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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祯浩:近代日本人眼中的共产党

更新时间:2017-06-21 15:45:05
作者: 石川祯浩  

   采访、撰文:徐添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与精通古史、善于在古典文献中找寻邻国历史蛛丝马迹的京都大学同事们相比,现年54岁的中共党史专家石川祯浩显得很另类。1963年在山形县出生的他,毕业于京都大学,自研究生时代起一直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与中共党史的研究,堪称日本中共党史方向最优秀的学者之一。他的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论文选集《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不但享誉日本国内学术界,在中国亦引起近现代史学界的强烈反响。

  

   2017年5月,石川祯浩老师同京都大学另一位著名学者狭间直树先生来华与出版社商谈《梁启超年谱长编》译注出版事项,《东方历史评论》借此机会与石川先生进行了一小时左右的访谈。以下为采访内容,经与石川先生商榷后发表。

  

   1、如何开始研究中共党史

  

   东方历史评论:在读博士期间,您是怎样学习的?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求学经历,谈谈您是怎么走上研究“中共史”的道路?

  

   石川祯浩:现在回想起来,记忆可能有些不大清楚了。我在京都大学读书时候原本选择的是现代史专业,我们的专业不是按地区分开,而是大致将世界各国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这是京都大学现代史专业设立的一个目的。我是这个学科的学生。

  

   本科三年级的时候,我来北京大学留学,当时只是一个普通进修生,那时候之所以会来北京,可能是本来对中国,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有兴趣。但是,为什么选择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现在回想起也想不清楚,可能有部分原因是来到这里以后,我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代史课本讲的都是所谓的革命史。

  

   东方历史评论:您是哪一年来中国的?

  

   石川祯浩:从1984年到1986年,我在北大留学两年,那时候在课堂上讲的历史都是革命范式,而我在京都大学读的是普通的一般的中国历史,不像中国北大那样的革命史,所以听到的那些老师的课,感觉非常新奇,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三次左倾路线这样的提法。所以,我首先有点感到好奇,竟也有这样历史的解释、观点。对中国革命史的兴趣也就由此开始。

  

   不过回到日本京都大学以后,我自己写的毕业论文却不是革命史。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技术官僚,这些有专门知识的人从政当官,从事广义的国防建设。当时国民党下面有一个叫资源委员会的直属机构,它是全面动员全国人力、战略资源的机构。我的本科论文就是围绕资源委员会的成员经历,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进入硕士学习阶段以后,我要选一个自己硕士论文的题目。起初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当时只要是日本大学的硕士生,每年都要在老师和同学面前要做几次报告。于是我也不得不做一次初步性的报告,当时就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早就听说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受到日本影响比较多一点。但是,具体有哪些著作翻译成中文却不大清楚。所以我就拿中国方面的,比如说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和同一时期的有关社会主义的日人著作互相核对,发现有几篇文章是根据日文版翻译或者改写的。当时我发现这样一处相似的地方,心里就很高兴,接着又发现一个,又很高兴,慢慢地,我将这些相似的文章集成到一个中日翻译对照表,完成以后,这个材料就做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基础,后来再加上《中共创立史》,就写成了我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和共产党的成立》。这是我对中共党史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后来我的研究兴趣就发展到有关中共党史史料的编纂史上去了。我本人对所谓的“运动史”或“革命史”,或者说是“运动”本身没有多大的兴趣。这点是我和狭间直树先生这一代人不一样的地方。狭间直树老先生受过中国革命的影响,毛泽东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但是我是在1982年读的大学,那时候毛泽东已经不在了,而革命运动也已经后退成为了一种历史背景,所以那时的我也就不再对革命本身有兴趣。大致上就是这样。

  

   东方历史评论:在中国,大家一说到京都学派,很多人起出会想到内藤虎次郎、桑原骘藏等学者,但是他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大家对于京都学派的近现代史研究都不太了解,您能说说京都大学的现代史研究是起源于何时吗?

  

   石川祯浩:其他大学可能和京都大学有一样的情况。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还是厚古薄今,研究古代多一点,研究水平也高一点。相对来说,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以及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发展得很晚。一直到了狭间直树前辈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才开始有了一点点的研究活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是这样,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一次举办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会,是60年代的辛亥革命研究会。

  

   您说的桑原也好,内藤也好,他们都是日本战败前从事研究的前辈。他们实际上研究的是中国近代以前的历史。从具体的年代来看,近代以后的历史研究还是比较晚近的。所以可以说它的研究传统和内藤、桑原这些老学者,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东方历史评论:但如果要说有一个渊源的话,应该提哪一位学者?

  

   石川祯浩:渊源的话要提岛田虔次先生。岛田虔次先生原来是中国思想史的专家,他原来是宋、明、清时期的思想史专家。这位老先生的知识层面非常广,而且对中国古典的理解也非常深入。岛田先生对近现代史也感兴趣,他一直说,应该有人更好地去研究近现代史。当时在日本国内,留在学校研究近现代史继续念硕士、博士的学生运气也不太好,找工作非常困难,就是像现在中国的博士生一样。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人,工作很难找,所以选择这个领域的人里面优秀的不多。岛田先生一直希望年轻的人应该研究这个题目,他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得到应有的待遇。他鼓舞年轻人从事近现代史的研究,自己也把研究领域从原来的思想史转到近现代史,写了辛亥革命时期人物传等几篇非常好的文章。所以,岛田先生可以说是我们京都大学近现代史的开山人物之一。

  

   另外,还有一位小野川秀美先生值得一提。这位先生也是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他原来是金史专家。小野川老师也觉得,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学科进行研究,他自己做了一个《民报索引》,《民报》就是中国同盟会的刊物,里面内容本身非常有意思,作为一个中西思想交流史的材料也非常有趣。这是当时革命党人怎样吸收西方知识的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里面用的词,概念,新出现的词等,这些东西作为文明接受史的材料非常有用。于是,这位小野川老师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主要依靠自己的精力制作一个非常详细的索引。这份《民报索引》后来分两卷出版。所以这位小野川老师也可以说是我们京都学派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创人之一。

  

   后来就有狭间直树先生这样的年代一代,然后再有几位像我这样的近现代史专家,还有比我还年轻的那些学者们。

  

   2、翻译日文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化传播主流

  

   东方历史评论:刚才您说您的硕士论文其实是有关译介学的文章。

  

   石川祯浩:对,翻译是一种语言的沟通。中国通过日语这样一种中介语来接受西方文化,这是中国近现代史文化传播的一大主流。

  

   东方历史评论:当时中国人在接纳“西学”的时候有两种途径,第一个是直接翻译“西学”的文章。第二个是转引日本翻译过来的著作,然后再翻译为汉语。比如说严复当时翻译了很多东西,他对于自由这样的词有自己的译法。不过,当时中国人其实并没有接受他的译法,反而是接受了日本“自由”这样一个译法,您觉得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日本的翻译方式?

  

   石川祯浩:这个问题,狭间直树先生有他自己的见解。我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市场上的数量优势。不知道defactostandard这样的词你听说过没有,有人译成“事实性标准”。譬如说,1980年代世界上曾经有两大录像机格式的競争,一个是VHS,另一个是Beta格式。从技术的高度来评价,Beta优秀,那相对来说,VHS没那么好,但实际上占市场上,占多数的垄断的都是VHS格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VHS起步早,很早就支配了几乎所有的市场,而且企业群体也进行了很大的联合,产出了很多配套软件。对于录音带的软件来说,这样的结构一旦成立的话,即使Beta如何优秀,也不能在市场上占一定的地位。

  

   所以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词,有的词当然不如严复翻译的那么好,那么准确,但是在翻译时使用这些词的人多,读者也多,那就形成了一个垄断的局面。这样的话,严复的翻译词如何优秀也不能闯入这个市场,这是我的解释。当时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来到日本留学,而梁启超这个时候主要也在日本读日文著作,并且把它们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多数人使用的都是来自日本的翻译词汇。其实当时严复等几位有名的中国翻译家也提出了自己的译法,但是这个关键时刻已经过去了,他们的词再如何高明,实际上也不能起很大作用,事实便是这样。这个de factos tandard,实际上最早成立的标准“事实性标准”。

  

   东方历史评论: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知识分子阅读外国书籍、杂志,远较现在的学者多。之前我看过冯客先生的The Age of Openness,他认为民国时代是个非常开放的时代,领土也开放,经济也开放,政治也开放,您觉得民国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吗?

  

   石川祯浩:也可以说是。

  

   东方历史评论:怎么去理解这个“开放”?

  

   石川祯浩:民国的“开放”同殖民地的“开放”有相同的地方,这是我个人的见解。中国过去叫半殖民地社会,这个半殖民地,当然是受到列强直接或间接的压迫,但是文化上,很多外国人来中国活动,而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对外国的事情也有了解,优秀的人才当时都曾在国外学习过,对外语也有很强的把握。这种内外的墙壁,没有像现在或者更早的清朝时那样高,外国的事情融入到中国来并且被人们接受,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且中国自己派出很多人才到国外学习,他们回来以后就当政界一个关键人物,高层人物。这是一个内外的比较融洽的关系。

  

现在有人一提起殖民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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