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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论“儒家启蒙主义”

更新时间:2017-06-29 16:31:24
作者: 黄玉顺 (进入专栏)  

  

   这些年来,“反思启蒙”乃至“批判启蒙主义”成为了学术界的一种时尚,更是儒学界的一种时髦。实际上,西方人的“反思启蒙”和中国某些人的“反思启蒙”,毋宁说是来自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前者是要更加彻底地“兑现启蒙承诺”;而后者却是“强国压倒启蒙”。今天的中国,救亡的历史任务早已完成,现实的运动是实现“强国梦”,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因此,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判断亟需修正,即压倒启蒙的已经不是“救亡”,而是“强国”。在这种态势下,儒家当中的不少人也被裹挟或裹胁,以至存在着使儒家再一次陷入毁灭、乃至自取灭亡的危险。有鉴于此,本文倡言“儒家启蒙主义”[1]。

  

   一、“反思启蒙”的三种立场

  

   仔细观察分析迄今为止的所谓“反思启蒙”或“批判现代性”的思潮,不难看出,它们来自三个不同的方向,出自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后现代主义;前现代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变异形态的极权主义。

  

   (一)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兑现个体解放的启蒙承诺

  

   有一种很普遍的误解,以为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启蒙的反叛。其实,后现代主义绝非现代性的对立面,毋宁说是现代性的深化,即寻求更加彻底的个体化,亦即真正兑现“启蒙的承诺”(The promise of the Enlightenment)——“人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man)、个体的解放(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乃是个体性,详见下文)。我们看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诸如解构普遍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诸如自我放逐、自我边缘化,其实都是在更彻底地强调个体的解放,也就是“人的解放”,这恰恰是“启蒙承诺”,即启蒙所许诺的“解放的理想”(the ideal of emancipation),而不是对启蒙精神的否定。

  

   所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反思启蒙的同时,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而是寻求一种新的、更彻底的启蒙,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这是“一种历史-实践性的检验,从而也即是我们自己对作为自由存在的自身所开展的工作”。[2] 福柯所强调的乃是个体自我作为主体的自由存在,这恰恰是现代性启蒙的根本精神。

  

   因此,需要严格区分两个不同的“启蒙”概念:一个是既有的诸如法国、英国、德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另一个则是一般的“启蒙”本身(the enlightenment itself)。前者指既有的现代化历史,它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所以是应当反思、甚至批判的;后者指现代性的根本精神,即人的解放、个体的解放,这其实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所坚持的。这类似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rung):一方面,既有的“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的源泉”[3];但另一方面,“对启蒙的批判,目的是要准备好一种积极的启蒙概念,以便把它从盲目统治的纠结中解脱出来”[4]。这种“积极的启蒙概念”绝非现代性启蒙精神的对立物,尽管是一种“新启蒙”[5]。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的见解值得注意。在他看来,迄今为止的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并不是由于实现了现代性的启蒙承诺,恰恰相反,是由于未能真正兑现启蒙承诺,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这确实是一种深刻的洞见。但哈贝马斯的观点也存在着错误:他误以为迄今为止的启蒙和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是由于观念上的“主体性范式”(subjective paradigm);因此,要兑现启蒙承诺,就需要实行“范式的转换”(change of paradigm),从主体性范式转变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译“主体间性”)范式。这是德国哲学一向的毛病:总是把现实的问题归结为观念的问题。事实正好相反:启蒙承诺所要解放的“人”,恰恰是作为“个体”的“主体”,而不是什么“交互主体”;真正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不是要推翻现实的自由社会的基本制度安排,实际需要的乃是“前主体性”的,亦即存在论(Being theory)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的社会运动,由此促成真正的人或个人的诞生。[6]

  

   (二)前现代主义的立场:徒劳的传统型“复魅”

  

   与“反思启蒙”、“反思现代性”相伴随的,是当今流行的“复魅”(re-enchantment)思潮,这是对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现代性“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叛。此所谓“魅”(enchantment)涉及韦伯所说的权力合法性的三种类型当中的前两种:(1)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其实并不看好;(2)魅力权威(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 Authority)(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力认同),韦伯对此也不看好;(3)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 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同),这是韦伯最为赞赏的,其实就是现代性的法制化的权力认同。[7]

  

   所以,必须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复魅”:一种是前现代主义的或原教旨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型;另一种则是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变异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复魅”,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或克里斯玛型。在目前的中国儒家里,这两种“复魅”倾向都存在着,而且具有某种合作、呼应的倾向。

  

   在当今中国的一些儒家中,传统型“复魅”已成为了一种时髦。一些儒家或多或少地、或明或暗地宣扬家族主义、宗族主义、男权主义、父权主义、君主主义、专制主义,主张中国人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并以此抗拒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科学等现代文明价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为此所进行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正如孙中山所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三)现代极权主义的立场:危险的克里斯玛型“复魅”

  

   目前某些儒家当中的某种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倾向,则属于韦伯所说的魅力型“复魅”思潮的。极权主义并不是前现代的或原教旨主义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但不正常的现象。极权主义的“复魅”严格来说并不是“复”魅,而是“造魅”,亦即制造某种现代意识形态的精神崇拜、现代领袖形象的个人崇拜等。

  

   极权主义对启蒙与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本质上是对启蒙承诺——“人的解放”的背叛。这与后现代主义“反思启蒙”的方向正好相反。这里,李泽厚对“救亡压倒启蒙”的描述,同样适用:“任何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个人的独立尊严等等,相形之下,都变得不切实际。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它消失了。”[8]个体的消失,即意味着人的消失;剩下的只是作为空洞口号的“人民”、“国家”。所以,极权主义还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征:

  

   现代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名义来利用民粹情绪。我曾说过,民粹主义(populism)其实并非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因而可以与任何主义结合,包括与极权主义结合。民粹主义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大众对社会之严重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因此,极权主义往往假“平等”之名而行。但是,假如不强调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平等就可能成为极权主义的基础;除非“平等”是说的人人同等的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平等就是极权主义的温床。

  

   二、启蒙的普遍意义

  

   本文的宗旨是通过对“反思启蒙”的反思,提出儒家的启蒙主义。为此,首先必须澄清“启蒙”的概念,即康德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启蒙”[9]。在“反思启蒙”的浪潮中,“启蒙”的本质其实仍然模糊不清。观察欧洲早期启蒙运动,其表象是针对封建势力,特别是政治领域的君主专制和思想领域的教会统治;因此,启蒙运动往往被叙述为“阶级斗争”、“阶级解放”。这其实是肤浅的认识,并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启蒙与理性

  

   有学者指出,有三种意义的“启蒙”:“启蒙主义在狭义上特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而广义的启蒙主义则可以看做是从17世纪到19世纪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然而,还可以有更‘广义’的理解,不是把启蒙主义看做是某个国家(例如英国或法国)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例如近代)的历史性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而是理解为人类必经的阶段,也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它标志着人的成熟。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广义’的启蒙,是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所阐发的观点。”[10] 显然,康德意在揭示启蒙的普遍性。以下是人们经常引用的康德的说法: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语出罗马诗人贺拉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1]

  

   这个启蒙除了自由,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作自由的东西,最无害的就是这个东西,即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12]

  

   在康德看来,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是指的不会使用自己的理性,而这并不是由于人们缺乏理性,而是由于人们缺乏使用自己的理性的勇气和决心,而最根本的是由于缺乏自由。因此,启蒙的特征是理性,启蒙的前提是自由。

  

康德将启蒙普遍化,即启蒙不仅是法国的事情,也不仅是英国、德国的事情(据此也不仅是西方世界的事情),而是人类的事情,即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但他根据自己的先验哲学,把启蒙归结为理性的事情(自由也不过是实践理性的共设之一)[13],这未必是启蒙这个“事情本身”的实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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