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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海定:我国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

更新时间:2006-07-25 01:40:10
作者: 谢海定  

  可以提出申诉,但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受理方面的困难,可以表明学术自由侵权纠纷在进入司法救济渠道方面的缺失,但它并不能独自解释很少学术自由侵权案例的现象。我们还需要考察我国在这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

  1982年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除于第10条规定“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外,还在第4章对高等学校诸多方面的自主权利给予了规定,包括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第33条);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第34条);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第35条);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分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第36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第37条)等。[7]这些规定,大致确认了公民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自由权。

  然而,高等教育法第39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第40和41条关于高校校长的规定为:“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职权包括:(1)拟定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2)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3)拟定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4)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5)拟定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6)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与此相比较,该法第42条规定,“高等学校设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综合起来看,似乎有“党委和校长行使高校的行政权力,学术委员会行使学术权力”的倾向或意思。[8]

  1993年颁布的教师法,第7和第8条分别规定了教师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其中,权利包括:进行教育教学活动,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从事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期的带薪休假;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义务包括: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遵守规章制度,执行学校的教学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对学生进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教育,法制教育以及思想品德、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组织、带领学生开展有益的社会活动;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此外,第14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

  除此以外,新闻出版署2000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时事政治类、综合文化生活类、信息文摘类和学术理论类期刊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教育部2002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和1983年发布的《高等学校中青年学术骨干考察工作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刑法第103条、105条、111条等,也涉及对学术自由权一定程度上的限定。例如:《通知》第1、2条规定:“时政、综合文化、信息文摘、学术理论类期刊的出版,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时政、综合文化、信息文摘、学术理论类期刊在出版过程中,应认真执行党的有关宣传工作的方针政策,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严格执行国家对期刊出版管理的有关法规、规章,严禁在刊物上出现以下内容:(1)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2)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3)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4)违反民族、宗教政策,危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的;(5)宣扬凶杀、暴力、淫秽、迷信和伪科学,思想导向错误的;(6)传播谣言,编发假新闻,干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7)其他违反党的宣传纪律和违反国家出版管理规定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采取切实措施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端正学术风气、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教育;加大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完善人事考核制度等;要“将教师职业道德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教师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其职务聘任、晋级晋职和评比先进的重要依据。学校领导对学术道德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和实际效果,应作为年度述职报告和群众民主测评的重要内容”。[9]《暂行规定》第3条列举了为“培养、选拔、考核、使用”中青年学术骨干而进行考察的内容:(1)政治思想方面:“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三中全会以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思想作风和职业道德;(2)业务方面:教学水平和效果;学术研究成果及其贡献,国内外的评价;学术思想的特点和治学态度;(3)组织领导能力:担任党政、学术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互助、彼此合作的表现;(4)安排使用情况和培养计划落实情况,需要创造的工作条件;(5)健康状况,有何疾病;(6)政策落实上,有何遗留和未解决的问题。同时,第4条第4项规定:“对已定为考察对象的,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复查。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有什么重大变化,要及时报主管部门和教育部。”

  综合考察这些规定,有两点似乎应予肯定:一是我国宪法和法律承认学术自由的一般原则,确认了公民和高等教育机构享有学术自由权;二是宪法和法律对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外延未作明确界定,而其关于学术活动的具体法律限制,更使学术自由权概念飘忽不定。这样,学术自由权在我国总体上属于一种抽象权利,看不清也摸不着,不仅普通公民难以确定自己享有什么样的行动权利,法院也难以在具体案件中确认究竟什么是学术自由权,究竟有没有学术自由权遭到了侵害。如此,缺少学术自由侵权案例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推进我国学术自由权法律保障的转向

  

  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首次出现于1848年的法兰克福宪法草案和1850年的普鲁士宪法中。自此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不仅越来越多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了学术自由权利,而且,以《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缔约国承担尊重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规定为标志,它已经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具有了国际普遍人权的性质。50多年前,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指出,“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之独立自由,不惟使学术成为学术,亦且使政治成为政治。因为没有独立自由的学术来支持政治,则政治亦必陷于衰乱枯朽,不成其为政治了”。[10]世界大学会社(World University Service)于1993年出版的《学术自由——人权报告之二》开篇写道:“尊重与保障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不仅对于一个健康的教育体制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在我们看来,还是确保其他自由及努力发展与维持民主的必要前提。”[11]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繁荣活跃的学术是确保改革不走弯路、少走弯路的必要之举,加强对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则是一个繁荣活跃的学术市场的必要前提。

  我们需要尽快完善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一方面,国家、学术机构以及学者,要积极推动法律、法规、规章、行政决定和命令以及学术机构的内部制度对宪法之学术自由权条款的贯彻落实,使学术自由权不至于仅仅停留于宪法条文的宣告;另一方面,要尽快拓展对学术自由权的司法救济渠道,在违宪审查制度得以确立完善之前,至少要使行政诉讼救济机制畅通无阻,民事诉讼救济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有关学术自由案件的受理、程序设置、判决说理等方面致力于权利保障和结果公正的目标。

  尤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各种学术主体要具有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要如珍视自己的人格尊严一样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要如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自己的权利;要有为权利斗争的精神。学者要首先承担起推进学术自由在各个方面进步的使命;要有学术伦理观念,遵守普遍性的学术规范;要有社会良心和作为学者的独立人格,既不要有“摧眉折腰侍权贵”的奴颜卑膝,更不该带“骄横跋扈牧黎民”的霸阀恶俗。权利也意味着责任,不仅尊重他人的权利明显属于责任,而且,尤其是在学术自由权尚未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今日中国,争取自己的权利也是责任。理性告诉我们,自己遭受侵害时的屈服只能导致更多的侵害,他人遭受侵害时的淡漠可能导致自己遭受侵害,而每一次屈服和容忍,都为最终导致侵害的正当化与合法化提供了“赞助”。学术自由的实现,在根本上要依靠各个学术主体亲身实践,只有如此,学术自由权的法律保障制度才有意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研究》编辑,法学博士。

  

  [1] 以上案例皆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国家法规数据库】,分类号分别为115611998038、115612001033、90013001999014、113506199901、115611999057、113312200015。

  [2] 该案由于涉及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北京大学,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相关评论参见贺卫方:《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转了向的里程碑——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二审判决》,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detail.asp;沈岿:《制度变迁与法官的规则选择——立足刘燕文案的初步探索》,http://www.chinalegaltheory.com/detail. asp.

  [3] 一般来说,基于“学术乃高深学问”的理解,多将学术自由权与高等教育联系在一起,至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是否存在学术自由问题,西方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德、日通说认为教学自由限于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关的教师,而美国则不分大学教师或中、小学教师。

  [4] 学术自由权概念是否包括学生的学习自由,至今还没有世界范围的通解。从发展趋势来看,不少国家都逐渐承认学生的学习自由权。同时,类似于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书以及纪律处分是否属于学习自由的问题,也与解释者的理解有关。按照《学术自由和高等教育机构自治利马宣言》第9条之规定,颁发学历、学位证书的问题可以归为学习自由范畴之内。

  [5] 关于此争议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对案件的评析,前引【国家法规数据库】,分类号为115611998038、115612001033。

  [6] 关于田永案和刘燕文案在受理问题上的争论,参见前引,沈岿文。

  [7] 高等教育法第68条规定:“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8] 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二元化权力结构是高等学校组织在权力配置上与企业、政府机关等非学术性组织的重要区别。在高等学校组织内部,既有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又有以著名学者或专业教师群体为代表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作为一种内在力量发挥着支配作用,行政权力则作为一种外在的结构形式维系着高等学校组织的存在和发展”。进一步来说,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是行使学术权力的前提,“否则,这种权力的行使,就有可能侵犯其他学者的学术权利——学术自由”。(参见秦惠民:《学术管理活动中的权力关系与权力冲突》,载劳凯声主编:《中国教育法律评论》第1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此种认识,需要注意的是,高校内部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并非与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力完全相同,而且,尽管需要强调它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区别,但更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学术自由不仅是学术权力行使的前提,更是行政权力行使的前提。离开了这一点而谈两种权力的区分,没有太大意义。

  [9] 长期以来,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在我国(不少西方国家也类似)法制建设实践中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其中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政党伦理,越来越趋向于法律化。在这个意义上,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至少具有准法律规范的性质。

  [10] 贺麟:《学术与政治》,载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9页。

  [11] World University Service, Academic Freedom 2: A Human Rights Report, edited by John Daniel, Frederiek de Vlaming, Nigel Hartley, Manfred Nowak, Zed Books Ltd., 1993,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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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界》2005年第2期,刊载时版式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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