90岁,他省吃俭用,挣下35万元人民币,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教师张丽莉,一天在该校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撞上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被撞客车猛力冲向路边的学生,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她,奋不顾身去救学生,自己却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肢。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桂希恩,1999年曾冒着风险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调查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发现该传染病是艾滋病,随即向中央反映艾滋病疫情,后又把病人请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同桌吃饭,在他家里留宿,他们夫妻两个人睡在地上,而把床让艾滋病病人睡。湖北黄陂孙水林、孙东林兄弟被人称为“信义兄弟”。2010春节前夕,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从天津赶回武汉,要在春节前把工钱发给农民工。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不幸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

   以上这些人与事就在我们身边。它告诉我们,五常等基本价值,今天仍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我们的广大民众,仍然信奉着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它也说明,五常之德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诚实守信,礼貌待人,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当下与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引导。面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等诸多问题,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有着重大意义。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养、整饬官德吏治、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传统核心价值观仍有效用。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国发展的软实力。五常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土壤!

  

   三、国学中有社会与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他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则是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安顿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仁政的基础首先是解决百姓的生活,在孟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下,百姓能保命并维持基本的生活已是非常难得了。为此,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为民制产。

   制民之产是为了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并接受教化。仁政以土地制度为基本保障,这还是生存权问题,民生问题。小民的土地宅园,核心家庭的基本温饱,老人的赡养均是仁政的主要内容。这里多次提到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粮食如水火那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等。凡此种种,皆可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民生为起点,切实而具体,皆是为民之生存与发展而设也。

   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所以孟子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百姓皆能亲其亲、长其长,则国益安矣。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良好的教育,方能使百姓心悦诚服,有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而再好的政治手段也不过与民争利、得民财而已,达不到得民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可见,不管是执政者自身还是百姓,皆应注重德性培养、礼义教化,否则“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上下交征利,国之亡可立而待也。关于人伦教化的问题,下面我们还要强调。

   国学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

   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记·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秩序、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让、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内容:以德为贵,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礼尚往来。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

   “有子(孔子的弟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据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这里“和为贵”的“和”就是“事之中节者”,即恰当、恰到好处。就治理家国天下的事务而言,礼的作用,以遇事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当为可贵。当然,不是为恰当而恰当,这里有文化价值的内涵。但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欲望与言行,则是礼的主要功用。这其中蕴含的“节度”的观念亦是值得发掘的。

   尽管“礼”与“乐”有不同的侧重,“礼”主别异,“乐”主合同,“礼”主治身,“乐”主治心,礼自外作,乐由中出,但诚如荀子所说,“礼”“乐”是相互配合发生作用的,特别是来“管乎人心”的。“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礼记·乐记》)“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礼乐教化,主要是和谐并提升百姓的。“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大宗伯》)

   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一个稳定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一定的礼仪规范为调节的,包括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

   “礼”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两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礼包含着法,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制度。儒家主张“明德慎罚”、“德主刑辅”、1币0车时1币0,又是法律制度。“一断于法”、“赏当其功,刑当其罪”、“执法必信,司法必平”等公平原则。荀子说:“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荀子·君子》)同时,荀子又主张不以私情害法,指出:“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荀子·修身》)他强调“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荀子·议兵》),“刑弥繁而邪不胜”(《荀子·宥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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