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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享: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更新时间:2017-06-27 13:53:15
作者: 魏文享 (进入专栏)  
推出年光垚、薛兰亭、郭丽泉等17人为委员。商人的策略是,由商会代表商民呈请日本当局及地方政权“准将所得税予以停征”各业公会为其后盾,以示民意支持,故称为“后援会”天津商会同时发函北京、烟台、唐山、上海、青岛、南京、太原、保定、开封等19个商会,请各省市县商会一致主张,共同进退。(21)

  

   天津商会及停征所得税后援会的号召得到各地商会响应。1938年10月2日,唐山市商会表示“追随贵会采取一致行动,以期最后胜利”10月7日,开封商会回函“此项不良税法,早为全国所否认”表示“兹承领导在前,自应追随于后”赞同天津商会的停征主张。10月25日,太原市商会将天津商会函电在例会上加以讨论,“全体通过,极表赞同,请予加入后援会”济南市商会亦表达支持,并致电北京伪临时政府作同步呼吁。(22)商会的呈请送达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及伪天津市政府,但被拒绝。据12月3日伪天津市政府的通告,“查所得税为各国通行正税,碍难停征,仰转毋得烦渎干咎”用语严峻,不容商议。天津商会并未作罢,12月25日,再次致函伪市长潘毓桂,称“今兴承蒙友邦义师,吊民伐罪,济困扶危,以新斯民而与更始”低声婉曲,认敌为友,无视大义。显示在日军刺刀之下,商会为维护正当利益,不惜自辱求存。言及税收时,丝毫不敢涉及政治,只能采“诉苦”策略。商会认为“商民担负苛杂50余种,于今征收尚均仍旧,并未取消,若再益以所得税,是痛苦未解,愈行加重”面对伪政府之斥责,商会表示“曷敢烦言蔑视人民应尽之义务”同时列举所得税不合商情之处,一是我国商民营业之行为、公司之组织与他国不同,二是“赤祸”方敛,交通梗阻,交易冷落,希望政府维护商民之财源与经营。商会以租界与华界之税收差异作为理由“向来华界征收各种捐税之权从未施及租界之华商”如果征收所得税,将使更多华界商号迁居租界,华界恐会“市廛凋敝,经济枯竭”。(23)

  

   这样的理由,在抗战前所得税开征时商会就已有所表达。天津商会曾与上海商会、汉口商会等联合表达暂缓要求,认为苛税未除,又加新税,殊不合理。至于华界、租界的税权不平等问题,向来一直存在。西方各国凭借不平等条约之治外法权,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纳税收,自北京政府时期征收印花税始,后来的营业税、所得税均难以在租界之中落地。天津沦陷之后,租界的地位仍得保持,反因大量人口、财富拥入而更见畸形繁荣,也有大量华商逃入租界以保财产与人身安全。至于由此带来的避税逃税问题,确是存在事实。(24)不过,这一情形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未能阻止国民政府开征所得税,在此时也很难有更强的说服力。伪统税公署将天津商会呈请送交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行政部,行政部否决了商会的提呈。(25)

  

   天津市的各业同业公会作为商会的行业会员,一方面推动商会出面代表商民交涉,一方面也努力发挥后援会的作用,配合商会呈请,壮大民意声势。1939年2月,天津市计有74个行业的同业公会联合致函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天津特别市公署,再次要求“缓征所得税,以恤商艰”。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对此颇不耐烦,指令伪天津特别市公署转告商会及同业公会“毋再烦渎”。(26)伪市长潘毓桂果然依令而行,在回复天津市74个行业同业公会的通告中,再次予以斥责:“查所得税,政府已规定为应征正税,且为各国通行,兹为体察社会经济状况并顾国家税收,正将该项税则修改,藉轻人民担负,不日颁行,该代表等所请缓征一节应毋庸议。除批令该会转知外,合行令仰转饬知照,毋再烦渎。”(27)仅表示可能修改税则,在是否缓征或停征问题上,不容再议。伪天津统税分局致函天津商会“修改税则另属一事,应转知各商从速申报,免触罚章”税局之意是在提醒商会,尽快通知会员照章纳税。

  

   商会放下尊严,低声下气,期待能够停征所得税,并没有得到伪市公署的解释与同情,反而以“毋庸烦渎”加以喝斥。委曲上呈,铩羽而归。在日本占领之下,伪政府不敢违抗上峰命令,商会也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空间。不过,由这一过程,可见商会虽经改组,会长亦为投敌分子,但是商会受会内民意驱动,仍然在维护商界利益方面有所行动。

  

   呈请停征之时,商会也组织进行税法研究,以为筹划集体行动做准备。1939年3月,天津市商会赋税研究委员会多次召集委员,联合会计师、律师共研税法。3月10日下午,在市商会会议厅,李润田、吴质夫、刘静山、薛兰亭等19人聚集商议。会计师杨谷受提出现在推翻税法、停止征税基本不可能“应先行取消各种不良之税,再行施行所得税,或请减轻所得税。”刘纯甫提出,各业申报所得税的表章应汇总交商会办理,在修改税章期间,商会、同业公会应与税方交涉不得向各商号催报。薛兰亭同意刘纯甫的意见,建议商会应缜密研究,制止税方单独催报。至于有委员提出应仍向伪政府反映取消苛杂、租界与华界同税等意见,董事纪仲石说“两理由固为确实之理由,不过业经一再交涉,均遭驳斥”,他的意见是申请缓办。最后,委员共同表决以商量办法取代抵抗、屈服两法,以赋税研究委员会为主干,协商策略。初定之步骤有五:

   ①未确定以前,如何制止不得单独向商号要求申报单报;

   ②市当局、税当局、商会三方面会商,如何减轻负担,平均之市税若干种,由税方弥补;

   ③华界与租界如何平匀待遇;

   ④在修改税则尚未颁期间,双方如何研究办法;

   ⑤函达各公会、商号,请将各业申请书送交商会汇总核办,不得单独填送。

  

   会议还决定推举负责人员,分向各当局商量,同时也请各同业公会报送交涉意见。(28)在呈请停征失败之后,商会准备用商量的态度与伪政府打持久战。核心是以商会作为商民交涉的中心,与政府、税局保持接触,避免税局单独向单个商号突破。这一商量办法,可以称为“团体协商法”。3月14日,在市商会会议厅,赋税研究会委员及会计师、律师举行第二次联席会议,薛兰亭任临时主席。会议决议:呈请伪市公署制止统税局在新税则未颁布前不得单独向各商催填申报表。同时决议联合北京市商会采取一致态度。(29)此法有利于维护商会的集体代表权和话语权,减少交涉成本,也可避免税局对于商民的个别滋扰。

  

   天津市商会推举刘静山、薛兰亭、年光垚、朱厚叔及孙冰如为代表赴北京,与北京市商会会长协商共进,请求伪政府豁免1938年度营利所得税,宽限1939年的申报时间。经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协商,1938年营利所得税获免,1939年申报资本额时间宽限至7月底。商会交涉终于取得了可见成果。(30)未加入商会、公会的小商号,也推派代表与税局接洽。

  

   在汪伪政府修改了《所得税法》之后,所得税额更形增加。1941年4月,伪天津统税局按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的部署,在天津成立了所得税审查委员会,专事审查税务争议事宜。委员会中除统税局长梁凯铭、日本专员佐腾志外,还有商会会长刘静山,商会委员邸玉堂、孙冰如,警察局长郑遐济、会计师张赞勋也名列其中,刘静山还被推为主席委员。(31)从形式上看,审查委员会是为解决争议而设,商会代表加入有利于与官方平衡。但在税政官员及日本代表加入之后,委员会是否能够公平裁断就存有疑问。在汪伪政府时期,天津商会在所得税方面的工作仍然是不断请求缓征与减免。1941年6月,天津商会因“物价飞腾”呈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要求暂行缓征第二类所得税,遭受训令否决。(32)1942年9月,因所得税税率提高“税额增加过多,商民负担太重”商会又多次呼吁减税。9月3日,商会呈文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日本官员“建议修改合理税率,一方面培养资源,一方面顾虑建设,既免削足适履之嫌,又无因噎废食之弊,发展均衡,折衷悉当”。(33)在经济形势整体恶化的情况下,商人经营艰难,商会不得不屡挫屡呈。在会内民意推动下,商会仍保有一定的集体行动能力。但失去了法律和道义上的支持,商会的实际影响力大为削弱。在致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呈文中,结语处竟写:“恩出于上,钧部爱护商民之热意,如旭日照临,将普遍流露于市井里巷之间矣。”(34)摇尾求存,不忍卒读。

  

   三、天津商会与营业税代征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营业税是为取代裁撤之厘金、弥补地方财政虚空而开征的。1928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全国裁厘委员会议决营业税办法大纲,规定各地厘金裁撤后,即开征营业税,作为地方财政的抵补。到1931年,各省订定施行细则,开始征收。后国家正式颁发了营业税法,各省市陆续开征营业税。该税初属地方税种,在1941年则划归国家财政,由财政部直接税处征收。

  

   在华北沦陷之后,伪政权仍以营业税为地方税。1940年,伪天津特别市公署拟恢复征收普通营业税,并于该年1月成立了营业税征收处,隶属于市财政局,同步颁发了营业税征收处组织章程。营业税征收处成立之后,鉴于“商人多不明手续,设非响应灵通,恐有遗漏之虞”因此拟定开征办法,函请天津市商会及各业同业公会协同催征“如有新开业商号,照章申请纳税,倘有观望遗漏不申报者,亦请协助剀切劝导,以利推行为荷”。(35)

  

   旧法新用,商会协征,伪政府希望以这样的办法来减少营业税推行的阻碍。不过,商会对于恢复营业税的政策并不欢迎。1940年4月,天津商会呈请伪市公署“不论新旧商号恳请一律征收铺捐,不另征营业税,以期繁荣而维商业”。(36)伪天津特别市市长温世珍回批表示“营业税为正当税务,此次恢复开征,为何必商艰起见,采取渐进方式,对于新开业商号照章征收营业税,不再另征铺捐,以期逐渐改善。来呈所请不论新旧商号仍一律征收铺捐一节,与原案意旨不合,碍难准予照办”拒绝了商会的停征请求。(37)自1941年1月起,所有各商号一律开征营业税。商会不愿放弃,仍继续呈请缓征营业税。2月,天津商会又派全体常任董事与伪市财政局及日籍顾问接洽,希望能够暂缓,但伪市财政局直接表明“此案系北京兴亚院核议办理,势非推行不可”。(38)恢复营业税系日本占领当局的既定政策,商民反对难以奏效。

  

开征办法也是沿用旧法,系1935年4月公布的《天津特别市营业税征收章程》。征收章程规定“凡在天津市境内营业的,除中央法令别有规定者外,无论中外商民均应依本章程之规定缴纳营业税。”课征标准以营业收入额及营业资本额二种为限,每业仅限一种。营业税处应组织营业税评议委员会,并有派员检查营业者所用帐簿、文书、单据、货物之权。原定的营业税税率表分为六大类征收,第一类物品贩卖业,征收标准是营业额,粮食、面粉业等六业按1‰课税,纸业等39业按2‰课税,水泥业等15业按5‰课税,西式服装业等29业按10‰课税。第二类制造业中,征收标准是资本额,碾米、磨面业等3业按1‰课税,丝、麻、草织物品业等17业按2‰课税,玻璃业等19业按5‰课税,皮革业等17业按10‰课税,调味品业等17业按10‰课税,玩具业等6业按20‰课税。第三类印刷出版、文具教育及书店书局,按资本额2知征收。第四类交通转运、包作业、洗染业、经理介绍业按营业额2‰征收,拍卖按营业额5‰征收,货栈业、行栈业按资本额5%?征收。第五类租赁、浴室理发、饭馆按营业额2‰征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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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史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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