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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信刚:超级大国是如何构建自身智力体系的

更新时间:2017-06-29 07:18:20
作者: 张信刚  

   被采访者: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

   采访者:李大白(灌茶家)

   一个现代大国要想为自体长远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必须着眼于建立较为完善的智力体系。这个体系不只是国民教育,还包括各个层次、多个渠道的智力生态的构建。

   作为一个现代大国,应如何完成自身的智力构建?就此问题,香港城市大学荣休校长张信刚教授接受了笔者的访问。

   李大白:在历史上,东西大国智力构建的主要任务由谁承担?现代大国的智力构建与历史有何不同?其分水岭和标志是什么?

   张信刚:东西方基本都还是靠基础教育来承担这项任务的。美国的强大,就是从19世纪下半叶起,各州纷纷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后来法律规定每个国民都要接受十年义务教育,父母必须保证心智正常的孩子在16岁之前接受教育。日本的强盛也是从明治维新办起整个国民教育开启的。全面培养人才不能仅仅靠高层的命令,或是开办一些这样那样的 “人才培养班”。一个国家的智力构建,不是仅仅针对某一两个特殊领域的,必须要在基础教育上全面地扎实地下功夫。

   李大白:从二战到冷战,各国的智力构建大多是处于政治和军事目的,以冷战中美苏为例,双方都有加强智力发展的诉求,它们分别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这两个国家的做法是否具有代表性?

   张信刚:作为当时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智力构建自然是颇具代表性的。美国的基础教育上面已经提到,苏联自从1925年起,也大力推动全民接受中学教育。二次战后,美苏竞争很激烈。苏联的人造卫星首先在1957年上了天,引起了美国的危机感。于是美国立刻就开始大力培养本国的和吸纳外国的科技智力资源,设法从全球吸纳人才。

   这个决策对当时亲美而又不开放的台湾的大学生特别有吸引力,先后有二十多万人到美国留学,然后获得永居权。其实1945年,二次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当时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就给杜鲁门总统提建议,指出战后一定要把一部分省下来的军费用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因为即便是当时最为神奇而先进的原子弹也是先通过基础研究才造出来的。于是杜鲁门就提请美国国会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因此,生物学、化学、物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大量的研究资金撒出去后,许多教授手上都有研究经费,谁都愿意去找自己心目中的好学生,因此培养了大批美国科学家,也吸纳了大量的外国人才。从那以后,美国不止是应用科技遥遥领先全世界,它的基础科学的队伍远比其他国家强大而杰出,这一点可以从近五十年来美国人得到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医学奖的人数清楚地显示出来。

   苏联的情况,我想可以分为“斯大林时代”和“后斯大林时代”来讨论。这两个时代的智力构建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斯大林时代主要以政治教条为主,甚至连最好的科学家都被放逐了。在生物学上斯大林为了要塑造“苏维埃人”,刻意支持生物学家李申科的环境决定论,忽视美国学者摩根开启的遗传基因研究。后来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时代的做法,有些人即便是“戴罪之身”,或者不完全被当局信任,也可以让他们为国家做学术研究。比如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他是在苏联科学院工作的“氢弹之父”。其实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苏联科学院的选举大部分是凭真学问决定,较少人事关系和政治干扰;因此苏联科学院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院士是政治上受猜忌,社会上还受一定歧视的犹太裔。虽然在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还是政治挂帅,但苏联科学院院士的选举应该是按照学术标准进行的,美国在这一点上更是如此;1950-70的年代便曾有大批杰出的原子科学家反对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对人才有着强烈需求。苏联经常把东德、波兰等国家的人才请到俄罗斯留学、任职。苏联的智力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防需要推动的,而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是由广义的国家安全(包括军备和地缘政治)推动工程与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同时也注重基础研究,这是两者在高端智力构建方面的异同。

   但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要想有一套完整的智力构建体系,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小学、中学教育如果就不够好,对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没有启发,或是基础知识不够,那就很难造就出大批一流的人才。这样子培养出来的人往往无法深入和真正创新,只稍微做出点成绩就急于去当官管别人,或是在媒体上出名。

   李大白: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等企业基金会对于智力支持的贡献很大。商人为何会出钱支持研究?这些基金会在美国、在全球的智力构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张信刚:美国是最典型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资本说了算,大商人集团就是制订国策的人。美国有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它们的利益遍布全球,所以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一定会受到这些大公司的左右。1950年前后,美国一国的GDP占全世界总GDP的一半以上。这个阶段的美国资本集团最有影响力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等。洛克菲勒是石油大王,福特是汽车大王,卡内基是钢铁大王。较早前,美国的芝加哥大学、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以至北京的协和医院都是由洛克菲勒家族出资建立的。二次大战后,洛克菲勒家族极力推动建立联合国,特意把他们在纽约曼哈顿东部的一块地捐出来作为联合国总部。可以说,二次战后的世界秩序就是在洛克菲勒等家族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洛克菲勒家族虽然看上去是在做慈善,可是他们也并没有吃亏,联合国总部附近的地皮不知增值了多少倍。所以美国确实是一个大生意人决定政策的国家。现在,无论特朗普总统如何有钱,个性如何古怪,也难免要像以前的总统那样,受到大商人集团的影响。这几个基金会培养出的很多人后来都当了国务院、商务部、能源部和五角大厦的高级官员;很多退任的高官也会到这些基金会去担任理事或是高级研究员。

   美国的这些基金会,不仅致力于美国的智力构建,它甚至能辐射到整个世界的智力构建,因为美国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国家。它认为自己是“自由世界”的当然领袖,具有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

   美国精英阶层还共有一个相当普遍的概念——美国特殊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就是说,美国从宗教上、文化上、国力上、政治信念上、国家认同上来讲,都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国家的特殊国家——一批欧洲人到了美国,找到这么富裕而安全的一片土地,先是要田地有田地,要矿产有矿产,后来又要人才有人才(由于他们并不局限于找白种欧洲人),所有国民(包括非洲奴隶的后代)都首先自认是美国人,愿意为美国做贡献。20世纪以来的重要新发明新创造,基本都是美国人做出来的,因此一般美国人觉得,全世界的事都是美国的事,美国有宣扬美国价值观的使命。但是美国的地理位置使它虽然安全却相对孤立,通晓美洲以外情况的人并不多。比如说,此前虽然也有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来中国常住,出过一些像拉铁摩尔、司徒雷登那样的中国通,但毕竟是极少数。二次大战之前,美国国内新闻出版物对中国、印度、中东、非洲等地的报道非常之少;二次大战后,他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究竟会有多少语言学家和历史学者能自发地到中国,印度、非洲呆上二十年?这个时候政府和基金会的导向就发挥作用了:他们劝说,引领和出资协助美国教育体系加强对美国以外的世界的认识和研究,这不仅是在为它自己了解外部世界而进行的智力构建,也能把这些研究成果提供给被研究的对象,促进这些地区的智力开发,并且引导这些国家的知识界从新的视角去看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所以美国确实是对全球的总体知识做了贡献,同时也推动了美国的价值观。在福特基金会等的大力推动下,1965年之后,美国的一流大学纷纷设置了“东欧研究”、“东亚研究”、“中东研究”之类的被称为“区域研究”的专业与科系。

   这些基金会还支持来自全球的学生,看上去是惠及全球的,但是它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美国的国策就是要在全球做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比较容易看到的是:美联储把利息一加,全世界的商业都陷入困境;美联储多印钞票,全世界都受到量化宽松的影响,每个国家手上的美元都等于贬了值。这就像古时候的大帝国掌握铸币权一样;谁抓住铸币权,谁就能控国际贸易。美国就是抓住了今天全世界的铸币权。一如古时候,要有铸币权就必须要有军队,有能力掌握像石油这样的基本生产资料。为了要维持它作为领跑国家的长远发展,美国还需要培养认同美国价值观,向往美国社会,愿意在美国工作的人才;这不限于在美国出生的人,而是包括全世界的人才;这是不容易一眼就看出来的美国的“软实力”。

   李大白:在现代大国的智力构建中,商界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和商界的诉求是如何调节同步的?政界和商界、商界与学界应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既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实用性,又不会使学术研究成为商业目的的俘虏?

   张信刚:美国的政府虽然整体上是为工商界服务的,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经警告过,我们美国不能太过于受到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影响;他认为军政、学术、商界应该是彼此互动的,而不应该由大军工企业和政府的国家安全体系结成的综合体控制国家政策。事实上,美国有很多教授当国务卿,譬如赖斯,她此前一直在斯坦福当教授。高官离职后再去大学任职的也很多。保尔森以前是高盛的CEO,后来当了财长。美国现任的国务卿蒂勒森之前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商人都得依附于官府。美国既没有欧洲的封建贵族传统,又没有中国那种绵延多个世纪,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体系。

   但是美国继承了欧洲近几百年来的学术氛围。大家都知道德国的洪堡大学。虽然德国后来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洪堡本人却没有多少帝国主义思想,只是一心希望培养人才,奠定了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美国早期的大学也是继承了洪堡的这种思想,比如我在80年代任教的南加州大学,就是因为19世纪下半叶有一批信奉不同教派的商人觉得南加州的人口越来越多了,但没有一个好的大学供孩子们念书,于是三名富商共同出资办了一所不分教派的南加州大学。

   我1963年从台湾去留学的斯坦福大学,是为了纪念大富豪斯坦福的16岁儿子;这个少年游览意大利时因病死去,斯坦福伤痛之余,就以儿子为名,开办了“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简称Stanford University。所以美国大学的建立,主要不是因为先有“顶层设计”,而只是因为有需要便出现的民间自发的行为。斯坦福是一个富豪,他参与修建连接美国东西两岸的铁路而致富,后来又选上了加州的州长,所以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政治的考虑。总体来说,当时美国的联邦政府还不很强,所以美国大学的建立,基本就是欧洲后裔往各处移民,人口聚集到一定的数目自然就有办学校的需要。当然,南北战争之后,联邦政府通过了一个在各州拿出联邦土地供各州兴办大学的法案。许多州都因此而建立了所谓的“土地赠与法案大学(Land Grand universities)”。这批大学可以说是美国联邦政府 “顶层设计” 的产物。

   总的来说,美国商界与政府的配合,不是因为商界要特意响应政府的号召以讨好政府。也不是说政府官员一定要服从大商家的指使,贯彻资本家治国的立国传统,所以出钱出地支持高等教育。美国民间社会自发办学,逐渐建立起丰厚的智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富人捐助慈善事业的社会传统。今天排名第一,美国最老的哈佛大学和今天排名第二的斯坦福大学的来历都是如此。

在美国,商界和政界是有一致性的,但具体是谁主动因时而异。譬如区域研究,开始时大学是抗拒的。大学认为你要去做中东研究,语言学不懂,考古学不通,历史的史学论也不会,你用什么方法去研究中东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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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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