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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现代经济研究的浅薄性审视

更新时间:2017-06-21 15:06:06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现代主流经济学以高度抽象的形式理性为基础,以高度数学化的形式逻辑作推理,乃至得出了与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相差甚远的结论,从而也被嘲讽为“黑板经济学”。为此,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那些所谓现代经济学大师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的学术贡献,西方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发动了一系列运动来摆脱主流规范的束缚。事实上,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要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因果机理,而这根本无法通过数理的推导和数据的处理而获得,相反必须依赖于思辨性的人类思维。为此,劳森的超验唯实论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并提出了探究本质的批判实在伦斯为。这里的几篇文章就此作一阐述。


【一】

“道”“理”之辨与经济理论的“发现”:经验实在主义与超验实在主义的比较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经济学中因果分析的认识论思考: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理论的“发现”》,《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

  

   本章导读:经济理论研究的本质在于揭示“理”而非“道”。其中,“理”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而这种作用机理集中体现了某种因果联系上;相反,“道”主要体现了事物的外在形态以及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而这种功能联系主要体现在某种数据相关性上。显然,无论是内在本质的揭示还是因果关系的解释,都难以依靠经验实在主义加以归纳的。究其原因,归纳法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运用经验范畴来去界定整个世界的“认识的谬误”,二是把人们经历或者基于人们可能的体验视为最核心的特征。相反,超验实在主义强调,要关注的不仅是事件本身,更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理、力量和趋势;并且,它借助于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来从“表面现象”来探究“更深层的”因果联系。正因如此,超验实证主义更适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

  

   一、引言

  

   一般地,理论就体现了对事物的系统认知,这种认知必须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要能够洞察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也即,理论探究就是要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探究显示这种机理的因果关系。然而,时下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只是得出一些统计上的规律,而无法真正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机理。而且,计量分析本质上也不可能得出一般性理论,因而统计规律在应用上也就存在非常强的局限性。这一点哈耶克早就提出了忠告。事实上,经济学说发展史表明,人们对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发展往往不是基于一次性的计量检验或孤立的少量反例,而是基于普遍的社会环境之变化。这也意味着,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不能局限于具体数据的计量分析,而是要对那些长期熟视无睹的大量社会现象进行反省,思考其背后的基本规律或本质。既然如此,如何才能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和运行机理,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和完善?本文对此作一认识论的思考。

  

   二、“道”和“理”的差异以及理论研究的本质

  

   一般来说,任何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挖掘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运行之“理”,而不是解释事物的外在表现及其功能之“道”。例如,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就指出,一切科学都是在探讨事物的内在机理,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的“理”。这种“理”也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仅仅体现为表象间的功能联系。波兰尼则指出“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自然事实背后潜藏着的实在,……我目的要恢复实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放到科学探究理论的中心位置。”[1]另外,何梦笔也强调,“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2]

  

   为了更好地理解“理”的内涵,理解因果之“理”的探索对深化社会认知的意义,这里借鉴国学大师钱穆有关“道”和“理”两大概念的界定所以说明。

  

   钱穆认为,“道”本身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庄子所谓“道行之而成”(《庄子. 齐物论》)。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计量和统计而发现了事物变化的规律仅仅是中国古代所谓的“道”,它反映的是社会事物的外在表象,是人基于经验对事实的感知,告诉人们是什么。而且,道可以有许多种,《中庸.三十章》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由此就可以得出两点认识,(1)基于统计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个孤立的“道”,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2)由于这种“道”是因不同人之行为所致的,从而就不能随意地把特定环境下发现的某个孤立“道”搬用到其他不同的场合,否则就会为反映特定表象的“道”所驱使。也就是说,实然的“道”是人类所创造的,它并非就是普遍不变的,也不尽然就是合理的。孔子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论语.卫灵公》)。正因如此,人不能墨守成规于一个“道”上,不能为一个个具体的“道”所羁绊,而是要借助知性思维去揭示多种多样“道”之后的“理”。

  

   一般地,“道”关注的是事物的现实形态,致力于描述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常然,进而揭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反映的功能联系,集中探究“是什么”问题;相反,“理”关注的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要揭示不受外界影响的本然,进而揭示了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反映的因果联系,集中探究“为什么”问题。例如,朱熹就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3]显然,只有弄明白事物之“理”,才可能对了解事物的本质以及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譬如,有翅膀的鸟会飞,这是体现当然一个“道”。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翅膀的飞机也会飞,而一些有翅膀的家禽却难以飞起来,这就需要探究产生飞的内在之“理”。同样,我们可以观察到苹果落地这个“道”,但同样可以发现气球会反飞向天空;因此,我们就需要揭示不同“道”中潜含的共同的“理”,通过探究人类形形色色的行为来发现经济学中相对于物理学中万有引力的“理”。

  

   譬如,就农业的收成而言,早期社会往往将之与舞蹈等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杰文斯将之与太阳黑子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且,两者都有历史资料记录的证据。那么,究竟哪个更合理呢?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太阳黑子群将释放出巨大能量,它被地球吸收而影响地表温度,而地表温度又会产生地震、旱灾、洪灾、虫灾、疾病等,从而会影响农业收成。在资本主义早期,农业收成和粮食价格是影响工业成本的主要因素,因而杰文斯又进一步将太阳黑子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舞蹈等宗教仪式与农业丰欠之间却一直没有很好的逻辑支持。正因如此,太阳黑子说而非宗教仪式说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进一步地,现代经济学又引入了预期而构建了现代太阳黑子理论,它强调了社会不确定性所造成了混沌效应。为此,米塞斯强调,“在我们科学的思考中,如果没有因果关系的范畴,我们所能做的就不会比日常的思考更多。”[4]

  

   问题是,我们又如何发现事物之“理”、进而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呢?一般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具有很不同的特点,因而两者探究内在本质的方式也存在差异。事实上,自伽利略以降,流行的观点就认为自然世界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从而通过纯粹逻辑推理就可以在自然现象中发现自然规律;但是,社会经济现象却具有完全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点,它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本质上,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就具有双重特点:(1)它不能离开经验事实,(2)它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材料上。相应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要通过超验思维使经验认知上升到理论性陈述层次,而这需要运用人类的知性思维。

  

   一般地,正是借助于知性思维,人们就可以透过事物的表象而深入其本质,从而将经验和先验沟通起来,这也是方法论上的超验实在主义;而且,只有借助知性思维,人类才能将经验事实和超验本质、实然验证和应然规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事物内在的结构或趋势,从而促使经济理论的真正进步。相应地,社会经济理论也呈现出这样的双重特点: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任何理论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从而不存在布劳格等人所坚持的那种以“进步”为标志的波普尔主义式的“科学”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经验材料的逐渐积累以及人类认知的不断深化,事物的内在本质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与本质相接近的程度就成为衡量经济学理论“进步”性的重要标尺。

  

   进一步地,我们又如何识别本体论的合理性以及对既有理论进行检验呢?波普尔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对现实直截了当的描述来提出本体论的主张,这种认知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这需要后面的经验进行检验,但不能简化为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5]一般地,理论和检验的统一应该根植于关于实在的本体论的基本假设中,对理论的检验所针对的应该是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当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被证伪时,就不能再在同一本体论界定在构建出另一替代理论。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理论的本体论思维转化为工具论思维,将经验事实的证伪转化为对辅助假设的否定,从而依然保留其基本理论。为此,何梦笔写道:“新古典理论的工具主义理解是为了让它的命题回避任何基于不同本体论基础的反对意见。”[6]这也意味着,在经济理论的发现和检验中必须清楚地区别实在本体论和逻辑工具论。

  

   三、“理”的忽视与经济理论研究的肤浅性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理论完善程度的一个显著标志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个严格的逻辑,理论研究的关键就在于能够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如果不能了解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仅仅是一些就事论事的感官性知识:不仅对既存现象的解释往往是牵强附会的,而且对现象变动的预测更是难以成功。显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是如此。然而,在当前经济学界,众多的经济研究往往只是停留在现象解释和功能分析这一“标”的层次上,而忽视了那些因具体的初始敏感性条件之微小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因如此,这些经济学人所开出的政策往往反而误导了社会实践,以至经济学家在社会大众中的形象也似乎已蜕变成了某种夸夸其谈的江湖术士。这里举两例加以说明。

  

例1.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流行理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实证结果往往迥然不同,因而就需要剖析增发货币何以影响就业的一般机理。事实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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