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朱富强:经济研究的流行导向及反思

更新时间:2017-06-19 20:03:25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对于真正的实际问题来说,那是无用的”。[23]

  

   在某种意义上,将经济学作为一门艺术的提法,可以追溯到关注应用政策的凯恩斯;凯恩斯甚至将经济学家比作牙科医生,认为它们都具有使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目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本身是作为应用政策经济学出现的,而且,其应用政策主要是着眼于短期的萧条经济。也就是说,经济学作为一门艺术,主要是对应于应用政策领域而言的。科兰德就把经济学划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应用政策经济学三个分枝,强调应用政策经济学是独立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外的凯恩斯所称的“经济学艺术”,它将从实证经济学中获得的认识与规范经济学决定的目标联系起来;并且,认为“应用政策经济学与理论是否适用有关,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无关”,这里的理论主要是指被视为“科学”的实证经济学。[24]显然,在这些学者看来,作为“经济学艺术”的应用政策经济学是与经济学理论无关的,而且,这种“艺术”往往是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并拥有特定知识的现场者所独有的,或者说,他们拥有相对优势的。

  

   确实,应用政策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门艺术,这与管理艺术具有相似的特性。一般地,应用经济学的政策执行者往往需要具有这样三方面的知识:一是渊博的理论知识,这有助于扩大政策决定时的对策选择集;二是清晰的问题描述,这有助于从对策选择集中合理地选择相应对策;三是高超的处理艺术,这主要体现为诸如亲和力、敏锐性、领导力等个人禀赋。因此,作为应用政策的艺术,它基本目的不是在发展而完善传统理论,而是将既有的抽象理论转化到真实世界中去,关注的是如何在已有理论中作出恰当选择的问题;而且,作为一门经济学“艺术”,应用政策主要关注理论的适用性,而与该理论是否真实则相对无关。科兰德写道:“在应用政策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正尽力将抽象的理论转化到真实世界中去。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真实世界的制度及摩擦等在理论形成过程中被抽象掉的因素。应用政策经济学中存在着经验的因素,正如同理论形成过程中存在这一因素一样,但是这是两种类型根本不同的经验工作”。[25]正是基于应用政策的考虑,瓦里安认为,把经济学与物理学进行对比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对比应该是工程学科;同样,把经济学和生物学相比较也是一个错误,更好的比较应该是医学。究其原因,在瓦里安看来,工程学和医学的价值都在于它们的实际用途,而与方法论没有密切关系,因而经济学也应该与方法论没有太大关系。

  

   然而,把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工程学或医学的研究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为工程学和医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又有哪种学科能够为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呢?实际上,正如宾默尔指出,物理学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运行的,而工程学则使用目前已经知道的物理学知识进行制造;类似地,在经济学也存在科学(理论)经济学家和应用经济学家之分。[26]问题在于,理论经济学应该如何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等同于数理建模,问题是,没有思想的思辨又如何能够建立起数理模型呢?同时,如果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又如何发现思想和提升思想的质素呢?一般地,这就需要充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从其他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中获得思维和启发。而且,如果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应用性质的致用之学,就尤其需要借鉴和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社会科学各个分支之间的知识契合往往可以深化对人类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解。事实上,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以及伦理学等都可以为经济学提供认知和思维基础:如心理学提供有关个体行为的知识基础,社会学提供有关社会关系和规范的知识基础,政治学提供有关组织决策及其治理的知识基础,法律提供有关制度演变及其设计的知识基础,而伦理学则提供有关经济政策之利益取向的知识基础,等等。

  

   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刻意地要切断经济学与其它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结果,尽管其它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在近一个多世纪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经济学却还在因袭这些学科早期的而现在已经明显过时的那些知识和理论。譬如,目前的社会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都已经表明,公平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的行为,个体大多倾向于奖励合作者而惩罚那些背信者;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却仍然是建立在早期的还原论心理学之上,它把人类个体视为基于成本-收益的简单反应器。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抽象逻辑作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分析,甚至还试图将这种演绎结论应用到社会实践之中。但试问:如果这些经济学理论没有对它所研究对象的运行机制有较为清楚的认知,同时这些结论又缺乏相当的可证实性和证伪性,那么,我们还能指望它会对我们认知的提高以及社会实践的指导带来所期望的实际效果吗?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合理的微观基础以及停留在艺术性的操作层面上,凯恩斯经济学一直潜含着两大严重缺陷:(1)尽管它注重理论的预测性,却无法对经受长期历史发展的经验检验,也无法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2)它不是解释性的,从而无法满足逻辑推理一致性的检验。显然,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局限于治标层面的应用艺术上,从而就具有非常强烈的短视性和功利性,也就无法为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夯实基础;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长期而言,我们都已经死了。而且,正是由于凯恩斯经济学具有这种短视性,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诸国的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动之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政策缺陷就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从而导致其地位的急遽衰落。因此,简单地从应用政策层面将经济研究视为艺术构造也存在很大问题:将艺术构想简单地应用于社会实践更是犯了严重的工具主义错误。

  

   其实,经济学要取得工程科学或者医学那样的成效,首先必须解释社会事物之间的内在机理,这就需要进一步作理论探究。譬如,就医学而言,只有揭示了病理,才能有根有据地进行治疗,否则只能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甚至是治标不治本。社会实在论大家劳森就指出,“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绝不是阐明/预见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持并控制事件的力量和趋势等。而这种认识是政策分析和有效活动所要求的全部。比方说,医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预测病人皮肤上的病斑的形式,而是辨明引起这一状况的病毒或原因,并开出有效的治愈药方。”[27]事实上,即使推崇数理模型具有智力挑战性之审美价值的瓦里安也承认,“纯粹的审美考虑不能为经济理论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因为理论在经济学中扮演着一个角色。它不只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智力追求,而是在经济研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同样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贡献应该根据经济理论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和指导的贡献来衡量。”[28]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以科学至上主义和工具主义为哲学基础,片面地构造形式优美的数理模型,或者片面地构造特定环境下的概念联系,并试图将之结论应用到其它类似的社会实践中去,反而造成了“艺术水晶球”破裂,这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可见一斑。

  

   四、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之诉求

  

   上面分别剖析了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中的艺术化倾向及其问题。其实,无论是数理建模还是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目的都主要集中在对现象进行解释这一层次上,或者打造成一门纯粹逻辑的公理体系,或者打造成一门纯粹解释的实证体系。其中,数理建模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选择解释;计量实证则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础,采取的是一种功能性解释。显然,正因为无论哪种解释都没有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从而都缺乏认识论的根基,也都面临着“中空的黑箱”问题。[29]尽管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却采取了一种隐含的方法论立场——工具主义——来自圆其说:理论陈述被看作是对真实现象进行分析并组织观察的工具,而被计量检验的命题则被赋予了有效性而被推广到其他分析或实践中。[30]然而,这种方法论取向显然犯了基于工具主义来构建理论的谬误,它混淆了功能联系和因果机理;相应地,无论是在解释、预测还是指导实践上,现代经济学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混乱和误导。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般地,这就必须对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剖析,这也就是社会实在论或社会本体论的基本思想。

  

   一般地,科学本身就体现为一组“能够实现我们为此研究所追求的目的”的知识体系,尽管研究者所追求的目的是多样的:可以是出于改变现状以求实现自身理想,也可以仅仅是出于对一些现象的解释。正因如此,根据研究目的不同,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就存在了外延上的层次问题,也即,存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层次。一方面,科学探究的直接目的是要提高社会认知,例如,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所有那些给我们印象深刻而又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所谓的一种解释(或是一种因果性的解释),就是指一组用来描述有待解释的事态的陈述,而其他的解释性的陈述,则构成有关‘解释’这个词的更狭义的‘解释’”。[31]另一方面,科学探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例如,劳丹就强调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仅仅是从问题的解决能力来看待科学性的程度,尽管研究传统不可证实或证伪,但构成研究传统的理论却可以进行检验的,人们往往选择具有较高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理论。[32]而且,这两个目的层次之间往往也是相通的。譬如,人们看到鸟会飞,就希望探究它会飞的原因,而原因探明了之后,就可以实现人类飞翔的理想。再如,在经济学中我们可以探究人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原因,基于原由的认识又可以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促进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和谐这一目的。

  

   同时,正是由于科学本身体现为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其中必然潜藏着特定个体的认知、信念以及价值判断,因此,科学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显然,从主观性这一角度上讲,科学就与艺术具有某种相似的特征,这也是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往往将经济学研究当成一种艺术臆想的重要原因。克洛尔和豪伊特写道:“尽管一个科学家不能杜撰他所使用的经验资料,但是,严格地说,他是从无限多个可能的数据资料中选取了一些材料来声称通过它们可以认识到某些有趣的模型。采用完全同样的方式,小说家是从无数多个可能的人物和情景中选取某些人物和情景,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写出他所认为的‘好故事’。在两种情况下,科学家与小说家都是艺术家,实际上他们都在‘构思’他们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认识到,科学著作中关于物理现象或社会现象的‘规律’并不比发现文学作品中情节的发展‘顺序’更令人吃惊。……在每一种情况下,这些‘艺术家’都是(从)某种观念出发,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观察结果和实践构成一个值得向人们讲述的故事”。[33]

  

问题在于,即使基于科学内含的主观性而将它与艺术进行类比,我们也不能仅仅看到表象的相似性,而是要深入认识到两者在实质上的差异性。(1)从相似性上讲,科学本身具有主观性,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从而理论的构建往往需要充分运用个人的知性思维,要从大量复杂多变的因素中进行选择。正是在这一角度上,林毅夫认为,“理论构建近乎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和一般的经济学家差别就在于好的经济学家能把握住重要的、一般的、简化的,但又不偏离现实太远的条件于他的理论中。”[34](2)从差异性上讲,在科学研究中,假设设定这种“艺术”不是源于凭空的臆想,而是要建立在扎实而渊博的知识基础之上。例如,弗里德曼就强调,在模型构建中,“要想判断哪些因素时可以忽略的,哪些又是不能忽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4752.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