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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经济研究的流行导向及反思

更新时间:2017-06-19 20:03:25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9]正因如此,模型化甚至会误导和歪曲一个理论所要表达的含义,为此,科斯写道:“一些读者提出要将这种分析纲要以数学形式加以表述,我不会忽略他们的劝告。只有当这种分析力量被用来启发我们认识现实的而不是臆想的世界时,它才会给我们希望。”[10]

  

   第二,思想的过时性。模型化本质上就是将存在的思想编码化、明示化,从而便于传播和交流;显然,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模型化的对象基本上都是前人提出的思想和理论,而这些思想和理论本身却具有非常强的时空性,有其特定的目的和相适应的社会环境;正因如此,这些思想如果与特定历史社会环境相脱节,那么就成为“死”的东西。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那些数理模型中隐藏的往往也就是一些“坏”的思想客体。譬如,有人热衷于把斯密的分工思想模型化,但是,斯密强调“干中学”的内生优势是当时手工作坊下的产物,根本不适应当前这种流水线式的分工体系;再如,有人将李嘉图的分工思想模型化,但李嘉图所强调的外生性的相对优势说仅仅适合于生产要素是自然给定的情况,而当可以人为创造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制度资本等成为主要生产要素时,这种相对优势的适用性就大为降低了。所以,布劳格说,“经济学永远在采纳昨天的偏见。”[11]

  

   第三,思想的常识性。按照杨小凯的观点,主流学派是经济学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那些共同东西,数学因赋予理论和观点以共同的语言而便于共同传授和流传,从而马歇尔、萨缪尔森以及德布鲁的经济学体系逐渐成为主流。[12]问题是,这种被数理符号所编码模型包含了多少精微的思想?根据多普菲的观点,人类思维过程产生的任何想象都可被称为思想,思想既可以在语言上得到表达而进入通过词语(或非词语)的交流连结起来的社会领域,[13]也可以进一步借助数学符号的表达而在特定群体之内进行交流;但是,无论是通过语言还是通过数学符号来表达,这种思想都已经被整理和编码了,都失去了原初思想的丰富性。所以,舒尔茨所说,“经济行为比我们关于经济行为的思想要复杂,而我们的思想要比我们的经济学语言更有理解力,我们的语言比标准理论更有理解力,而标准理论比数理经济学更有理解力”。[14]一般地,被数理模型化的对象往往都是那些过时或一般性常识的思想客体,相应地,经济学数理模型化基本目的也就是将一些已经常识化的思想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以便它的扩散和流传,这可以向社会大众传播一般的常识性知识。正因为主流的数理模型往往只是将过去思想进行编码化、明示化,而思想永远应该领先于模型,并且有更多的思想是难以被编码的;思想的模型化就不能成为理论研究的主要部分,因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顶点”在于发现新的思想和洞见。

  

   上面三点反映出,在很大程度上,艺术化的数理模型构造并不能有助于新思想的产生,甚至不能体现思想的新进展,从而也就不可能促进认知的深化和理论的进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审查一下高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必然会大篇幅宣讲的李嘉图等价定理:它是否促进了认知上的进步。200多年前李嘉图就凭借其非凡的抽象思维能力表达了这么一种推测:在某些条件下,政府无论用债券还是税收筹资,其效果都是相同的或者等价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巴罗在1974年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中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得到重新阐述。其逻辑是:从表面上看以税收筹资和以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的任何债券发行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从而在将来偿还的时候会导致未来更高的税收;显然,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结果此时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一样。巴罗的模型表述就是:在一个跨时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在特定假设(例如完备的资本市场、一次总付税、代际利他和债券增长不能超越经济增长)下,如果公众是理性预期的,那么不管是债券融资还是税收融资,政府所采用的融资方式并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消费、投资、产出和利率水平。问题是,税收和公债的经济效应果真一样吗?如果这样的话,政府的政策就会简单得多了。同时,巴罗又为何会重新复活200年前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呢?在很大程度上,巴罗重新复活李嘉图等价原理仅仅是为了反对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因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观点认为:政府通过举债而不是一次性总付税进行融资时,政府支出的一次性增加将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产生一个更大的扩张效应;而征收一次性总付税与举债不同,它会减少消费支出,抵消掉政府指出的一部分增加。

  

   巴罗反抗凯恩斯学说所构建的模型主要是引入理性预期:社会公众是完全理性的,能够有效预期债券变现最终还是要靠增税来完成;消费者具有“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获得效用,而且从子女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姑且不说理性预期本身就是抽象的臆想,利他主义更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李嘉图等价原理之所以被重新提起并获得推广就在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困境,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滞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解释就是合理的,事实上,即使在美国,政府支出日益依赖公债的发行。正因如此,巴罗这一精致假说一提出就遭到一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质疑和批评:人们是否有动机为超出生命界限的未来增税因素而储蓄。例如,莫迪利安尼提出有限期界理论:人们很少关心生命以外的事情,因而于发债带来的减税效应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加;托宾在《财产积累与经济活动》一书中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中存在利他动机、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无差异、财政政策无财富再分配效应、公债持有者与税负承担者的比例一致等众多限制条件,而这些都与现实不符;曼昆则从消费者的短视、借债约束和代际财富在分配三个角度分析了李嘉图等价定理不成立的原因。显然,巴罗的模型似乎更为精致了,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现实的问题,反而会将社会引向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困境,这可以从英美实行以巴罗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的政策效果中窥见一斑。

  

   其实,U.Maji就曾指出“如果建模只是一种现实联系,其目标是表明能从一组前提推导出程式化的事实,那么经济学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智力游戏。对任何给定的程式化的事实,都有无数可能的逻辑自洽的模型。”[15]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数学逻辑的运算和推导就是同义反复,而在绝大多数的数理模型分析中,假设前提的设定往往就已经决定了最终能够获得的结论。关于这一点,英国地质学家海克斯曾做了形象的表述:“数学像磨盘一样,把撒在它下面的东西磨碎,撒下蒺藜,就不能得到面粉,同样地,写下整页整页的公式,也不能从错误前提中得到真理”。[16]《经济学期刊》(EJ)的主编John Hey回顾了其10年编辑生涯后,也对那些数理模型提出了看法:“这些模型除了为作者所观察到的特定事实寻求一个结论之外,别无所求。这可能是一种有趣的练习,但还是需要加上对该事实的这一解释是否更有用、更优于其他解释的讨论。只是作出一个模型,得到一个期望的结论,是对作者智力的一种检验,却不是对理论与实际的相关性的检验。”[17]既然如此,为何现代主流经济学还刻意将经济研究视为一种艺术构造,并努力追求由数学符号呈现出来的形式美呢?根本上就在于,它承袭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思维,试图将自身打造成一门类似物理学的硬科学。

  

   问题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它不是描述一个相对不变的自然现象,而是要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挖掘和处理;相应地,其研究方法也应存在根本性差异:所谓的简洁和形式之美在自然科学中体现为对本质联系的揭示,而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中就成了粗劣的归类和简单的说教。Rodrik就指出,人类世界太复杂了,根本无法存在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模型。[18]而罗宾逊夫人和伊特韦尔则写道:“纯粹经济逻辑可以看做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小小的分枝,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把大部分论证采用符号形式是有益处的。理由是,一些经济关系,如同储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土地同劳动的比率对产量的影响,或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变化,是不能用简单的、光滑的函数来适当表示的。把它们压缩到代数公式里,可能引起严重的误解。”[19]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将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地位拔得太高了,从而忽视了真正的思想探索。数理经济学家马兰沃也承认,“今天,对建立和求解关于有争议的相关性的模型方面,我们给予了太多的赞扬,而只要不能进行数学模型化处理,即便是一些较好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也被淡然置之。”[20]而且,由于基于数学的优美性来评价一篇经济学论文,以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是否真有思想创见也根本不关心,对此,布劳格的一篇文章就用了一个充满嘲讽的标题《缺乏思想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21]

  

   三、艺术化的计量模型及其问题

  

   经济学的艺术化不仅体现在数理经济学上,也充斥于计量经济学之中。例如,发明Jarque-Bera检验的Bera就强调,计量经济学看起来像数学,但它不是科学,因为它是建立在经验性检验基础上的,所以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艺术(art)![22]正是基于这种思维,目前中国社会那些从事应用计量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在课堂上往往也都会这样教导学生以及青年学子:计量建模就如同是艺术构造,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处理变量以使审稿人、编辑和读者觉得可信。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现代学者可以就相似主题写出完全不同的文章,每篇文章似乎都是数据充实、逻辑严谨的艺术化模型。譬如,就经济增长而言,有学者从大量因素中抽象出省部级官员之流动、升迁日益明显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再通过回归分析来“证明”官员升迁和流动这种政治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有学者则从大量因素中抽象出知识产权法、合同法等法规的大量出台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并将两者联系起来,再通过回归分析来“证明”法律制度建设这种制度激励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所有这些研究都试图通过艺术化的计量模型来论证其所关注的因素是何等重要,并由此提出信心满满的政策主张,却很少关注宏观制度这一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也很少探究其所分析的自变量(如官员升迁和流动、劳动合同法等)出现的根本原因以及潜在的问题。

  

而且,基于局部数据的计量模型所获得的往往只是事物的表象以及相互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而很难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以及相互之间的因果联系;相应地,简单地将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其他社会实践中,就会犯严重的工具主义错误。事实上,即使某个工具可以成为解决特定时空下某个具体问题的一个手段,也不能把成功将解决这一具体问题的工具简单地运用到其他问题上。举个例子,上周我服用某种药物而治好了感冒,那么,当今天再次感冒时,我还可以服用原来的药物以保证感冒的治愈吗?显然不一定,因为引起感冒这一现象的内在机理很可能发生了变化:上次感冒可能是病毒侵蚀引起的,而这次可能是细菌感染引起的。正因如此,医生往往会告诫,在没有弄清楚病因之前是不能随意用药的。同样,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如果简单地以工具主义来推广计量模型得出的非常狭隘的结论,而不弄清经济现象的根本成因及其运行机理,那么所开出的工具主义政策往往就会对社会实践造成严重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无论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还是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都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倾向,它们分别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以及经济大平和时期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新的环境中却都会成为问题的制造者:一个促生了滞胀,一个制造了经济危机。所以,胡佛写道:“把我们的注意局限在短期的、实际的问题——这样做可能使工具主义更能在逻辑上被证明是正确的——的唯一意义在于:倘若‘实际的问题’是可以被解释为医治过去的问题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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