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石川祯浩: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

更新时间:2017-06-23 15:02:45
作者: 石川祯浩  
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宗教本来是没有的,他们偏要无中生有,人造迷信……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

  

   就这样,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于3月17日发布第一次宣言后,很快就以北京的大学和专门学校为中心组建了很多支部,随即各支部的通电相继发表,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响。《晨报》当初曾以支持的姿态报道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但在运动爆发后转变了态度,连日积极介绍通电内容。非宗教大同盟还于4月9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大礼堂召开演讲大会(主席萧瑜),参加者达到千人(一说两千人),目的是向同一天举行的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式示威。后来,4月16日、5月10日又再次召开会议,6月18日召开第1次干事会,讨论人事与活动安排等问题,活动一直在持续进行。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圆满闭幕,各国与会人员陆续离开北京,反宗教运动也逐渐趋于弱化。从报纸的报道来看,该同盟在同年8月15日的《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之宣言书上署名,《晨报》1922年8月15日。应该是该组织的最后一次露面,而后活动停止。

  

   然而,因非宗教大同盟而聚集起来的北京文化界诸势力,在同盟活动停止后不久,依然在一起共同合作过。关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情势,即对运动主体——李大钊代表的中共北京组织,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动向予以关注。李大钊在反基督教运动还在继续的5月12日,与胡适、蔡元培等人就“我们的政治主张”(即所谓“好人政府”主张)进行谈话后,决定加入。同年8月到10月,对于接踵而至的女权运动同盟、民权运动同盟、国民裁兵运动等,北京的共产党组织积极参与,提倡治安警察条例的撤销、强调妇女参政权、劳动立法等民主权利。

  

   李大钊所加入的“好人政府”运动,曾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严厉批判,可见李大钊的加入是一种脱离党指示的个人行为。因此,我们也无法断定李大钊参与女权运动同盟、民权运动同盟、国民裁兵运动等,是否全部源于共产党的指示方针。但这一时期,确实是北京共产党派人士与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人的蜜月期,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五四”以来的民主思想,以及用科学精神打破迷信这一思想基础的存在。1922年的北京非宗教大同盟,也是其中各方关系协调平衡的体现。

  

   三、上海的反基督教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北京地区的反基督教运动以“非宗教大同盟”为中心而兴起,与此同时,在上海也掀起了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运动,称“非基督教学生同盟”。

  

   北京和上海的这两个同盟团体究竟是何种关系,至今尚无法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在目前反基督教运动的相关研究中,也没有人对其性质进行过明确区分。同时代的见证者,《北京周报》记者藤原镰兄对二者的区别,做了以下阐述:

  

   反宗教阵营是反对所有宗教的,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宗教是迷信的,人们必须服从科学的精神。反基督教阵营则是反对基督教本身,所以自然有各式各样的人参与进去。例如,属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一派的基督教轻视物质、反对迎合资本主义,有的则因奉孔孟之教而反基督教,甚至还有佛教信徒,可以说含有各种复杂的分子。但实际的社会运动,是对抗基督同盟的,所以反宗教的人和反基督教的人都会参加。

  

   1922年3月至4月,中国各地频频发生反基督教运动,其团体组织的名称确实是“非宗教大同盟”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二者并存,正如藤原所说的混合状态。但是上海,作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总部所在地,它的运动却不能以“含有各种复杂的分子”一言以概括之,因为上海的运动还是具有鲜明目标的。下面先简述上海反基督教运动的形成与其方向。

  

   首先来梳理上海反基督教运动的组织过程。运动开始组织于1922年2月26日,与北京一样,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将在北京召开的消息在年初一经报道,上海的一批年轻人很快在2月26日召开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第一次筹备会议,商议同盟的组织方法及抵制大会的对策。紧接着3月4日,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同盟章程与执行委员会的人选,还做出以下决定:“一、发表宣言,表明态度;二、通电全国各校学生,促其一致反对;三、登广告征求反对基督教文字,印成小册子分送全国,以唤醒国人之迷梦”。9日发表宣言,10日用速递将通电送至各地学校、报社。原本应使用电报的“通电”被速递所代替,据说是因为运动筹备方资金不足。然后又刻不容缓地在3月11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非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征文启事》(12日开始改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征文启事》)的广告。通过这则征文启事收到的反基督教文章,于20日印刷成册,并马上向全国邮送。这应该就是张钦士所说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手册——《我们为什么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

  

   然而在同盟手册问世之前,刚刚转移至上海的《先驱》杂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的机关刊物,主编施存统),就已经将第4号(1922年3月15日)打造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迅速报道了该同盟的宣言、通电及章程,并刊登了收录在同盟手册中的五篇文章,如陈独秀的《基督教与基督教会》。由此可以断定,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与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同一组织。而且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部,设在法租界大沽路的356、357号,这也是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的所在地。虽然《先驱》第5号中的《本刊启事》声明说“本刊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非一个机关,只因同情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故为彼出一特号”,但由施存统领导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甚至是中共中央,是该同盟的母体(或领导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华俄国人利金向莫斯科递交了运动进展情况报告书(1922年5月),这份报告书印证了上述判断,内容如下:

  

   运动的基本力量确实是我们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非基督教同盟只不过是一个合法的挡箭牌,……上海中央局建立了由7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实际领导,它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计划,可归纳为以下五点:1.组建合法的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其中央机构设在上海;2.制定同盟章程;3.召开非基督教组织代表大会;4.通过派我们的同志以基督教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来从内部破坏基督教代表大会;5.通过派我们的同志参加基督教同盟地方组织来瓦解基督教同盟。

  

   其中计划4似乎未被实行。翻阅中共方面的资料,也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如武汉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就是上海临时团中央授意组织的,武汉发往上海的通电的接收人,就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施存统。另外,武汉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启事的印刷,以及对各学校、各团体的宣传动员,也要作为青年团活动的一部分向上海汇报。

  

   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0年8月,但在翌年5月因内部组织混乱而陷入低迷,一度曾解散。1921年11月,因张太雷的提议得以再次组建。1922年1月,施存统因在日本参与共产主义活动而被驱逐出境,他回国后兼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的领导人。面目一新的青年团正在积极谋求活动空间与时机之时,北京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消息,恰到好处地来到了他们面前。

  

   其实在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兴起之前,1922年1月30日至2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革命青年大会(与远东人民会议[亦称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派代表参加)已经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应该警戒、对抗的是基督教以及基督教青年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青年回国时已经是春天了,待他们将含有上述精神内容的会议要旨在中国发表出来,已经是反基督教运动平息后的九十月份(《先驱》第11、12号)。因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二次组建时,为避免重蹈覆辙,欲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来统一成员的信仰,所以等不及莫斯科方面指令的到来,就已经在反基督教的活动中打出了较强烈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反基督教运动,受到了共产国际或在华俄人何种程度的指导,尚无法明确。

  

   《先驱》第4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称:

  

   我们知道,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所以,我们认定这个“助纣为虐”的恶魔——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底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世界的资产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坏了。各国资本家……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拥入中国,实行经济的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底先锋队。

  

   很明显,这是将没能在北京运动中看到的,或者说被有意回避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反基督教言论推到了前面。在上海方面,之所以在几种宗教中只反对基督教,是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主义”相关联。这一倾向与北京地区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即以反迷信、反愚昧为基础、反对所有宗教的倾向是不同的。如陈独秀、张闻天等上海的共产党员认为,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局限于宗教非科学性的反宗教论调,理论与运动均不够彻底,对此提出异议。所以上海的反基督教理论,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宗教是人类的鸦片”,频频将基督教形容为资本主义的“工具”“走狗”“恶魔”“妖魔”等。

  

   对于以反资本主义为中心基调的基督教反对论,社会上自然是异议迭出。即使当初积极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启事广告提供版面的《时事新报》,此时也对明显具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文章表现出难色,转而呼吁科学精神的振兴。理由是在反对基督教之前,首先更要反对中国传统宗教中存在的低级的迷信与习俗。《时事新报》认为,为基督教贴上“恶魔”“走狗”的标签、以真理自居的态度本身,就是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武断,并表明要与此划清界限。

  

其实,即使没有《时事新报》的诸文章,想要批判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带有浓重社会主义色彩、幼稚、偏激的反基督教论,也并非难事。吉野作造(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进步学者)欲以基督教徒的身份参加北京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后来没有成行),他对于将西方基督教的历史只是简单用“罪恶的累积”一语以蔽之的论断的片面性,做了以下评价:“如果要说[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的本质,无非是书面翻译过来的社会主义观点……只是如今会在中国兴起这样的运动,是因为社会主义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的确如他所说,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可以从“幼稚”的“书面翻译过来的社会主义观点”的角度来解释说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邢宗民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809.html
文章来源:《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