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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象探源》

更新时间:2017-06-23 14:54:27
作者: 石川祯浩  

   摘要:在20世纪初,“睡狮”、“醒狮”成为中国士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性说法。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睡狮/醒狮”形象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绪符号,再次引起人们热议。不过,清末“睡狮”说的起源还有待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涉猎了众多资料后,发现“睡狮”形象最早是在戊戌时期由梁启超创造出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梁提出的“睡狮”实际上是指弗兰肯斯坦之怪物。梁之所以作这样的解释,是因为他受天津《国闻报》的一篇文章(和严复按语)的启发而把弗兰肯斯坦误解为状如狮子的人造机巧怪物。“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其间接得到的有关吴士礼(Wolseley)、弗兰肯斯坦之怪物的知识,发挥想象力与其读过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于1898-1899年创造出来的。与我们现在的常识不同,在那之前外国没有称中国为“睡狮”的例子。应该说,清末“睡狮”形象急速而广泛的传播是基于梁启超创造、发明的“睡狮”而出现的文化现象。中国=“睡狮”(Sleeping Lion)这个表述,首先是在清末中国人之间迅速流行,然后才流传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舆论界的。

  

  

   关键词:睡狮;弗兰肯斯坦之怪物;梁启超;曾纪泽

  

  

   序言--缘起

  

   2004年,梁启超研究不可或缺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日文版出版了①。该日文版的最大特点有二:即在校订汉语原著基础上进行了准确的翻译,并加了丰富的译注(共3940条)。历时十年而成的大量译注与书后的人名索引以及别名一览表,极大地提高了该书的利用价值。笔者也曾参与该书的翻译,并承担了部分译注。但有几个问题最终没能解决,其中最大的问题与戊戌年(1898年)梁启超在北京召开的保国会上所作的演讲有关。

  

   1898年4月21日(闰三月初一日),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于北京召开,梁启超在会上演讲,敦促中国士大夫奋起。他说:

  

   嗟乎,昔曾惠敏作《中国先睡后醒论》,英人乌理西(英之子爵,今任全国陆军统帅)谓中国如佛兰金仙之怪物,纵之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奋牙张爪,盖皆于吾中国有余望也。②

  

   知道了“乌理西”即吴士礼(Wolseley)、“佛兰金仙”即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那么,这段演讲翻译起来本来并不困难;但实际上却大费了一番周折。问题源于译注。日文版译注就“曾惠敏”(即曾纪泽)、“乌理西”(即吴士礼)、“佛兰金仙之怪物”分别有如下注释: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长子,近代中国著名早期外交家。离开欧洲外交舞台后的1887年1月,曾在伦敦的《亚洲季刊》(Asiatic Quarterly Review)上用英文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原题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表达了中国现任外交官的国际政治立场,引起了广泛瞩目。后该文经颜咏经口译、袁竹一笔述被收入《皇朝蓄艾文编》。该文以北洋海军的建设等军备现代化为中国觉醒的根据,主张强兵应先于富国,强化国势须从速充实外交。后来,持变法论立场的何启、胡礼垣认为曾的这个主张不彻底,并在其《曾论书后》(《新政真诠》)中予以强烈批判。

  

   [吴士礼](Garnet Joseph Wolseley,1833-1913),英国军人。1857年初次来华执行军务,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主张援助清朝镇压太平军。后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历任军政要职,1894年升任陆军元帅,翌年任英国陆军总司令。著有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Longman,1862),该书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

  

   [佛兰金仙之怪物]英国女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的怪异小说中的人造人(Frankenstein今译“弗兰肯斯坦”)。小说出版引发广泛热议是在1818年,因此,吴士礼以此比喻中国并不奇怪。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的比喻的,不得而知;但他在1899年发表的《自由书·动物谈》(《饮冰室合集·专集》2,第43-44页)中提到,有一个叫“佛兰金仙”的人造怪物沉睡在大英博物馆,还说曾纪泽曾称其为“睡狮”或“先睡后醒之巨物”。但曾纪泽上述《中国先睡后醒论》等文章里,并没有类似表述。③

  

   笔者编写这段译注时最感困惑的是第3条。分条列目地解释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是由英国人雪莱创作的等并不难;问题在于,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曾以此比喻中国的。还有,如上所述,梁启超在翌年即1899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不仅也有类似描述,还将其与曾纪泽的言论(《中国先睡后醒论》)结合起来,更说佛兰金仙之怪物就是“睡狮”。进一步探讨则会隐约发现,我们熟知的近代中国的象征即“睡狮”这一表述(字句),其实最早就出现在梁启超1899年的这篇文章中。也就是说,“睡狮”、“吴士礼”、“佛兰金仙之怪物”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关联。

  

   但是,在编写译注的过程中,笔者最终没能搞清来龙去脉,只好暂作“梁启超是如何知道吴士礼的比喻的,不得而知”、关于“睡狮”以及“佛兰金仙之怪物”,曾纪泽的文章中“没有类似表述”。本来,日文版译注的目的,正在于就此类模糊、暧昧的事项为专门研究提供信息,而并不在于对常见事项作一般性说明。因此,笔者一直认为上述语焉不详的注释是一种耻辱,试图得到一个更清晰的解答。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史学界有关象征性符号的研究取得进展,这几年围绕“睡狮”这一表述起源的研究日趋活跃。代表学者是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氏和单正平氏④。费约翰极力否定人们熟知的那句“中国(睡狮)醒来时,整个世界都会震撼”的话是出自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之口,说那纯属谣传。他的主张大体如下:

  

   拿破仑谈论中国觉醒一事纯属谣传,没有任何的法文书面资料能够证明这句话是拿破仑说的。将它归功于拿破仑,未免剥夺了晚清官员们[指曾纪泽]的知识产权,正是他们,在19世纪末最早让世界注意到了中国的兴起。⑤

  

   在此,费约翰强调,在19世纪大谈睡狮中国将要崛起的正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具体而言,就是从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开始的。单正平则在其著作中单立一章,专门分析“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并在涉猎了众多资料后得出结论,强调了曾纪泽和梁启超在其中的作用。他说:

  

   “睡狮”说的发生过程可能就是:曾纪泽命名博物馆机器人为睡狮(姑妄信其有)、且在题画诗中对狮子的特征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有所提示——英国人将弗兰金仙的命名转述给日本人(?)——梁启超读日文报刊而知此说法——梁启超撰《动物谈》——黄遵宪、邹容等人继而援用。但这仅仅是推测,尚缺乏事实的依据。⑥

  

   毋庸讳言,单氏的这项研究,其资料基础非常扎实,大大缩小了我们和真相的距离。但是,单氏自己也承认,还缺乏决定性证据。总之,单氏的结论也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由于这几年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以及举办奥运会而催发的爱国热情的高涨,中国是“睡狮”这一话题近来重新升温,“睡狮”作为洗雪近百年屈辱的象征而再次引起人们热议。笔者也想借此机会来洗雪编写译注时留下的耻辱。

  

  

   一、探源之一

  

   上述单氏的研究,无疑为我们探讨“睡狮”说的起源提供了许多启发,但也留下了几个问题。主要有三点:

  

   单氏称梁启超初次谈及弗兰肯斯坦(或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是发表于1899年的《自由书·动物谈》⑦,暗示可能存在来自日本的影响;但如本文序言所述,至迟在来日前即1898年4月21日在保国会上作演讲时,梁启超已在谈论弗兰肯斯坦和曾纪泽。

  

   包括《中国先睡后醒论》在内,曾纪泽的文集中并没有“睡狮”、“佛兰金仙”这样的字句。

  

   同样,吴士礼的著作中,也没有把中国比作“睡狮”、“弗兰肯斯坦”的语句。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关键要弄清第一个问题,即梁启超在保国会所作演讲的内容来自何处。梁启超此前数年在上海购得《瀛寰志略》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⑧,而这时却能够谈论吴士礼和弗兰肯斯坦,是因为他不久前读到了天津《国闻报》刊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王学廉译自英文的《如后患何》(译自英国《国运报》1898年1月1日),文章主张中国有可能觉醒并存在潜在威胁,文后并附有严复的按语⑨。其部分内容节选如下:

  

   我英现任陆师大元帅某君,曾于数年前论中国事谓:中国民众四百兆假天生拿破仑于其中,奋其才勇以为之君,振长策以鞭笞宇内,数年之后,欧洲之人将绝迹于亚东而太西种族将为所逼处。(严按语:所谓现任大元帅者盖乌理西子爵,其平居论中国之大可用同此。彼盖得于戈登也。)

  

   中国既寤之后,则将为佛兰金仙之怪物。斯怪者任其卧则安寝无为,警之觉则大奋爪牙起为人害。……呜呼,佛兰金仙之怪物一机械之巧耳,知之则不足畏。若夫,中国物博人众,用西国之法以困西国之民,其将为欧洲之害,迥非金仙怪物所可比者,是则大可畏也。(严按语:佛兰金仙怪物者,傀儡也,见于英闺秀谐理之小说,傅胶革,挺筋骨以为人,机关枨触,则跳跃杀人,莫之敢当,惟纵其酣卧乃无事。论者以此方中国,盖亦谓吾内力甚大;欧之人所以能称雄宇内者,特以吾之尚睡未醒故耳。)

  

对该文中有关吴士礼和佛兰金仙的表述与梁启超在保国会上的演讲作一比较即可发现,梁在演讲中几乎原文引用了该文的内容。而按语也表明,严复不愧为当时首屈一指的西学学者,对吴士礼的一贯主张⑩、小说《弗兰肯斯坦》的著者及其内容等,都有相当准确的把握。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将怪物弗兰肯斯坦的形状、印象准确地传达给中国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读者在读了按语后会产生怎样的想象。惟一肯定的是,梁启超等想象中的怪物形象与我们现在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形象是有巨大区别的;而且,从他们将此形象投射到沉睡的中国身上这一点看,他们对这个怪物的理解似乎是正面的。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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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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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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