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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论税制与经济自由相关性及其现实启示

更新时间:2017-06-21 13:52:06
作者: 姚轩鸽  
也就是“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税收治理理念能够实现制度性“嵌入”的税制。

  

   最后,判定税制优劣的根本标准是公正平等原则。这意味着,优良税制:一是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实现了平等交换,遵从逻辑相关性的。即征税人的权利就是纳税人的义务,纳税人的权利就是征税人的义务;二是不仅体现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交换,而且,税收权利与义务在不同的征(纳)税人之间能够公正分配,包括中央政府的征税权利与义务和地方政府的征税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不同区域、行业、性质、城乡、国内外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分配,等等;三是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能够遵循“贡献、品德与才能、需要、平等”这四个公正分配原则的。四是所有纳税人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对税收活动的统治与管理权,比例平等地享有担任税收管理与统治组织中一定政治职务的权利。五是每个征(纳)税人的基本经济权利能够完全平等地分配,即做到了按照每个征(纳)税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分配基本的经济权利;六是所有征(纳)税人获得政治、经济等具体权利之机会完全平等分配,特别是所有征(纳)税人“发展才德、做出贡献”的实质的、深层的机会之权利与义务能够做到完全平等分配。机会平等是所有征(纳)税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七是不存在为使征(纳)税人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而剥夺其在税收方面的政治等基本权利的现象;八是能够体现对弱势群体权利的补偿原则。九是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也是公正的,符合公正平等原则;十是在立法、执法、司法三个领域也能遵从税收公正原则,等等[12]。简言之,越是符合公正平等原则的税制越优良,越能增进每个人的经济自由,越是有助于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越能提高市场的效率;反之,则会消减每个人的经济自由,阻碍经济的繁荣与发展,降低市场的效率。经济自由是激发经济主体首创精神的前提条件。

  

   当然,税制一般构成要素的优化,也十分重要。

  

   (二)税制与经济自由之关系呈现相对复杂的形态

  

   由于税制分“最优、次优、次差与极差”四个位阶,而且,市场经济又有“完备”与“不完备”之别,因此,税制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也就呈现相对复杂的形态。而作为市场经济的不完备形态,处于“最优、次优、次差与极差”四个位阶的税制,对每个人的经济自由度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同样,不完备形态市场经济对不同位阶税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比如,处于“最优、次优”位阶的税制,无疑有助于增进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自由,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所需要之品质的培育。相反,处于“次差与极差”位阶的税制,很可能消减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自由,成为一种负能量,阻碍市场经济的完善与社会的进步,同时诱发人性之恶。反过来,不完备市场经济对“最优、次优”税制的影响,或者对“次差、极差”税制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当然,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及其税制本身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等原因,最优税制只是存在于理论中、逻辑中。因此,次优或次差,或是现实税制的常态。如此,现实税制与经济自由的关系,一定呈现一种更富有多样性与繁复性的形态,不可能清纯单一,简单清晰。需要根据具体情境,相机判断和分析,不可简单处置。

  

   毋庸讳言,一方面,由于税制的优劣直接受制于现实国家选择的政体:君主制、寡头制、民主制。同时由于现实所选择政体本身的完备性与不完备性的差异,税制优劣与经济自由的正相关性,也会呈现更加复杂的形态。另一方面,也由于税制的“二重性”——既影响经济自由,又受经济自由的影响。因此,现实中税制优劣与经济自由的关系,也会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或者显而易见,或者显而难见,甚至隐而不见。

  

   但是,无论如何,税制的合法性、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性、税制的格局(直接税与间接税的组合比例),以及税负的高低,应是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经济自由的四大主要因素。

  

   (三)经济自由也会影响税制的变迁

  

   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的经济自由逐渐扩大,理论上讲,也会逐渐影响税制的优劣变迁。经济自由越大,越有助于税制的优化,催生税制改革,使之皈依自由人道、公正平等精神,从而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相反,经济自由越小,则会阻碍税制的优化,遏制税制改革,背离自由人道、公正平等精神,消减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因为,随着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满足之后,必然渴求自由、尊严、权利等社会性需求,以及渴求审美、认知等精神需求。所谓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3],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核心观点。因此,伴随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便会自觉不自觉的唤醒其潜在的权利意识,从而要求税制改革,优化税制。或许刚开始之时仅限于税负的“谁负”等直接关乎其眼前利益的权利问题,但随着时间的延续,注定会逐渐提出更长远的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税制的优化。当然,相反方向的堕落,理论上也是存在的。比如,由于财富分配长期不公导致的共同体撕裂与解体,便会聚集破坏性的力量,侵蚀甚至瓦解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问题在于,不论是税制的优劣,经济自由的大小,根本说来,取决于一个社会选择了怎样的政体与经济体制。政体与经济体制会从总体上决定一个社会税制的优劣以及经济自由的大小。因此,税制与经济自由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只能放在相同的政体背景与经济体制下进行。要优化税制,发挥税制对社会成员经济自由的增进作用,唯有通过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建立民主自由制的根本途径。要发挥经济自由对税制优化的促进作用,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才是关键性选择。舍此一切,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努力而已。

  

   四、现实启示

  

   税制与经济自由的内涵与关系辨析启示我们:

  

   (一)要充分发挥税制改革对经济自由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税制自由是经济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制自由即纳税者的经济自由,是纳税者没有外在强制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财富支取活动——交税或者用税。即交多少税,向谁交税,如何交税,在哪个环节交税,以及如何用税等重大涉税事宜,都由纳税人说了算。因此,便意味着社会成员经济自由的扩大。优化税制、税制改革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扩大纳税者经济自由的过程。实质性的税制优化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给予纳税者交税自由的过程,就是不断承认、确立、巩固纳税者经济自由的过程。因此,税制改革对纳税者经济自由的增进具有不可忽视的效果。而且还因为,税制既是经济体制的重要部分,又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把市场与政府连接在一起的枢纽。对此,日本学者神野直彦这样说:“政治体系通过财政渠道筹措货币,以此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又通过财政渠道提供公共服务,保护所有权,进而通过财政渠道向社会体系提供公共服务,借以维系共同体式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获取社会体系的‘忠诚’拥护。”[14]也就是说:“财政是连接三个子系统的不可或缺环节。三个子系统以财政为媒介构成了‘整个社会’。因此,‘整个社会’危机必然归结为财政危机。”[15]

  

   由此可见,税制改革既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助于促进政治体制的完善,增进纳税者的经济自由。而且,优良税制意味着,国民与政府之间就公共产品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活动的正常有序,意味着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与有效,同时也意味着市场经济规则的优良,以及对市场经济活动保障的有效。因为市场规则及其保障体系本身是一种公共产品。自然,税制改革便有助于扩大纳税者的经济自由,激发每个国民投身创获财富活动的积极性与首创精神,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二)要把税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与突破口

  

   既然税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税制的优化便会或快或慢、或多或少地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因此,就应该把税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与突破口。

  

   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如何遏制政府权力的滥用问题。就国家最高权力而言,无非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如果细分的话,就有政治权力、财产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等。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历史经验与教训看,如何有效遏制和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税权,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因此,通过建立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与财政公开、预算透明等机制,即可有效监控和遏制政府及其官员的税权,从而消减政府及其官员对国民利益的伤害。

  

   当然,就其现实效果而言,选择以税制改革作为突破口或最具操作性与可行性。固然,实际中政府权力及其官员权力的滥用总是相互依赖,很难完全辨清,但如果将突破口选择为税制改革,客观上所遭遇的阻力可能相对较小。

  

   (三)要通过建设完备型的市场经济扩大经济自由,奠定政体改革基础

  

   市场经济体制意味着,每个人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经济活动,一定是在没有外在强制,主要是政府权力强制,从而能够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经济活动。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只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与保障者,仅仅担负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规范的重任,确立并保障“市场不能有效处理的外部不经济”、“市场无法自动消除的垄断”、“市场不能完全实现的公正的收入分配”等规范及其执行。因此,矢志不移致力于建构完备型市场经济体制,应是扩大并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经济自由的关键所在。

  

   当然,防止经济垄断以及资本的贪婪与破坏性,也是政府的本分职责所在。特别是在不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收入分配主导权掌握在少数资本所有者手里,其分配结果肯定会伤害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降低这个群体的经济自由。因此,如果一个社会既对资本监管不力,又打压劳动者自我联合起来与资方谈判之活动的话,初次分配的不公,注定会消减大多数劳动者的经济自由。而且,初次分配导致的不公,对劳动者经济自由的剥夺,再分配环节很难补偿。

  

   这是因为,资本也是一种力量,拥有资本就是拥有一种强制他人为自己赚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力量。对此亚当·斯密早就精辟地指出:“财富就是权力……。” [16]而且,“占有巨大的财富就意味着掌握了统治男人、女人和物质的权力。”[17]所以马克思也说:“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 [18]而马克思之所以极力反对私有制,或就是基于对资本的天然自利及其破坏性的认识与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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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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