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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平:感受性问题与物理主义

——评金在权“接近充足的物理主义”

更新时间:2017-06-21 14:56:36
作者: 陈晓平(华南师大) (进入专栏)  
他们甚至能够预测我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昏迷过去,但他们自己却没有头痛的感觉,更不会因头痛而昏迷。可见,如果把我头痛的感受性仅仅还原为我身体上的输入-输出关系,这便抹杀了我头痛的某种特殊的因果力,这是与事实不符的。

  

   笔者的“昏迷论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杰克逊(Frank Jackson)的“知识论证”,该论证的大意是:玛丽从小到大一直呆在只有黑白两色的房间里,但她通过黑白电视机和白纸黑字的书籍学会了关于物理世界的所有知识。当她第一次走出房间看到一个熟透的西红柿时,玛丽是否学到了一种新的知识,特别是关于颜色的知识?杰克逊的回答是肯定的,并由此得出结论:关于意识经验的事实中含有非物理的事实,即物理知识既不能描述也不能解释的事实,因而把一切意识经验还原为物理知识的物理主义是错误的。[⑧]

  

   笔者认为,由于杰克逊的知识论证涉及第三者即玛丽的知识内容,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而其论证力是比较弱的。与之不同,“昏迷论证”则是以第一人称给出的,不必诉诸他人的知识内容,只需承认自己具有疼痛的感受性即可。如果有谁说他从未有过疼痛的感受,那么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与我们不属同一物种或者他在说谎,因而不必同他讨论疼痛的感受性问题。试想,我们有必要同机器人或外星人或某个骗子达成关于疼痛感受性的共识吗?我们只同有过疼痛感受并且讲真话的人讨论感受性问题,并且在这些人中间很容易达成有关“昏迷论证”的共识,即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导致我昏迷的我的疼痛感受是任何物理知识都不可能完全地描述或解释的。据此,感受性不可还原为物理性质,既然任何物理性质在原则上是可用物理知识描述或解释的。

  

   “昏迷论证”是一个基于思想实验的论证,它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即疼痛是一个逐渐加剧的过程,而昏迷只是这一过程的极限。虽然昏迷是一种无感受的心理状态,但它可以作为感受性心理状态的极限而在对感受性的反思中被认可;正如0不是无穷小但却可以作为无穷小的极限而被认可。其实,“昏迷论证”的主要作用只是一种启示,启示的要点是:感受性从根本上说是完全私人性的,因而对于感受主体来说可以闭口不说,即使说也是向他人宣布,而不是论证。如果听者对我的宣布有共鸣,即他也曾经有过那种感受性(如疼痛),那么他便成为我具有那种感受性的一种“旁证”;反之,如果他未曾有过那种感受性,那么我们彼此本着宽容的态度好自为之。正如正常人与红绿色盲人一样,难道正常人有必要向色盲人证明红和绿是两种不同的颜色而不是同一种颜色吗?

  

   最后再对“无魂人论证”的理论价值进行评论。不少学者指出,该论证基于“可设想性”,其论证力太弱了。按此论证方式,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无身体的幽灵,难道笛卡尔的心身二元论便由此得到证明吗?[⑨]对此,查默斯的答复可以归纳如下:首先,基于可设想性的“无魂人论证”是关于随附性的,但是只对准逻辑随附性,而不对准其他随附性,如自然随附性或形而上学随附性。由于“意识并不是逻辑随附于物理的”,而是“意识自然地随附于物理的”,[⑩]所以,“无魂人论证”并不针对这样的心身随附性。其次,“无魂人论证”对准唯物主义的心身随附性,因为唯物主义的心身随附性是逻辑随附性。“如果所有的关于世界的正面事实全局地(global)逻辑地随附于物理事实,唯物主义是真实的。”[11]

  

   问题在于,唯物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立场,其心身随附性至多是“形而上学随附性”或金在权所说的强随附性,而不是逻辑随附性。如此看来,查默斯的“无魂人论证”可以说是无的放矢,除非对唯物主义随附性给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解释。但是,谁又会关心一种不同寻常的唯物主义呢?至少像金在权这样的唯物主义者对“无魂人论证”不感兴趣。

  

   三、物理主义的十字路口

  

   金在权描述的十字路口是由两个分歧点构成的,第一个分歧点存在于实体二元论(substance dualism)和本体论物理主义(ontological physicalism)即物质一元论之间。前者以笛卡尔主义为代表,主张存在两种实体即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的心灵;后者则只承认作为物质对象的实体。面对这一分歧,金在权选择了本体论物理主义。

  

   金在权谈道:“存在于物理空间之外的非物质心灵不仅切断了它与其他物理对象和事件的因果联系,而且切断了它与其他心灵的因果联系。每一个非物质心灵将是完全孤立的实体;它的存在是不可解释的,并且它的在场或缺席对于任何别的事物来说是没有区别的。我相信这已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依据,用以拒斥所有种类的实体二元论或任何默许非物质或非物理事物的本体论。物理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它是只承认物质事物的本体论。只存在一种实体,那就是物质实体。处于时空之中的物理世界就是全部世界。”[12]

  

   如果在第一个分歧点选择了本体论物理主义,那么就会面临第二个分歧点,即关于物质事物具有何种性质的问题,即物质事物能够具有某些非物理的性质吗?也就是说,这些性质在基本物理学中是不能被处理或被还原的吗?性质二元论(property dualism)对此持肯定的回答,该阵营包括突现论、戴维森(Donald Davidson)的非则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普特南和福多的功能主义等。性质二元论是以本体论物理主义为基础的,也被称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或“非还原的唯物主义”)。

  

   对于性质二元论,金在权不以为然,他评论说:“性质二元论不能解释心理原因何以可能;他们没能拯救心理原因,而是以把心理现象降低为副现象(epiphenomenalism)而告终。”[13]应该说,金在权对于性质二元论的这一批评是中肯的,因为性质二元论是以本体论物理主义为基础的,而本体论物理主义的最基本的信条就是物理因果闭合原则(the principle of causal closure of the physical world),即:与物理事件发生因果作用的只能是物理事件。

  

   根据物理因果闭合原则,如果承认心理性质对物理(或生理)性质具有因果关系,那么,心理性质就是物理性质,或者说心理性质可还原为物理性质;反之,如果坚持心理性质独立于或不可还原为物理性质,那么,心理性质与物理性质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再根据当前学界普遍接受的“亚里山大格言” (Alexander’s dictum), 即“是实在的,就是具有因果力的”,进而得出结论:如果承认心理性质具有因果性,那么心理性质是实在的并且可还原为物理性质;如果坚持心理性质是独立于或不可还原为物理性质,那么心理性质与物理性质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因而是不实在的。简言之,心理性质的因果性和不可还原性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

  

   对此,金在权选择了前者,即保留心理性质的因果性和实在性而放弃它的独立性和不可还原性;与之不同,性质二元论实际上选择了后者,即保留了心理性质的独立性和不可还原性而放弃了它的因果性和实在性,以致使心理性质沦为副现象。尽管性质二元论者并不接受这一结论,但在笔者看来,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性质二元论者放弃物理因果闭合原则,即放弃本体论物理主义;但这样一来,性质二元论也就放弃了物质一元论的立场,而变成为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了。

  

   正因为此,金在权把性质二元论戏称为不可兑现的“空头支票”(a promissory note that cannot be redeemed)。金在权进一步指出,由于性质二元论使心理性质丧失因果力,从而不仅沦为副现象论,而且难免沦为消除论(eliminativism),既然它在物理主义的本体论中毫无作用,只不过是因果关系中的“闲散的悬空者”(idle “danglers”)。[14]不过,金在权所主张的还原论也面临“消除论”的指责,因为他消除了心理性质的独立地位,而将它还原为物理性质。对此,金在权给出如下辩解:

  

   “在消除和保守的还原之间确实存在着区别。燃素是被消除的而不是被还原的;温度和热是被还原的而不是被消除的。巫婆是被消除的而不是被还原的;基因是被还原的而不是被消除的。人们有一种倾向,即把语词‘心理的’解读为‘非物理的’,把‘物理的’解读为‘非心理的’。这便导致一个后果:将心理性质还原为物理性质的思想简直在语言上就是自相矛盾的。”[15] 为此,金在权建议我们只需把提问方式改变一下,这个表面上的矛盾便不复存在了;而且不难理解,心理性质是被还原而不是被消除的,正如温度和基因一样。

  

   笔者以为,金在权的这一辩解不无道理,即被消除的东西是虚假的,而被还原的东西是真实的。但是,他要人们改变所谓的“说话习惯”则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正因为人们把“心理的”说成是“非物理的”,那才有还原的必要,否则,“还原”无从谈起。正如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著名案例,正因为“晨星”不是“暮星”,“晨星=暮星”才成为天文学上的重大发现;弗雷格由此发现语词的意义具有双重性即涵义和指称。类似地,正因为“心理的”是“非物理的”,说心理性质可以还原为物理性质才有意义。重要的问题是澄清“可还原”和“不可还原”分别相对于什么而言的。正如弗雷格告诉我们的,“晨星”和“暮星”在指称对象上是同一的,但在涵义上是不同的。

  

   还原的物理主义者们只是强调心理和物理之间的可还原性,而没有注意到二者之间的不可还原性;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们虽然同时注意到心理和物理之间的可还原性和不可还原性,但他们始终没有说清楚这两种相反的关系何以并行不悖;这一点我们从戴维森和金在权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与之不同,笔者则指出心理和物理之间同时存在可还原性和不可还原性的根据所在,即:功能结构可以还原而功能意义不可还原。笔者的做法类似于弗雷格的做法,都是区分了意义的两个方面;所不同的是,弗雷格是在认识论的领域对语言的意义进行区分,即区分为语言的指称和涵义,而笔者是在实践论的领域对功能系统进行区分,即区分为功能结构和功能意义。

  

   笔者把心灵哲学放入实践论的范围,从而把心理性质看作身体结构的一种功能;由此发现心身关系的双重性,即:从功能结构上,心理性质可以还原为生理-物理性质,但从功能意义上,心理性质不可以还原为生理-物理性质。其实,心灵哲学中的一切功能主义都进行了从认识论向实践论的转向,只是他们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时常将这两个领域混为一谈。这种混淆使他们常常把“功能系统”混同于单纯的“物质”,从而忽略了功能结构和功能意义的区别,进而忽略了功能结构可以还原而功能意义不可还原的双重关系。

  

   四 金在权“接近充足的物理主义”

  

   面对感受性的不可还原性,金在权所主张的还原论面临困境,使他不得不从物理主义一元论的立场有所退让。金在权曾经描述了如下两难局面:

  

“要么接受实现观点(功能的物理实现的观点——引者)并拯救心理(mental)因果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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