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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现代经济研究的浅薄性审视

更新时间:2017-06-21 15:06:06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因此,康德的认知既带知性性质,又带理性性质,从特殊去寻求普遍的反思判断力按照“自然合目的性”来沟通认识与道德这两大领域,实现自然界的必然王国与道德界的自由王国之间的和谐。一方面,康德强调,先验逻辑必须立足于知识与对象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思维形式,也即,人的思考必须以每一个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人类最高综合的先验认识就是意识到“我思考”,感性必须和知性结合起来,直观必须和思维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其实,康德提出的基本思维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立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正因如此,康德的认知思维往往又可以被称为超验主观主义,胡塞尔认为,“康德体系堪称是本着一种崇高的科学的严肃态度建立一种真正普遍的超验哲学的第一次尝试。这种超验哲学是在现在第一次被发现、唯一真正严格的科学性的意义上的严格的科学。”[11]

  

   然而,后来的谢林等却依据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面,提出了“实证主义脱离形而上学而独立是否就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并公然宣称,“如果我们在经验主义和与其对立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先验论之间只有一种选择的话,自由的精神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经验主义”。[12]这样,谢林就尝试将哲学改造成“经验科学的”实证体系。当然,谢林强调的“经验”并不局限于内在感觉和外在感觉的事实,而是强调不能停留在事物的概念和纯粹本质的探讨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真正的实际和存在。谢林的观点得到了黑格尔的认可和发扬。黑格尔区分了基于纯粹思维的理性和基于常识的知性,其中,知性设定了一个有限统一体的世界,这个统一体世界被对立统一的原则所主宰;但是,黑格尔认为,孤立和对立并不是事物联系的最后状态,而引入理性来“重建统一整体”。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认识自然和整个经验世界,研究和理解其中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肤浅、暂时和偶然的形式,而是永恒的本质、和谐和规律。

  

   在黑格尔看来,常识往往将偶然的事物现象当做事物的本质,从而主要满足于现实的规定的状态,满足于接受它们之间联系的和稳定的关系,而使得人们对仍未实现的潜在不感兴趣。但实际上,未实现的潜在并不像规定的感官客体那样同样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这需要依靠“纯粹思维”来理解,它从事物存在的偶然状态中区分出事物的本质。同时,纯粹思维不仅将理智的和物质的世界规定为联系的稳定的关系,而且假定为一个变化的整体,这种变化需要超越机械论来加以认识;相应地,黑格尔把实在视为一活生生的发展历程,并把一切实在和理性视为同一的。进一步地,黑格尔还强调,理性不仅表现在自然和个人中,而且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历史、权利、法律、习惯、道德以及伦理的义务中,每一个民族在演化中都有特定的使命,而当它完成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后就会让位于更强大的民族。这样,黑格尔就得出了“强权即公理”论和“战争正义”说,这些学说引发了同时代的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随后的尼采、柏格森、萨特等人的批判,他们否定理性主义崇拜而转向对认识重大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从而形成了19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唯意志论、权力意志、生命哲学、超人哲学、本能哲学、存在主义等所谓的后黑格尔哲学。事实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不仅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回应,而且所走的道路依然是“先验哲学”,其绝对精神体系正是由逻辑推演而来的。为此,在一些学者激烈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如赫尔巴特则重新从康德的经验主义思想中寻求哲学根据。这样,一股强盛的实证主义思潮就兴起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马赫的感觉论。

  

   孔德确立了关于实证科学的哲学体系。孔德认为,人类精神或者哲理思考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这三大阶段是历史演化的结果,而实证阶段正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最高阶段。一般地,神学和形而上学都相信,要取得绝对的知识和解释事物内在的本质是可能的;实证主义却认为,要发现事物内在的本质是徒劳无益的。为此,孔德的实证主义主张,要致力于发现存在于现象之间的一致关系,用观察的方法来确定实质之间的不变关系就是研究的目的,如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就通过实证科学发现了光的普遍规律。正是受物理学和统治所有存在的必然规律的影响,孔德强调,科学以及一切合乎实证精神的认识论都只是叙述事实而不说明事实,只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只知其实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证就是观察事实上的问题,而要获得实证知识,主要应该采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显然,孔德的论述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引入了基于经验的实证主义时代,从而为早期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它视经验为科学的唯一可靠来源,归纳法则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而用不可知的实在论拒斥经验以外的事物,从而为科学划界。正是在早期实证主义的现象论基础上,马赫创制了一种认识论——马赫主义,它认为作为世界第一性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仅仅是由人的感觉组成的;因此,构成人类认识论基础的,不是公理和先验的真理,而是直接的纯粹经验。

  

   马赫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对事实(也即人的意识内容)作完全的描述,而科学的惟一任务就是发现不能再进一步加以分析的感觉要素的联系,而不是用形而上学的预先设置的假设予以解释。当然,科学往往是从假设开始的,但马赫认为,这种假设仅仅是人们理解事实的临时的权益手段,是一种简洁描述,而会逐渐为直接观察所代替,即为经验或感觉现象所证实。同时,马赫又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每一科学都包括或扼要地陈述了许多观察:概念和判断是各组感觉的简写的思想符号,是表述事实的速记法,规律不过是对事实的广泛而又精炼的陈述。进一步地,马赫将思维经济原则作为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从而扩展了假设主义,而通过对假设主义的约定化又导向了约定主义;即,科学理论是科学家根据简单性质原则共同约定出来的一种假设,科学发展实质是约定或假说推翻的过程。马赫主义在奥地利、德国产生以后迅速在西方各国流行,为不少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接受,很快取代了早期实证主义哲学的地位。例如,阿芬那留斯就认为,科学理论记述经验之间相似和先后的关系,这种记述应遵循“费力最小原则”,即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记述经验的关系;而因果联系、实体原则则是费力的记述形式,从而应予取消。事实上,马赫主义彻底否定了经验以外还有其它本质的东西存在。受这些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根本否认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根本否认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以至于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把这一切都看做人的主观感觉、意见和符号。

  

   然而,尽管实证主义的方法在历史上确实摧毁了许多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并促进了自由思维的发展,但正如证伪主义指出的,基于经验的归纳实证分析永远无法得出一般性的命题,更不要说理论了。究其原因,实证主义舍弃了理性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放弃了依据对特定本质的批判去解释“事实材料”的途径。因此,随着对实证内含的逻辑缺陷的认知之加深,一大批学者开始对实证的分析思路重新进行了反思。例如,韦伯就强调自然科学的道路永远不能获得对人之行动的主观性的理解,从而试图在分析中凸显文化现象之意义。对实证主义更有力的批判来自实在论,其中心观点是,有一种外在和独立于意识、精神或经验的实在存在。实在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对,但它又与经验主义不可分割,如休谟的心理原子主义就对实在论产生重大影响。在大多数实在论者看来,抽象、概念和科学实质都可以追溯到感官知觉,而一个概念只有可以分析成源于经验的感觉材料时才去的有意义的资格。正因如此,实在论又与现象学联系在一起,它从康德关注现象世界的分析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得到许多启示,德国的现象学将现象学的分析和对经验的描述同关注逻辑本质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方面充实现实了由柏拉图派生出来的实在论倾向。

  

   现代现象学可以追溯到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心理学和梅农的客体论,但真正的创始人是胡塞尔,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最有力的批判。胡塞尔认为,科学应以全部存有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客观领域中的东西,也包括主观领域的东西,有关意义、价值和理性的问题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实证主义却强调,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而把一切有关主体性的问题都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由此科学观念也被实证地抽象为纯粹事实的科学。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不但看不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也看不到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赋予的,更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于由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譬如,“这朵玫瑰花是红的”这论断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按照物理学理论,玫瑰花本身不是红的,只不过是折射了一定波长的光,这种光作用于人类特殊的眼球组织使我们感觉到它是红的。正因如此,胡塞尔强调,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只应研究客观事实的观点是对科学之任务的限制,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实证科学的危机就表现为科学丧失了生活意义。因此,胡塞尔极力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批评它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13]同时,在胡塞尔看来,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因而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在者的意义。正如他所说,“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作为‘存有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14]为此,胡塞尔强调,与其把科学定义为“事实的研究”,不如把科学定义为“理性的启示”,关于最根本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是决定一切其他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

  

   显然,胡塞尔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而且,意识经验的内容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与二者相关的意向性结构﹐从而离开了主张主体内在性的传统唯心主义,返回到原始的“现象”,即各类经验的“本质”。为此,胡塞尔通过对意向结构进行先验还原分析,分别研究不同层次的自我,先验自我的构成作用和诸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自我的“生活世界”等等;他认为,现象学的根本方法是反思分析,在先验反思过程中存在着意向对象和与其相应的“诸自我”之间盘结交错的反思层次。也就是说,尽管需要注重对现象的研究,但现象学不等同于现象主义,现象主义把知识限制到不可达到的实在的现象的表现,而现象学则将哲学探索的真正课题定位为通过殊相而闪耀的理想的本质。正因如此,胡塞尔强调,研究思维的变革应该“从科学的客观主义,近代的、甚至数千年以来的所有客观主义,向超验的主观主义转变”,这种超验主义与把世界看成自明而必然的客观主义相反,他认为,“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15]

  

胡塞尔之后,现象学为舍勒、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等人所发展,但逐渐滑向了非理性的存在主义。不过,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还是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继承和发扬。例如,海德格尔就强调,实证科学和纯粹思辩科学并非对立的,因为“中世纪的科学和古代的科学也观察事实……,至于近现代科学这一方面,它亦是根据一般原则来进行的”;而且,海德格尔认为,就形而上学的观点而言,它们也是不可比的,我们不能根据流行的进步观点来断言,近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因为“希腊人的科学从来不是精确的科学,这是因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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