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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理解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

更新时间:2017-06-20 14:47:52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为自由市场中的收入辩护,认为它有助于符合应得正义、激活经济效率和捍卫道德自由,并分别以边际收入分配论、科斯中性定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为基础。但现实显然并非如此:(1)纯粹市场下的初始收入分配并不符合贡献相称原则,因而就有必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实现因贡献与收入不相称所衍生的补偿正义;(2)收入与贡献不相称导致信任合作关系的解体,因而就有必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促进利益更为均等的帕累托改进和增进个体间进行合作最大化机会;(3)自然不平等的存在使得异质性个体无法在形式机会平等下进行公平竞争,因而就有必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来实现更为广泛的分配正义。显然,基于这三大维度的审视,就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本文就三个维度对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作一探索。

  

【一】

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之一:社会贡献原则


本文载《经济学家》2014年第8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10期。

  

   本部分导读:收入再分配成为中国现阶段的重要议题,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无法为之提供理论支持。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将市场机制下的工资收入视为人们的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的体现,从而是合理和正义的;相应地,它把收入再分配仅仅视为一个道德范畴,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更是对基本正义原则的违反。但是,为市场收入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两个基本理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和资格理论都存在致命的逻辑缺陷。事实上,现实市场机制下的收入分配并不是由劳动贡献决定,而是由特定的分配规则决定,而分配规则涉及其他非技术和经济的因素。因此,在既有的市场机制和分配制度下的初始分配收入往往存在很大的不合理性,这就从贡献相称的角度为收入再分配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引言:探寻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

  

   近20年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拓展而中国社会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不仅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改革根本目标相悖,而且也激起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就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的重要呼声,也成为社会制度改革的攻坚重点。例如,2007年“十七大”针对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不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12的中央经济工作公会议强调要加大国民收入调整力度; 2010的“十二五”规划强调“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结构,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减轻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逐步建立健全财产税制度”;2011年实行了个税体系的改革;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2012年11月的“十八大”则强调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问题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往往需要有理论的先导和支撑,否则就会出现治标不治本的结果,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分配理论为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以及缓和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支持。古典经济学分配论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它为国家干预以及向劳工倾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遭到了边际革命以降主张自由市场竞争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力批判和否认。相应地,边际革命以降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分配理论与生产理论结合在一起,它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为基础将生产和分配等同起来,基于边际生产力原理的生产过程也就是相关收益的分配过程,从而也就不再关注乃至取消了分配理论,更无法为当前的收入再分配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事实上,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市场机制下的收入分配体现了各生产要素及其主体的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从而是合理和正义的。为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信条,将收入再分配视为仅是一个道德范畴而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甚至直接将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视为是对基本正义原则的违反。那么,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征税果真缺乏合理的理论基础并违反基本正义了吗?否则,我们又如何理解收入再分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呢?这就要对市场经济下初始分配收入的性质进行剖析:它是否真的体现了人们的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

  

   一般地,如果现实市场的收入体现了各自的贡献,那么,这种收入就是合理的;相反,如果现实市场的收入与其贡献不相称,那么,收入再分配就具有合理性。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对市场经济下初始分配收入的性质进行剖析:它是否真的体现了人们的劳动贡献或应得权利?面对“收入是否与贡献和权利相一致”的这一提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思维具有明显的缺陷:它根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看不到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也就找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诺思就指出,“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所创立的理论与我们所收集到的有关人类日常交往的证据之间,总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一点在经济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1]因此,本文致力于对市场收入的来源和性质作一剖析,并由此探索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

  

   二、现代主流经济学不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

  

   现代主流经济学反对累进制税收、转移支付等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其理论依据是,根据边际生产力分配原则,市场竞争使得各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正好等于其贡献,因而市场经济中的初次收入分配是正义的和有效的。既然完全竞争下的收入分配是正义的,经济学家应该关注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完善市场机制以更好地实现机会正义,而不是关注市场以外的收入再分配以及社会正义。同时,正是由于市场收入被视为是正义的,私有财产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之物,政府不能根据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征税。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人们之所以愿意交税,仅仅是为了换取政府的服务(提供公共品或安全保护),而超过服务之外的税负都是不正义的。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无法为公共财政尤其是基于收入再分配的公共财政提供理论支持。

  

   事实上,传统财政理论的基础在古典经济学,它对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是基于社会成本-收益原则进行评估的,而为之提供的资金则是按照“与支付能力相一致”的公平原则进行征税。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家大多都拥有较广的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知识,从而能够将社会正义和社会效用等纳入社会发展和政府功能来考虑,能够将公平正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新古典经济学把私有财产视为正义的,而每个人所获得的政府公共服务量可以看成是相同的;因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就倾向于简化税制乃至鼓吹单一的比例税制,最极端的实践情形则是撒切尔试图恢复封建时期的人头税。而人头税曾是斯密重点批判的:“人头税,如不按照每个纳税人的推定的财富比例征收,而按照每个纳税人的身份征收,那就要完全成为不公平的。”[2]从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转移支付得到最迅速的提高,此时收入的不平等也获得普遍下降;但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上升,而再分配转移的增长却没有那么迅速。[3]之所以如此,就在于20世纪80年代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占据的支配地位。

  

   当然,后来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承认,每个人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中所获取的效用是不同的,从而主张不同个体应该缴纳不同数量的税收。尽管如此,承袭新古典经济学思维的新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学派也只是致力于基于激励相容原则而进行的最优税收机制设计,试图最大限度地促使社会成员显露其偏好,并根据“自由交换”原则而进行差别征税;同时,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效用和偏好难以得到真实披露,新古典经济学诸派别在税收上又首先考虑的是平等原理。为此,克里斯特曼写道:“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假定是,财产所有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统治者。即使像防止饥饿和帮助残疾人这样重大的社会需求要重于这种统治权,这些需求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满足。财产所有者总是把为这些救济项目的纳税看成是对他私人领域的侵犯,即使最后证明这些税收是正当的,仍然是一种侵犯。”[4]

  

   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又如何看待现实中的各种收入再分配措施呢?尤其是如何看待20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转移支付的增长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呢?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追求公平的主张称为嫉妒政治学,并将那些收入再分配政策视为公共选择的结果,而这种政策与社会环境以及选民构成的变化有关。梅尔策与理查德就指出,根据中间选民定理,当收入分配出现倾斜时,中低收入的过敏将通过投票而从富人那儿获得再分配收入。[5]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等人则进一步指出,选举是一种让富有的精英们承诺将在未来某时向穷人再分配收入的一种方法。[6]也就是说,再分配是一种民主机制运行的结果,它随着民主的范围拓展而深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20世纪早期的民主化发展,使得西方社会中的穷人获得了投票权,从而降低了中间选民的相对收入,从而使得收入再分配政策不断推新。

  

   例如,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图洛克就认为,“再分配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而不是科学要研究的问题。人们赞成或者反对某种收入再分配方案基本上也是出于道德的考虑。”[7]相应地,他将现实生活中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动因归纳成这样几种:(1)受到转移支付的欲望之驱使,“无论是现代,还是历史上,政府进行收入转移的主要动机都很简单,也就是受益者们想要拿到这些钱,而且他们能够凭借自己政治上的权力,有的时候凭借的是运气,来实现这个愿望”;(2)源自于人类尤其是富人的慈善之心,“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人都富有爱心,他们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去帮助那些境况比他们差得多的人。更有甚者,许多人不仅会向穷人慷慨解囊,还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向他们喜欢的人提供帮助”;(3)源于嫉妒带来的社会压力,“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嫉妒那些比我们境况好得多的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利用政府的力量来缩小收入差距。”[8]图洛克所列举的这三大原因基本上都是承袭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并在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书中得到阐述。[9]

  

也即,现代主流经济学仅仅从慈善和嫉妒这些道德范畴来看待征税和收入再分配。哈耶克就曾指出,“累进税问题最终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且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如果人们完全理解这一原则是怎样运作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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